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4年01月10日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
1932年8月19日,共产国际间谍牛兰和他的妻子汪得利曾,被中华民国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判决生效后,夫妇二人被押解到江苏第一监狱服刑,这起上世纪三十年代轰动一时的间谍案,终于落幕。
本期威廉希尔公司网站,我们就根据《“牛兰事件”始末》等资料,跟大家说说这对夫妇曾在中国布下的惊人间谍网,和他们的落网经过。
上海租界里的暗桩
牛兰的真实姓名是:亚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尼克,1894年出生于乌克兰;1917年加入俄共(布),参加了列宁领导的十月政变;后成为全俄肃反委员会(也称“契卡”,秘密警察组织)成员;1924年调到共产国际联络部工作。
共产国际是俄共(布)1919年成立的共产党国际组织。它通过操控苏俄以外国家和地区的代理人,在当地建立共产党,为苏共、苏俄(后来的苏联)的最高利益服务。
共产国际远东局成立于1922年,最初设在海参崴,后迁到上海,是共产国际与中共、日本共产党、朝鲜共产党、东南亚国家共产党之间联系的枢纽。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不仅是远东最大的港口和最繁荣的工商业城市,而且是举世闻名的国际大都市。欧美许多国家在这里设租界,外国侨民在这里享有特权,中国政府无权管辖。因此,各国的冒险家、投机家、商人、传教士、政客、军人、文人、罪犯与间谍等,都聚集于此。
1927年11月,牛兰到达上海。在此后的一年多,他来往于上海与欧洲之间,疏通贸易和联络渠道;也在上海租界内活动,或到中国其它城市旅行。
1929年,牛兰开始成为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联络站的主要负责人。他的妻子汪得利曾带着2岁的儿子吉米也来到上海。
为了安全起见,牛兰夫妇持有比利时、瑞士等多国护照,使用数个假姓名,登记了八个信箱、七个电报号,租用十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商店,并频繁更换联络地点。
他们利用在上海租界内的各种合法身份,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联络中共及亚洲各国共产党,做的事情包括:接收与中转信件、电报、邮包;建立秘密印刷点;租用场所举行秘密会议;为赴苏联学习、开会、述职的共产党人办理各种手续等。
牛兰的述职报告和其它档案资料显示,当时,掩护这些活动的主要是上海租界内的三家贸易公司。其中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是“大都会贸易公司”。共产国际通过秘密渠道,将援助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资金汇入该公司。
据记载,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援助中共的资金平均每月达2万5000美元,高出其它支部十几倍。
不难看出,牛兰为共产国际在远东地区的渗透,做了相当多的关键工作,同时,他做了周密的计划,来保护自身安全。
那么,他又是怎么被抓捕的呢?
警探顺藤摸瓜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国民政府逮捕,很快向国民政府投诚。
他供出不少情报,其中提到:“共产国际派遣代表九人来上海,即系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国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不太知道。远东局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他有一个妻子,非常厉害,名字不详。”
国民党中统局获得这个情报后,立即指示所属上海特区,同时通告上海英、法租界当局,共同对牛兰夫妇加紧搜捕。
1931年6月1日,在英国殖民地新加坡,英国警察逮捕了一名法国共产党员杜克‧洛克斯,他是共产国际的人。警察从他带的文件中查到一个电报地址和上海一个邮政信箱号码:205号,海伦诺尔。
新加坡的英国殖民当局立即将这一情报通告上海英国租界当局。上海英租界巡捕房随即对205号信箱进行秘密监视。他们很快查明,此信箱的租用者正是牛兰。他们继续秘密跟踪,查明牛兰的住址是北四川路235号,还发现牛兰在南京路49号C字30号房有一个秘密活动点。
1931年6月15日,上海英美公共租界巡捕房的警探搜查北四川路235号,当场逮捕牛兰,并从他身上搜出3串、共27把钥匙。
接着,警探将牛兰押解到南京路49号C字30号房间,查获很多信件与报纸。警探用牛兰的钥匙打开另一个小房间,又发现三个保险柜,里面装着600多份文件,其中重要的有76份,有共产国际对远东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指示,也有远东局向共产国际总部的报告。
警探还在书桌上发现一张字条,上面用法文写着:“我今天下午两点半再来。”
到了下午两点半,果然,一个拎手提包的女人用钥匙开门进房。这个女人就是牛兰的妻子汪得利曾。警探立即逮捕了她,在她的皮包内搜出一张收据,得知她在上海西郊愚园路宏业花园74号有一住处。
警探立即赶往那里搜查,继续顺藤摸瓜,发现牛兰夫妇在上海还有一住处——赫德路66号。在赫德路66号,警探搜出许多上海各银行的存折,存款总数高达4万7000元。这都是共产国际通过远东局,提供给远东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及红色工会的活动经费。
就这样,牛兰夫妇终于被捕了。之后,他们经历多次提审,但拒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那么,他们的身份最后是如何被查明的呢?
中共总书记泄密
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他在供词中交代了有关牛兰的情况。他说:“共产国际驻上海之东方部负责人,前为米夫,现已回国。现由波兰人负责。该波兰人自称为比国(比利时)人,现因事被关押在英租界巡捕房……”根据这一线索,国民党中统局的上海特区与租界巡捕房联系,很快确认牛兰夫妇的身份。
接着,中华民国驻南非总领事馆向国内提供一张照片,这是1927年共产国际在南非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的合影,其中有牛兰夫妇。中统局的专家与租界巡捕房的警探合作,对这张照片做了仔细辨识,再次确认被捕的牛兰夫妇是共产国际间谍。
牛兰夫妇落网,给共产党造成沉重一击。
首先,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些组织几乎陷入瘫痪状态,其他成员不得不紧急撤离,或停止活动。
其次,亚洲其它国家的共产党也受到影响:从牛兰处查获的文件中,英国租界当局证实,不久前共产国际远东局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南方局,又称香港分局。牛兰被捕前几天,港英警察抓捕一名安南共产党人阮爱国,现得以确认,他就是南方局负责人胡志明。
同时,从牛兰处查获的文件中,发现了好几名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有联系的日本共产党员。英租界巡捕房将材料转交日本警方后,日警立即展开对日共党员与正在日本的中共党员的追捕。
宋庆龄露真容 蒋经国成筹码
1931年8月9日,在英租界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正式开庭审判牛兰夫妇,最后宣布将夫妇二人引渡给南京国民政府。
8月10日,中华民国江苏高等法院刑事一庭,利用江宁地方法院,对牛兰夫妇进行公开审判。经过近10天的审理,8月19日,审判长黎冕宣读了判决书:
“牛兰及汪得利曾犯罪一切证据,不外扰乱治安、勾结叛徒、煽惑军队、破坏纪律为目的,实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一条第一、第三、第四各款,第二条第一、第二两款,及第六条,又犯‘中华民国刑法’第七十四条,各应并科判以死刑。兹爰照大赦条例第二条,各处以无期徒刑。”
牛兰夫妇替共产国际在远东收集情报,与中共、日共、朝共,及东南亚各国共产党联系紧密,他们掌握的、还没外泄的机密情报,可想而知非常多。
所以,共产国际为止损,利用它的各种外围组织对二人开展营救。在这过程中,出力最多的,大家可能很难想像——竟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
有多方证据、包括中共党媒证实,宋庆龄在上世纪30年代秘密成为共产国际的党员。
当时,正好宋庆龄从德国返回中国,路过莫斯科。共产国际委托宋庆龄向中华民国领袖蒋介石提出,要以被羁留在苏联的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作为筹码,换回牛兰夫妇。
在牛兰夫妇被捕5个月后,宋庆龄走进了蒋介石办公室。
蒋、宋这次会面的具体情形,从未被人披露,只有在后来解密的《蒋介石日记》中,有零星记录。
蒋介石1931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此生则几矣。”
这些记述,字字铿锵有力,颇为悲壮。蒋公之所以拒绝宋庆龄的提议,是为了国之利益。他不愿为一“家”之私卖“国”,令祖上蒙羞,令自己在羞愧中度过余生。
好了,今天的威廉希尔公司网站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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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