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之后不到一周，习近平亲帅中共政治局常委到陕北纪念延安整风运动，瞻仰中共七大会址。之后又赴河南安阳视察红旗渠，强调所谓社会主义是拿命换来的。中共在二十大后向左激进的趋势已经明白无误。不难预料的是，在今后的五到十年里，由此带来的党民之间的矛盾将迅速升级。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高层似乎也已经意料到了未来中国社会将出现的党与民之间对立的升级，并为此做了准备。在新上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前所未有地出现了三个掌管警察和特务系统的官员，他们分别是：前国安部长、现任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前公安部副部长、现任中纪委副书记刘金国；和现任公安部长王小洪。
如果说，国安部和公安部是针对国际和国内社会的特务机构，那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则是控制中共党内的特务机构。在现任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中，有三人与中纪委的工作有关。他们是：现任中纪委书记李希，前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和前中纪委副书记李书磊。
从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对中共高层官员的布局不难看出，中共正在走上类似于前苏联依靠秘密警察维持其统治的道路。
如此多的特务头子们凑在一起，他们要对付的当然是那些让中共感到威胁，或至少是让中共觉得不放心的人。那么，未来会让中共心中不安耿耿于怀的是哪些特定的人群呢？
先富起来的那些人
中共在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该论点后来成为所谓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邓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政策的理论基础。
问题是，初级阶段的理论从提出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初级阶段在未来还会持续多长时间？一旦这个初级阶段结束，中共将如何对待那些已经富裕起来的少数人的财富？
中共在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后来成为所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共享”。按照中共的解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总量不断增大，但分配不公问题突出，收入差距、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大。于是，如何共享经济繁荣成为了主要问题。
这里的核心是，习近平与邓小平所关心的问题有了很大的不同：邓小平想要少数人先富起来，而习近平关心的则是穷人与富人之间的财富不公。
中共在其刚刚结束的二十大上首次提出：适当约束高收入群体财富。可见，中共所关心的已经不是如何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而是把少数先富起来的人的财富重新分配，走所谓“共同富裕”的道路。
也就是说，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在中共的眼里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革命的对象。二十大后与中国联通率先启动合作专案的腾讯就是这批韭菜中的头一根。
毫无疑问的是，外企在中国的投资也在这个被约束的财富之列。
在中共二十大后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当年一度濒临破产的供销社便迅速东山再起，官方宣布将重开五万个供销社分社。很明显，中共已经选择了流通领域作为财富重新分配的突破口，未来会有一系列政策出台保障供销社的系统在国内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不难看出，那些已经富裕起来的少数人，当然也就成了中共实践习近平新时代思想的绊脚石。
八零后的几代人
文革结束已经近半个世纪，而中共现在的最高层领导人，恰恰是在文革中开始懂事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习近平从上任就一直在说，不能用改革后的三十年去否定改革前的三十年。所谓“不忘初心”，当然就是不忘毛泽东那一代人的所思所想。
但时代不会为这个“初心”所停留。八零后、九零后和零零后出生的几代人，他们不会像文革时期的中国人那样认为这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还在水生火热之中等待着他们去解放。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许会因为被洗脑而成为小粉红，但他们却绝对不会愿意看到自己所拥有的自由被没收。小粉红们在强制清零中的怨声载道就是一个明确的说明。
手机、互联网和社交平台是八零后的几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随着在经济领域对市场自由度逐渐收紧的控制，中共对资讯流通管道的管制也必将愈来愈严厉。中共从西方引进现代科技之后，先是建立高科技的防火墙，防止民众上网获得海外的资讯。近些年更是变本加厉，建立臭名昭著的社会信用体系，并将此体系与高科技的面部识别系统与个人的手机和银行户头相连。
现代化为中国民众所带来的，不是更高的自由度，而是更多的枷锁。
高科技时代为中共体制下生存的中国民众带来了一个西方所没有的现象，就是层出不穷的为了规避网路检查而发明的各种网路名称。根据2020年从中国移居美国的前网路审查人员刘力朋的介绍，中国网路上当时用来替代习近平的各类网路词汇、符号或文字与符号的不同组合共有3万5000多个。
八零后的几代人，没有文革的经历。如果按照文革的标准，今天中国的网民有多少会被划入“现行反革命”之列？答案应该是太多太多。这几代人中，有不少人已经躺平了，但躺平也许仅仅是第一步。因为，没有人会年纪轻轻身强力壮就自甘选择无所作为。但如果不选择在沉默中死亡，就只能会在沉默中爆发。
所以，随着中共使用高科技手段不断变本加厉地加强对现代资讯管道的管控，八零后的几代人也必然会越来越多地成为中共向左激进路上的障碍。
知识界与文艺界
中国的知识界和文艺界在文革后1976年到1989年六四学生运动之前，曾享有过一段言论自由相对宽松的环境。那段时间中共在邓小平的许可下，出于为文革中被打倒的中共老干部平反的需要，在胡耀邦的带领下搞了一段“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那段时间也出了一批敢于批评和反思文革的作品。
但在六四民主运动被血腥镇压之后，中共给知识分子所留下的批评中共的说话空间，就永远停留在对十年文革和反右运动的反思上。习近平接管中共最高权力之后，开始讲“不忘初心”和“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否定（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于是对文革和反右这两场政治运动进行反思的空间也越来越少了。
八九年民运之后这些年，艺坛上被整肃的大牌儿明星们每几年就出一个。虽然多是以税收和财务问题为由，但目的不外是一个：杀鸡儆猴。
从四十年代初延安整风，五十年代末反右运动，到后来文革中打倒所谓的“现行反革命”，中共对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论管控从来都是维持其统治地位的核心手段之一。如果按照五十年代末反右运动的标准，今天中国的知识界和文艺界名人有多少可以划在反右运动的“右派”的范畴之外？这个问题，值得今天生活在中共体制之下的知识分子深思。
中国的知识精英在过去中共体制内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里，既是被中共收买的人群，也是参与了收割经济改革红利的阶层。随着中共向左迈进走向所谓“共同富裕”的脚步，中共能否继续让他们分享统治者所拥有的红利？而如果这份红利不再，他们还会不会亦步亦趋地紧紧跟着中共左转左进的脚步？有待观察。但无论他们怎么想，中国的知识圈永远都不可能是让中共放心的人群。因为，中共是一个不容许独立思考的专制政权。
综上所述，已经率先富裕起来的人、八零后出生的几代人和中国的知识界文艺界，在未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回笼的大环境下，将首先成为中共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这同时也意味着，这几个群体将有可能会是最早从“复兴”的幻想中梦碎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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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新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