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斌:要外卖小哥“感恩党”,中共真够无耻

哪里人多,行成了群体,中共的黑手就会伸向哪里。越是人多,越是如此。

这不,日前,中共市场监管总局印发文件,明确要求加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决策部署,认真做好网约配送员群体党建工作,引导从业人员“听党话、跟党走”。

更可耻的是,文件还要求引导网约配送员“感党恩”。

此消息一出,微博和X(前推特)上一片哗然。

据Newtalk报道,中国网友纷纷留言质疑:“市监局实在没活干就去送外卖吧,这写的都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强制给外卖员买五险一金再说吧”“办实事不行吗?”“有特供食品、体制内工作、上学和医疗享受特别待遇时,党有没有想到这些网约配送员?”“外卖员本身就是被排挤、被盘剥的群体,还要他们感恩,还有没有天理?”

所谓网约配送员,就是我们挂在嘴边的外卖小哥。

为何我说中共要求他们“感党恩”很可耻呢?

因为中共于外卖小哥不但无恩,而且正是因为生活在中共国里,他们的生活才会那么悲催。

近年来,随着大陆失业率高企,大量失去工作的人涌入外卖行业,外卖小哥的数量急剧膨胀。据悉现在全国的外卖骑手数量约为1300万人。以美团为例,从2020年到2022年,骑手人数从470万增长到624万,增幅达到32.8%。而到了2023年,美团骑手总数已经超过了700万人。

论收入,外卖小哥比大多数打工者都高。但外卖小哥却活得很苦,活在社会鄙视链的最底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外卖小哥工作环境艰苦,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都得在露天奔波,工作时间又长,而工作危险系数却高于一般职业,福利待遇就更差了,还得不到社会应有的尊重。总之,付出与收入严重不成比例。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往往都是在找不到其它工作时,才被迫去送外卖。

2022年,临沂大学文学院教师邢斌兼职当了一个月的骑手。

他在《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一文中,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们讲述了外卖小哥真实的生活。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他们的生活,那就是“苦”。

怎么个苦法?
文章说,美团把骑手分三个等级。核心是美团专送,职业骑手。他们每天九点打卡上班,晚上九点下班。埋头跑系统推送的单子,每单3~4元。都是优化过的好单。取餐处集中,派送处集中,派送距离短,派送时间短。就此而论,比别的骑手相对轻松一些。但不好处是不准请假,每个月只允许休息四天,哪天休息得提前一星期报备,越是刮风下雨下雪越要求准时派送。每天必须干12~14小时,一个月必须干26~28天,平均能挣6000。特别拚命的能挣8000多,都是市区60码逆行闯红灯拿命换的。

专送很苦,但业余送外卖的众包骑手更苦,处于最低的第三级。送一趟单价低30%,单子都是专送挑剩下的,不是偏就是远,要么就是要去没有电梯的搬迁小区爬六楼送上门。好单很难抢到(上两层有60-30秒的提前抢单优先权)。众包工作时间更长,更危险,挣得更少,不听话就被“针对性”礼送到没有订单的边缘地区。好处是不想干就回家躺着,没人强迫你挣钱。我了解的一个外卖哥,每个月能挣7000 (每天干15~16个小时,一个月一天不歇)。

如果骑手出车祸了怎么办?
文章说,每天扣的3元保险(公司扣了60%,只把1.2元交给保险公司)提供最高6000块钱的伤亡保险。不够了,县区运营商承担。还不够治病,县区运营商直接跑路,你起诉都找不到人。起诉城市的运营商都起诉不了,外卖公司总部根本起诉不着,因为都是“劳动外包”,它把自己早隔离出去了。这种重大伤亡事故,据了解城区每个月都有。

猝死,外卖公司总部所有阶层的管理都不会——按照他们的条款,这与外卖公司理睬,总部毫无关系,起诉都是白花钱。全国起诉的都没一个赢的。

那么,在国外送外卖也是这么苦吗?
非也。作者说,他查证了国外快递业的具体情况。日本送一单起价是32元(人民币),北美送一单起价是6美元。所以国外让外卖送到家是很贵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薪水,目前日本是国内的2~3倍,北美也是国内的2~3倍。但底层劳动者的收入,目前日本是国内的8~12倍,北美是国内的10~15倍。)而且,国外的通例是双方都可以差评投诉:骑手被差评五次,要暂停工作重新培训。顾客被骑手差评五次,会被系统封号一年,不能再点外卖,必须自己去取。双方如果投诉,系统提供的都是真人接听电话,2~6小时反馈意见。调解不了,骑手和顾客都可以拿着证据去法院起诉,也可以起诉公司。像起诉公司“违规罚款”“歧视”这种官司,打赢了一辈子就财务自由了(一般都会收到公司钱庭外和解)。因为那些工会,不是一般的厉害,是非常非常厉害。​而我们这些外卖总部的管理系统,与刚才说的那些人性化的公司比较,内核完全不同。

在讲述完外卖小哥的生活实况之后,作者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究竟谁在阻碍我们过上有最低体面水准的生活?”

作者没有给出答案。之所以没有给出答案,我想不是他不知道答案,而是在大陆当下的高压环境下,他没法说出真实的答案。

试想,同样是送外卖,在中国送外卖与在发达国家送外卖境遇却迥然不同,中国的外卖小哥活得比发达国家的同行要苦很多,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差别,这跟社会制度、跟什么人当政和什么人管理这个社会难道没有关系吗?肯定有关系。换句话说,作为当政者和管理者的中共,对外卖小哥的生活困境难咎其责。

可是,中共不但不反躬自省,向社会谢罪,反而还要外卖小哥“感恩党”。古今中外,有几个执政党无耻到这种地步的?!

说无耻都轻了,准确说是无耻至极。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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