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这一年发生的大事之一，就是各地造反派积极响应毛的号召，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这是一场毛泽东亲自决策、中央文革小组组织实施、上海造反派带头、迅速波及全国的“共产党整共产党的大内斗”。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今天，我就跟大家谈一谈那场席卷全中国的夺权风暴。
毛泽东生日宴定下夺权总基调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生日。这天晚上，毛在家里摆下宴席。出席的有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还有毛的女儿李讷、侄子毛远新等。
据戚本禹回忆，席间，毛泽东说：斯大林是73岁死的，他死了，资本主义就在苏联复辟了，社会主义堡垒被赫鲁晓夫们从内部攻破了。我现在还不会死，但将来，资本主义会不会在中国复辟呢？这就要看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斗争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就有了。但这一次是全面的斗争。
当大家举杯为毛祝寿时，毛站起来说：“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胜利干杯！”
毛泽东审定社论 发出夺权总动员令
1966年12月27日晚，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召集中央文革小组三大笔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根据毛在生日宴的讲话，起草了1967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其中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所谓“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实际上是“全国全面开展夺权斗争”。
这个社论经毛泽东审定后，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发表，成为1967年“文革”的根本指针。
同一年，中共党媒还发表了一系列由毛审定的社论。比如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文章疯狂地写道：“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
聂元梓奉命到上海 鼓吹夺权
1967年这场夺权风暴，实际上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在中央，毛要夺中共“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的权。在地方，要夺刘、邓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理人的权。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正式向以刘少奇为首、邓小平为副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开炮。
其中第一句话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
这“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谁写的呢？就是北京大学造反派头头聂元梓写的。从此，聂元梓成为毛在“文革”中制造“天下大乱”局面的重要打手之一。
据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回忆录》讲，1966年10月下旬，毛的妻子、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找聂元梓密谈，要她带一帮人到上海，支持、鼓动上海造反派造上海市委的反。
1966年11月初，聂元梓窜到上海后，向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党支部书记徐景贤交了“底”，说她来上海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上海市委”。
12月18日，徐景贤带领上海市委写作班成员宣布造反，召开了批判上海市委大会，打出口号：“火烧陈丕显（市委第一书记）！揪出曹荻秋（市长）！打倒杨西光（市委候补书记）！砸烂常溪萍（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
上海一月夺权风暴
几天后，参加完毛泽东生日宴、领受毛“最高指示”的张春桥和姚文元，立即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身份到上海策划夺权。
1967年1月4日，上海造反派夺了《文汇报》的权；1月5日，夺了《解放日报》的权。
1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以及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等32个全市造反组织，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上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全市几百名局级以上干部陪斗。
大会发出三项通令：第一，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长；第二，勒令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交代“反革命罪行”；第三，要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上海市委。
从此，上海市委、市政府各级机构受到严重冲击，市党政大权逐步落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手中。
上海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毛泽东兴奋异常。1月8日，毛与中央文革小组谈话时声称：“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根据毛的指示，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32个造反派组织发出贺电，肯定上海“一月夺权”以来的“一系列的革命行动”。
贺电还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和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造反派的经验，说要“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此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社论、文章，宣传和介绍上海“一月夺权”的“经验”，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
全国夺权风暴
中央对上海造反派夺权斗争的支持，强力推动了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造反派的夺权行动。
1967年1月12日，山西造反总指挥部宣布：夺了省委、省人委，太原市委、市政府等党政机关的权；1月21日广东，1月25日贵州，1月27日山东，1月31日黑龙江……造反派相继宣布，夺了省委和省人委的权。
这些夺权行动大多与中央文革小组有关。比如：
山西夺权，是江青把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召到北京，责成关锋与刘谈话，叫刘回去夺权的；
贵州夺权，是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得到中央文革小组赏识，被召到北京，江青亲自叫他回去夺权的；
青岛和山东的夺权，是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通过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之子张子石，了解到毛泽东关于夺权的精神而组织实施的；
黑龙江夺权，是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得到与中央文革小组关系密切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的支持而进行的，毛的侄子毛远新是那个造反团的骨干。
80多个“走资派”被公开点名批判
夺权风暴之后，各地建立了一系列“革命委员会”代替从前各地的党委、政府，实行所谓“一元化领导”。从中央到地方，一批党政主要领导被当成“走资派”打倒，并被公开点名批判。
文革前，全国共有副省部级以上官员1253人，经中共中央批准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的，以及部分在中央文件中点名批判的共84人，占总数的6.7%，大大超过毛泽东最初设想的“百分之一、二、三”。各地各部门立案审查“叛徒”、“特务”、“走资派”等453人，占总数的36%。受到冲击的范围更大，达到1011人，占81%。
结语
这场夺权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很快发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
许多所谓的“走资派”被反复批斗、长期关押，有的被折磨致伤、致残、致疯、致死，有的自杀身亡，各级党政机关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原中共大将罗瑞卿之子罗宇曾在给习近平的公开信中说：文革是“全党、全军、全民发疯的十年”。1967年的全国全面夺权斗争，就是这种“发疯”的具体体现。
这种“疯狂”源自哪里？源自中共老祖宗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中共当政后，斗倒了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等，之后在党内掀起大规模自相残杀式的疯狂内斗。而这种内斗，一直持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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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