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7月26日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威廉希尔公司网站。
上世纪60年代，中共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全面升温。中共在国内几千万人饿死的情况下，竟然取代苏共，成为阿国最大的金主。但是到上世纪70年代末，这个“无私的金主”，却被阿国说成是“最危险的敌人”。
阿尔巴尼亚为什么翻脸不认人？中共又为什么要做冤大头？今天，我就跟大家谈一谈这出闹剧背后的故事。
中共疯狂向阿国撒币
新华社驻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分社的首席记者王洪起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文中记录说：“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阿成为我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多的国家。”
100多亿元人民币是个什么概念呢？1978年，阿尔巴尼亚的人口是256万，相当于人均收到3,900多元。而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才200多元。
那么，这么多钱用在了什么地方？中共为阿尔巴尼亚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通讯和广播等部门的项目。
这不仅大大提高了阿国的工业化水平，还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援助过头了。耿飚1969年出任中共驻阿大使，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
耿飚在实地调查时看到：阿国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共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还把援助的水泥、钢筋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在全国共修建了一万多个。中共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诸如此类的浪费现象，多得数不胜数。
王洪起的文章也有类似的回忆。他提到，中方好不容易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中国专家看到这样严重的糟蹋，心疼得直掉眼泪。当他们提醒阿方不要随便浪费时，对方竟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
听听，他们眼里的中国，多么地财大气粗！但实际情况呢？这些援助，大量发生在大跃进运动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十年文革期间和唐山大地震后。也就是中国经济十分困难，中国人自己还吃不饱饭，甚至饿死几千万人的情况下。
说到挨饿，王洪起还谈到：“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缓解饥饿，中国挤出极其宝贵的外汇，从国外进口一些粮食。但只要阿尔巴尼亚说需要，中国（中共）就把进口的粮食送给他们。1962年，阿驻中国大使马利列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
中国人被迫成冤大头
中国人等着救命的口粮，就这么说送就送了。当时的阿尔巴尼亚真的比中国更需要这批小麦吗？获得中共这么多援助的阿国，又是怎样回馈的呢？
耿飚回忆说：“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但他们没有棉花，我们还要用外汇从埃及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给我们。”
王洪起更详细地记录说：“阿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一些劣质商品，如香烟、童装、纺织品等，都强行塞给我们包销。人们可能还记得，一毛二一盒的‘钻石’牌香烟，就是阿尔巴尼亚的。价格虽然便宜，但人们并不喜欢。”
就连他们自己的最高领导人霍查，也不吸本国烟，而吸中共为他专门制造的筒装“大中华”。这种特供烟不带过滤嘴，但对尼古丁做了专门的处理。
耿飚透露，“在阿方领导人看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当然。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
中共前副总理李先念1969年访问阿国时，曾问他们的总理谢胡说：“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竟回答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当谢胡陪同李先念访问阿中南部费里区时，在长达六个小时的往返途中，谢胡几乎说了六个小时，所谈内容全是要东西。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哎，中共这是剥削全中国人民的财产，做阿国的冤大头啊。
中共与阿结盟的原因
说到这，朋友们应该都有个问题要问：中共为什么要下此血本，和阿尔巴尼亚结盟呢？这就不得不提苏联了。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成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并在之后调整斯大林时期的内外政策。赫鲁晓夫的这些做法引起中共反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持续恶化。
同时，赫鲁晓夫批斯大林、改善与南斯拉夫关系等做法，也引起阿尔巴尼亚的不满。当年，南共领导人铁托曾计划把阿纳入南的版图，但这一计划被斯大林发现并制止。1948年苏南关系破裂后，阿国立即倒向苏联。斯大林成了阿国最大的外援“金主”，也成了阿国领导人的崇拜对象。所以赫鲁晓夫反斯大林、跟南斯拉夫握手言和，阿尔巴尼亚就不干了。
也就是说，中共和阿尔巴尼亚，对苏共的意见都很大。
1960年6月24日，以苏共为首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派出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据《中苏关系内幕纪实》一书记载，会上，赫鲁晓夫批评毛泽东是“一个极左分子，极端教条主义者，彻头彻尾的左倾修正主义者”。而当时，有且只有一个国家力挺中共，那就是阿尔巴尼亚。
经过这件事，中共认为阿国是欧洲唯一一盏“社会主义的明灯”；阿国呢，则认了中共当“老大哥”。
1961年底，苏共与阿国断绝外交关系，也切断援助。阿国认为自己是替中共“两肋插刀”才失去苏联援助的，所以向中共伸手，理所当然。
1966年5月，中共发动文革。阿国劳动党是全世界支持中共搞文革的唯一执政党。1971年，阿国牵头提决议，要“恢复”所谓中共在联合国的席位，又帮了中共一个大忙。所以，中共感激不尽，没有条件也要硬创造条件，极力笼络这个“小弟”。
阿国与中共反目的原因
中阿能结盟，说到底是由于双方当时在意识形态上高度一致。但是到1969年，这个同盟出现了裂缝。
当时，苏联总理柯西金到越南出席越共领导人胡志明的葬礼。回国途中，他在北京机场，跟中共总理周恩来举行了三个半小时的会谈，中苏关系似乎有缓和的迹向。阿国觉得，中共怎么跟“苏联修正主义”搞到一起去了？
之后，中共着手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联美反苏。但在阿国看来，美国是头号资本主义国家，中共怎么能跟“美帝”搞到一起去呢？
1971年7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访北京，确定尼克松1972年2月正式访华。消息公布后，阿方震惊不已，因为事先中共没有跟他们通气。8月，阿领导人霍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万言信，反对中共跟美国改善关系，认为这是背叛世界革命。
1976年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共开始改变极左政策，但阿国劳动党仍在极左路上往前奔，对中共内政外交都不认同，中阿意识形态的分歧越来越大。
据《“山鹰之国”亲历》一书记载，到了1978年7月，阿领导人霍查称“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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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