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年和19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其中中央级5人，陈仁炳便是这5人的一个。
陈仁炳生于1909年12月15日，湖北省武昌人，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5年11月加入民盟，1947年与民盟盟员共同创办《展望》杂志。1949年3月，中共军队渡江前夕，陈仁炳出版有文集《走向民主社会》，严厉批评国民党统治。
中共建政后，陈仁炳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委员。
1958年中共开展整风运动后，陈仁炳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做书面发言。他在发言中说：“作为民主党派的成员，我以最大的忠诚拥护党的整风运动。党这样地以最大的热诚和虚心，征求各方面的批评意见。这样的严格对待自己的精神，是伟大的。”
他还说了一个汉代贾谊在“文景之治”时指出王朝危机的故事，当时贾谊在《陈政事疏》中，列政事“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陈仁炳说：“我不敢说一定有叫人痛哭流涕的事情，但是至少，令我们长太息的事情恐怕实在太多了。”
陈仁炳对群众不敢鸣放的原因作出六点分析：“一怕打击报复；二怕党和政府没有决心纠正错误，改正缺点，反而因为提意见而开罪于人；三怕所批评的对象是不倒翁，是一块搬不动的石头，批评由你批评，而不发生纠正错误的效力；四怕所提意见不全面，反被领导拿‘两点论’来加以驳斥；五既然提的是缺点，怕被领导上认为就是否定成绩；六怕领导批评你是在算旧账。”
陈仁炳发言最关键一点，就是他提出可以“算旧账”：“只要我们的动机正确，为了党和祖国的前途，而不是为了算账而算账，不算是一种‘算账主义’，那为什么不好算呢？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譬如说，算一算浪费和走弯路的帐（如果有这样的帐的话），我认为没有坏处，只有好处。”
陈仁炳的这个发言，被刊登在1958年6月9日的《解放日报》上，编辑部代加的篇名为《陈仁炳对共产党整风方法有不同意见》。
没想到，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很快，张春桥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对他提出的“反对乡原态度，提倡贾谊精神”进行了猛烈抨击，说他所讲的“乡原”是在攻击民主人士和党外积极分子。后来，毛泽东的《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也点了他的名。
随后，陈仁炳自然而然地就被定性为右派，其中“乡原”一说，被定性为攻击民主人士和党外积极分子。
据陈仁炳的侄子茅青回忆，陈仁炳是当年唯一一位没有获得“改正”，仍旧在世的大右派。换句话说，他是眼睁睁看着大批右派获得“改正”，而自己却被告知虽然已摘掉右派帽子但对他的右派定性是对的，没有错划。
文革后，在胡耀邦的全力推动下，全国开始了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这些冤假错案多数是文革时期的产物。针对反右运动期间的右派分子虽然不能全面平反但将予以“改正”。陈仁炳非常兴奋，戴在头上的“摘帽右派”的帽子终于可以真正摘除。尽管右派帽子早在1960年摘掉，但是“摘帽右派”这顶帽子仍旧十分沉重。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一九八○年五月八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报告经中共中央审批结果，全国中央一级除了五人外，其他所有右派都将获得“改正”。而这五人仍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这五人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宣布此决定时，其他四人均已去世，只有陈仁炳还活着。
这给晚年的陈仁炳带来了难以言说的心灵上的打击。他多次同和他有着世交兼邻居关系的王元化聊及自己这一难解的痛楚，无法接受后者叫他“看得淡一些”的多次劝解。“陈仁炳是抑郁而终的”，王元化回首往事时，两次强调了“抑郁”二字。不少熟悉陈仁炳的亲朋好友也都这么认为。
中共为何维持陈仁炳的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呢？
传记作家叶永烈曾经采访过陈仁炳，他分析认为，最高层既然不愿全面否定反右运动，那就会留一些代表性人物。陈仁炳就是上海方面的代表性人物，他当时被称为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正因为陈仁炳还活着，在这五人当中要留下一名还活着的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根据1981年6月21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如果陈仁炳的问题也解决了，那么会证明反右运动是根本错误的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