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4月25日讯】“关于疫苗的信息非常之多，但对于（药物）治疗方法，提到的次数是零，完全不提。”麦卡洛说。
在我对我内科医生、心脏病专家和流行病专家彼得·麦卡洛博士（Dr. Peter McCullough）的第一部分采访中，我们讨论了他对COVID-19多种（早期）治疗方法的广泛研究，包括一种可能在孟加拉国消灭了COVID-19的预防方法。
《美国思想领袖》麦卡洛专访第二部分概要……
我们将讨论奥密克戎（Omicron）变种病毒、疫苗有效率，以及与疫苗有关的不良事件的全部证据。
麦卡洛说: 奥密克戎的疫情现实及VAERS（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关于疫苗造成伤害和死亡的报告。（在VAERS——CDC的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中，） 86%的情况下，（对不良事件的发生）没有（除了疫苗之外的）任何其它解释。
为什么无症状的病毒传播是极为罕见的？麦卡洛说: 无症状传播，可能是该大流行病最大的一个谬误。
杨杰凯：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威廉希尔公司网站，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具有科学态度的人正在评估疫苗
而在“团结项目”和其中的一系列项目中，它们都是非常严谨的科学项目，这一点非常重要。一些名词概念需要澄清一下——科学态度（pro-science）和反科学态度（anti-science），“科学态度”就是对（病毒）性质和数据的系统研究。（我们）各个团体正在做的是，他们正在研究疫苗的数据，这就是科学态度。
说到“反科学态度”，则要完全消除对疫苗的任何研究或评估。耐人寻味的是，最近，我们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总负责人，现在他即将离任，在一次采访中使用了“反科学”这个词。他说：“我希望自己能更多地研究人类行为，因为在美国有一股反对疫苗的反科学浪潮。 ”
不是这样的。实际情况是，具有科学态度的人正在评估疫苗。你说得对，他们担心给儿童接种疫苗，因为他们认为，儿童作为一个群体，不在风险分层范围之内，我们甚至不需要为儿童治疗COVID-19病毒，儿童的风险非常低。因此，我们从来不需为儿童接种（COVID）疫苗，对于儿童，我们甚至不会统一为他们治疗（COVID）病情。
因此，目前儿科（对COVID）的护理标准是，出现严重症状、或原先患有疾病（underlying medical conditions）的儿童。举一个常见的例子，比如囊性纤维化（cystic fibrosis），这个儿童应该接受治疗。（使用）沙丁胺醇、吸入式布地奈德、口服阿奇霉素、口服甲基强的松龙、基于体重剂量的阿司匹林，儿童总能从疾病中康复过来。
自大流行爆发以来，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可悲的是，每年大约有600名儿童死亡。顺便说一下，每年大概有600个（儿童）死于其它呼吸道病毒，无论是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RSV）还是流感，大约是600个。去年，我们差不多消除了流感（造成的死亡），COVID-19病毒几乎取代了流感，而去年大约是600个（儿童死亡）。同样，COVID-19病毒几乎取代了流感，大部分儿童（死亡原因）是本来患有囊性纤维化、肺部疾病、先天性心肺疾病，以及癌症等等。
这些估计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马蒂‧马卡里（Marty Makary）、明尼苏达州（州参议员）的斯科特‧詹森（Scott Jensen）做了分析。他们认为，他们也许能找到一个健康儿童、死于COVID-19的例子。我的意思是，这个结果应该是不可思议的保障。去年死于溺水、事故和凶杀的儿童，比死于COVID-19更多。儿童死亡的社会决定因素，要比COVID-19病毒大得多。
不需为儿童接种COVID-19疫苗
实际上在儿童中间，COVID-19不构成公共健康威胁，就这样，不必再说下去了。因此由于这些原因，优秀的医生从不会考虑为儿童接种这类疾病的疫苗；有见识、有洞察力的好心父母也不会这样做，不会有这种事情。就像我们不会为儿童接种疫苗，防止普通感冒一样。儿童每年会得四到八次普通感冒，他们传来传去。我们根本不会有一个针对感冒的疫苗计划。我们为儿童接种疫苗，是为了防止小儿麻痹症等可怕的疾病，我们为孩子们接种疫苗，以应对那些已经被证实可能会导致学校关闭的传染病，例如水痘爆发。
杨杰凯：（还例如，）麻疹。
麦卡洛: （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流行性腮腺炎、麻疹，我们为其接种疫苗。流行性腮腺炎有一种后遗症，被称为腮腺炎睾丸炎，它能使小男孩成年后不能生育。因此，我们有理由对这些传染病进行疫苗接种，我们绝不会为普通感冒接种疫苗。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是对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永远不该让儿童接种没有长期安全记录的疫苗。
FDA（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基于（编码）抗原的（mRNA）疫苗的（安全）标准，只有2年的安全记录。我们需要严格确保，它不会导致生长缺陷，导致潜在自身免疫或癌症的长期风险。我们永远不会这样做，永远不会让我们的孩子接种这些疫苗。
显然，对于基因产品、（使用了）基因转移技术（的COVID疫苗），需要由FDA进行5年期的安全审查，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允许我们的孩子，注射（使用了）转基因技术（的疫苗），除非我们的孩子得到安全保证。
因此，当这些疫苗临床试验测试时，有针对12至17岁儿童的临床试验，用辉瑞疫苗注射两针，每针30微克。然后5至11岁儿童，每针10微克的辉瑞mRNA疫苗。
弗兰克（Robert W. Frenck Jr.）和同事、以及沃尔特（E. B. Walter）和同事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发表的临床试验和综合论文显示，在大约4500名随机接受疫苗与安慰剂的儿童中，数千名儿童的总效果，是预防了大概二十几个鼻塞病例。
如此而已。没有提到（预防病毒）传播，没有减少严重症状，在两组试验中都没有这样的效果，啥都没有。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孩子生病了，他们有身体疼痛、发烧、发冷和其它症状等等。因此，仅仅是临床试验、短期的跟踪，并没有给美国提供为儿童健康接种疫苗的动力，没有。事实上……
大约有200名儿童在接种疫苗后生病
杨杰凯：但（你说的）这并不是试验得出的结论。（试验给出的）结论是它们（疫苗）是安全的，对吗？
麦卡洛: 在这个疫苗狂热的时代，我们真正能评论的是数据和结果，作者得出的结论并不相干，如果他们陷入了接种疫苗的狂热之中…… 有一些论文基本上没有显示出疫苗对儿童）根本性的影响，其结论是给所有人接种疫苗。只不过这些结论是可被摆布的，我们只是会坚持从数据出发。
有一个什么结论从临床试验中得出来吗？没有。不，我不打算接种疫苗。临床试验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是否（临床试验能证明）严重症状极大减少、死亡率减少、对孩子们有意义的东西、减少家庭传播等等之类的东西了吗？没有，什么都没有。从随机临床试验中，什么结论都没有得出。
之后，这些随机试验在儿科会议上被评估。最有意思的评论是由鲁宾博士（Dr. Eric Rubin）提出来的，他是我的一个同辈人，也是一位编辑、《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编辑。鲁宾博士是咨询小组的成员，他说，“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些疫苗在儿童身上是否安全，除非我们直接将疫苗推广使用。”
因此，在他看来，作为《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编辑和咨询小组有影响力的成员，对美国儿童进行（疫苗）安全性测试（的方式），就是以不受控制的方式对儿童进行全面的疫苗接种，不受控制地展开后续行动，让父母们在疫苗安全性上陷入焦虑恐慌。
那么事情的结果如何呢？在6月份，我们了解到心肌炎的故事，大约有200名儿童，在接种疫苗后生病，他们出现了胸痛、心力衰竭的症状和体征、心电图的剧烈变化、ST段抬高、非常高的心肌肌钙蛋白、血液测试显示受到伤害。心肌肌钙蛋白是标准心脏病发作时的10至100倍，大量的心脏损伤。
在重症监护室的成人病人中，呼吸系统疾病病人有轻微的肌钙蛋白升高，但非常温和，没有其它相应的变化，不是心肌炎。实际上中国人（在疫情）最初描述的（染疫症状），不是呼吸道感染引发的心肌炎，而是肌钙蛋白无症状升高，这种情况极其少见，它发生在肺炎球菌肺炎和其它肺炎中。所以它不是心肌炎，这在文献中实际上是被误解了。
疫苗引起的心肌炎 很严重
但疫苗引起的心肌炎，是一种十足的 心肌炎，而且很严重。90%的这些孩子都在住院，父母们都很担心，四分之一左右的孩子有超声心动图异常现象。我们知道，在心肌炎治疗指南中，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使用药物——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 inhibitors）和β阻滞剂——来预防心力衰竭。这会导致3到6个月内，不能进行身体力活动，这是一个大问题。
6月份，当FDA疫苗和CDC的两个场合开会时，他们实际上用了两个词来形容，即它（疫苗不良反应）很“温和”，而且很“罕见”。 “温和”这个结论不对，因为我们知道，根据（医疗）监管法律和标准，（因疫苗而）住院是一个严重的不良事件。
因此，任何公职人员都不能在事情严重时，说它是“温和”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渎职。这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而我们的公共卫生官员，在他们所有的会议记录和笔记中，都是这样做的。作为一个数据的安全专家，我永远不会这样做，永远不会。
他们说的第二词是“罕见”，因为他们用了200个病例，除以庞大的接种疫苗人群，因为分母很大，他们得出的数字就非常小。在临床试验的（药物、疫苗）安全审查中，我们（作为专家）从来不这样做。我们使用“冰山一角”（tip of the iceberg）这个名词，原因何在？因为发现的只是一个点。回到6月份，我们几乎还没有开始为孩子们接种疫苗，孩子们在夏天开始接种疫苗了。我们的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VAERS），就在此时此刻，有了超过1万6000个案例。
因此，当我在全国电视威廉希尔体育官网中说“这不罕见”时，我是对的。我说“这是冰山一角”，我也是对的。这只是……16,000是个巨大的数字。对于任何面对普通民众的市场性的（医学）项目来说，任何（每百万人）超过50人（死亡）的数字，在安全上都是不可接受的一个数字。
因此，（如果）一个糖尿病药物导致50人的死亡，它就退出市场了；5人死亡，黑框警告。一种抗生素造成50例肝炎，它就被淘汰了，已经下架了。我们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一种抗生素、一种糖尿病药物，我们绝不会容忍一种导致心肌炎的药物，绝不会。
芬兰的阿罗拉（Anita Arola）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说，在COVID-19大流行之前，他们采集了芬兰全部人口中所有小儿心肌炎的病例，因强大病毒而引发的或特发性的自发性心肌炎的比率，是每百万人中有4例。
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特蕾西·霍格（Tracy Beth Hoag）的一篇论文中，我们可以进行估计，这篇论文使用了VAERS和V-Safe（美国疫苗副作用追踪程序）的数据，她估计，实际上，在这些接种了疫苗的儿童中，（12至15岁男孩群体的）心肌炎的上限是每百万162例，远远超过4例。疾控中心（CDC）最初估计说是（每百万）50到60之间，这很高。但是，不，（实际情况）可能要高得多。
霍格的论文表明，一个男孩，比如，12至17岁之间的，更有可能因（接种疫苗后引发）心肌炎而住院，而不是因为碰巧没有接种疫苗、感染了COVID-19病毒、有了呼吸道症状而住院。权衡比较的结果相当糟糕，疾控中心（CDC）和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在9月和10月的监管会议上，都听到了这一点，对霍格的分析没有异议。
若你接种疫苗 自然免疫便陷入双重危险中
现在，罗恩·科斯托夫（Ronald N. Kostoff）在《毒理学报告》（Toxicology Reports）上发表了一篇分析论文，标题是“我们为什么要给儿童接种疫苗？”但他实际上分析了所有的年龄组，并得出了类似的死亡率的结论。并说在65岁时，当人们认为疫苗会有好处时，65岁的人，在接种疫苗后死亡的可能性，比他们死于COVID-19呼吸道疾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他们可能不会感染上COVID-19呼吸道疾病（而却被强制接种疫苗）。
霍格和科斯托夫的分析得出这样的结果，都是基于决定论（注：一种哲学理论，认为所有事件都是前述充分原因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当你接种疫苗时，百分之百地可以确定，疫苗（肯定）在你的身体里，这一点毋庸置疑。你已经接触到了疫苗，你身体里面的一切，都将会暴露在疫苗之下，包括接触到极为活跃的刺突蛋白。
如果你推迟接种疫苗，你可能感染上、也可能不感染上COVID病毒，你可能永远不会再接触到（疫苗引起的）刺突蛋白，你可能具有自然免疫力，从而你不可能再感染COVID-19。但请记住，一个自然免疫的人，如果接种了疫苗，他们会再次接触到（疫苗中的）另一种极为活跃的刺突蛋白，他们会再次接触到。因此，如果你愿意（接种疫苗）的话，自然免疫便陷入一种双重危险之中。
因此，科斯托夫分析说，一个65岁的人死于疫苗的可能性，比死于COVID-19呼吸道疾病的可能性，高出5倍。现在我们有了关于死亡率的数据，在美国，这些数据绝对是大量涌现的。我认为，需要重要指出的是，我们从CDC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VAERS）知道，就在此时此刻，CDC已经认证的死亡人数超过2万人。
罗斯（Jessica Rose）和麦克劳克林（McLaughlin）之前的分析表明，在春天，这些死亡中有50%发生在（接种后的）48小时之内，80%的死亡发生在一周之内，当时，有86%的（死亡）没有（疫苗外的）其它解释。我们从英格兰一个以证据为基础的咨询小组了解到，他们评估了黄卡系统（yellow card system，英国的药物不良事件报告系统），这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他们发现了完全相同的分析。
接种疫苗死亡 无法预防
而现在，在纽约哥伦布大学刚刚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潘塔萨托斯（Spiro P. Pantazatos）等人，利用欧洲的数据，以及美国的数据，和美国人口普查信息及疫苗登记册——他们知道谁接种了疫苗，谁死亡了。他们现在估计，从2021年2月到8月，不幸的是，有14.6万到18.7万美国人，在接种COVID-19疫苗后不久死亡，这些数字是相当惊人的。
我可以告诉你，任何面对普通民众的市场性产品的可接受（致死率）极限是（每百万人中）50人死亡。我们知道，在猪流感大流行中，我们达到了（每百万人中）25人死亡，这是不允许的。1976年，我们有5500万人接种了猪流感疫苗，（每百万人中）50人死亡，（这种疫苗）被弃了。（猪流感疫苗引发了）550例格林-巴利综合征（Guillain-Barre Syndrome，注：一种瘫痪肌肉神经的疾病，这种症状是对现代流感疫苗的一种罕见反应），死亡人数上升到（每百万人中）53人，美国人说他们非常对不起接种疫苗的人。
呼吸道感染造成的生命损失，已经够糟糕了。但现在有这种双重危险，即死于COVID和（因疫苗而）累积的这些死亡，其中我们有80万例死亡，我估计其中85%的人，可以通过早期治疗来预防（COVID）。现在，我们有18.7万（死亡），可能是疫苗之后的死亡，这些（死亡）都不是我们可以预防的。
我认为，没有一例因COVID-19疫苗而导致的死亡，是可以预防的，为什么？因为强生疫苗，美国以外生产的阿斯利康疫苗，辉瑞疫苗和Moderna疫苗，都是基因疫苗。它们通过脂质纳米颗粒（lipid nanoparticles），向体内的细胞嵌合体提供遗传物质。它们劫持体内的细胞，产生危险的刺突蛋白，刺突蛋白的生成不受时间和数量的限制。
这是史上第一次，我们被注射了（基因）疫苗，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接种了基因疫苗，不知道接种了多少抗原疫苗。
刺突蛋白本身致命 会损害器官
刺突蛋白本身就是致命的，它会损害器官，导致内皮损伤和血凝块，它会进入心脏，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心肌炎的原因。阿沃利奥（Elisa Avolio）及其同事的一篇论文表明，支持毛细血管和心肌细胞的细胞——周细胞（pericytes）被刺突蛋白损坏。
对接种疫苗者的尸检研究表明，刺突蛋白无处不在。它在大脑中，难怪会有头痛和脑部血栓、耳鸣、大脑皮质盲和眼睛失明、癫痫发作。它损害了血管，难怪会有中风、心脏病发作、血栓、肺栓塞的发生。难怪FDA（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造成）中心静脉和海绵状静脉血栓的（强生）疫苗，提出正式警告。
他们提出警告，因为格林-巴利综合征造成神经系统受到损伤， FDA提出正式警告，难怪有警告。FDA告诉父母们，疫苗能够导致心肌炎，警告辉瑞和Moderna疫苗导致心肌炎。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了。
杰西卡·罗斯（Jessica Rose）和我，在《当前心脏病学问题》（Current Problems in Cardiology）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在（有偏见的）审查制度下，我们确实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我们写了这篇论文，我们分析了VAERS系统，只是简单报告发生了什么，就只这样，我们只是报告了（接种疫苗后的）心肌炎的病例。
其中一个主要发现是，虽然（因疫苗引发的心肌炎）高峰是在17岁左右，但它是一个偏斜分布，尾部一直延伸到50岁。而对于男性而言，90%的心肌炎受害者是男性，这意味着，与你（杨杰凯）同龄的男性接种疫苗后，可能会患上心肌炎。这就是我们在VAERS中看到的情况。
这篇论文是篇邀请稿，它受到了杂志的欢迎。有编辑部的信件，罗斯博士是第一作者。它被提交，并进入了同行评审，最终有所改动，有毛校样。论文被接受，出版费已经支付。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作为资深作者支付了这些费用。有版权协议，有合同，有制作彩色图表的额外费用。这是由《当前心脏病学问题》出版的，并在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NLM）中被引用，成为医学史永久的一部分。
然后，在美国儿科会议审议儿童疫苗的前5天，爱思唯尔出版公司（Elsevier）将这篇论文从医疗数据库搜索引擎PubMed中撤下。（一般情况下）这的确很难做到，他们说，“我们要撤回这篇论文，因为我们认为，一开始我们就没有邀请它。”然后我查看了合同，我问，“在什么情况下，他们可以在论文发表后破天荒地撤回？ ”真的，合同规定，只有在没有科学依据的情况下，才能这样做，而爱思唯尔并没有说这篇论文没有科学依据。
因此，其结果就是，在儿科会议召开前5天，正当研究人员和科学家试图了解疫苗效果如何、儿童如何受到伤害，一篇关键的论文被审查。这是一种（恶意）审查行为，爱思唯尔公司现在被一份诉讼意向书起诉，诉讼针对爱思唯尔违反合同。顺便说一句，他们没有归还这些（作者支付的出版）费用。有趣的是，他们没有归还费用，数千美元的费用，没有归还。
他们在没有正当程序、没有讨论的情况下，撤下了这篇论文。最重要的是，现在他们还参与了（学术）侵权干预，也就是说，他们正在干预科学出版业务，实际上是干预公开发行关键（科学）数据。因此，爱思唯尔，这个世界上最大（科学与医疗）的出版商，将因为这种公开的科学审查行为，而被诉讼，受到高度关注。
[旁白] 杨杰凯：针对麦卡洛博士因删除他的心肌炎论文，而对爱思唯尔提起的诉讼，爱思唯尔公司拒绝发表评论。
在接种疫苗后 看到庞大的死亡峰值
杨杰凯：我想返回去谈一下你刚才引用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这项新的研究。那么，有几个问题（想请你说一说）。首先，我们所谈论的，我认为都非常重要，都属于罕见事件。比方说，人们因COVID而死亡是非常罕见的，人们因疫苗而死亡也非常罕见。所有这些都是罕见的事件。我只是想确保（信息）是清楚的，因为我觉得，人们可能有各种猜测，鉴于现有的信息传递（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在一个巨大的接种人群中，（发生罕见事件的）仍然有很多人，即使是（发生罕见事件）也是一个巨大的人群。那么，这项研究是如何进行的？是如何得出这些信息的？这让人难以置信，但我想多听一些。
麦卡洛: 由于死亡被报告给了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VAERS），而且由于死亡与接种疫苗紧密相关，死亡事件不是在一段时间之内随机分布的。如果死亡只是（随机发生的）与疫苗无关，我们就不会刚好在接种疫苗后，看到庞大的死亡峰值，我们根本就不会看到。就像我们看到的（接种疫苗后的）心脏病发作、中风、瘫痪和血栓的巨大峰值等等之类，它们都（与接种疫苗）紧密相关。
我们知道，这些疫苗会诱使人体制造一种致命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被操纵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在中国武汉的一个实验室里被制造成致命的。所以它们有一个危险的作用机制，（与疫苗致死）有一个非常、非常紧密的时间联系。至少有一项分析，试图公平评估所有意外事件，说“听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除疫苗之外没有其它解释。”
非致命的心脏病或中风 接种疫苗后变成致命了？
这些（疫苗造成的）死亡与非致命事件是一致的（意思是，像非致命的心脏病或中风，接种疫苗后变成致命的了）。那么，是否有一些事情可能是险些发生的，如心脏病发作或中风（却因接种疫苗而造成死亡的）呢？是的。
所以我们有（疫苗与死亡的）内在一致性。在英国的黄卡系统和欧洲的药物不良反应信息系统（EudraVigilance）中，也有同样的发现，所以我们实际上已经满足了所有“布拉德福德·希尔因果关系准则”（Bradford Hill tenants of causality）。
那麽，我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流行病学家，这是我的工作。我告诉你，毫无疑问，我们在这些安全系统中，观察到的很大一部分死亡，实际上是由疫苗造成的。因此，当我们结合人口普查的数据，我们知道人们何时死亡，知道他们何时接种疫苗。
人们可以做一个分析，就像我提到的哥伦比亚大学那样，开始尝试掌握，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的数据，有多少人在接种疫苗后死亡。即使很小比例直接由疫苗引起的，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通过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我们也有办法来确定这一点。不是每个人都有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为65 岁或以上人士、或不足65岁但患有某种残障的人士，及患有永久性肾脏衰竭 的任何年龄的人士提供的健康保险）或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白卡，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医疗保险，孕妇、儿童、老年人、残疾人都可能符合资格），但这是一个牢靠的系统，我们知道某人接受了疫苗，知道他们何时死亡。而且我们实际上可以选择一个窗口，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此，如果VAERS系统是自发报告的，实际上某人必须被提醒，并实际填写表格来报告…… 我已经在VAERS中报告了一起死亡事件。所以我可以告诉你，这需要花很大的精力，大概需要半小时，在意识到伪造表格会被判处监禁或联邦罚款的情况下，填写多种表格。我的意思是，这非常严肃。疾控中心（CDC）告诉我们，这些死亡是在接种疫苗后发生的，我可以告诉你这是真的。
从迈斯纳（Meisner）及其同事在COVID-19爆发之前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我们知道，在这些（死亡）报告中，有86%是由医生、护士、保健人员、疫苗中心的人、药物公司完成的。他们认为，实际上，死亡是由于疫苗造成的。而我们知道，有14%的（死亡）报告是由家庭成员完成的。
VAERS中报告的死亡人数是真实的
但无论如何，我可以告诉你，在我看来，VAERS中报告的死亡人数，毫无疑问是真实的。CDC核实了它，他们得到一个临时的VAERS号码，他们实际上证明了它，他们说它是真实的。20,000个死亡报告中，其中一半已知是美国国内的（死亡）报告，因为我们的系统也接收其它国家的（死亡）报告。
因此，如果我们在VAERS（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中有9,000例死亡，我们有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分析数据，这个数据的上限为（每百万人中）187例死亡。我们还有一个中间数字，在（2021年）夏天早些时候出来的。很明显，随着疫苗接种和施打加强针，死亡人数将继续增加。但是，有一个针对联邦政府的诉讼案，首席律师是汤姆·伦茨（Tom Rentz），从CMS（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数据中做了一个推断，估计的真实的（死亡）数字是45,000人。
因此，当我们有VAERS真实的死亡数字，实际上我们可以计算出漏报的数字。漏报的数字有多少？从CMS内部的吹哨人对CMS提出的诉讼来看——当时很多人都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漏报的数值是5倍，因此，（漏报的数字比）我们在VAERS中看到的，可能糟糕要5倍。
现在，随着刚刚出来的哥伦比亚大学论文，漏报的数字已经升级为20（倍）。但是，之前由哈佛大学为VAERS中的漏报情况所作的一项研究中，认定的漏报率显然介于1%和100%之间。
我可以告诉你，大量的美国人在接种COVID-19疫苗后死亡，数量非常大。如果你（CDC）将其除以整个国家的人口（得出一个很小的数字），这不是我所关注的。几个月前，佛罗里达州的一栋公寓倒塌了，3个人被压在楼底，美国对建筑安全标准出离愤怒了。在911事件中，约2000美国人丧生，导致美国开战。187,000人（因疫苗而死亡），应该掀起一场愤怒的浪潮，它值得人们愤怒。你知道为什么让人愤怒，因为现在我们正处于一场强迫民众接种疫苗僵持不下的战斗中，而人们并不希望接种疫苗。
而真实情况是，一旦开始有人死于疫苗，人们便议论开了。令人费解的是，在一个本应大受欢迎、并被广泛接受的大型疫苗项目中，疫苗接种率在（2021年）4月中旬直线下降，直线下降。人们只是说，他们不要接种疫苗了，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亲人死去，他们在谈论。
因此，当疫苗接种率急剧下降时，突然间每个人的手臂上都（强制）被扎上一针（疫苗），这是不可能的。然后我们开始看到引诱人们接种疫苗，（接种疫苗可以免费）喝杯啤酒，吃个甜甜圈，可以参加一百万美元的抽奖活动吧？有免费的大学奖学金可拿如何？我们实际上践踏了《纽伦堡法典》。记得最初，在（2020年）12月、（2021年）1月、2月，接种疫苗完全是自愿的，因为当时疫苗正处于研究评估阶段（还没有这么多死亡案例）。
《纽伦堡法典》出自纳粹德国，在那里，医生参与了大屠杀中针对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可怕的研究犯罪，包括在某个时间点上，将他们一直推进毒气室。所以重要的是，《纽伦堡法典》、德国的纽伦堡审判说，永不再犯，我们永远不会做这样（种族灭绝）的研究，无论在任何压力、胁迫或参与或不参与受到威胁报复的情况下，就这样。
因此，作为一名医生，人们问我：“麦卡洛医生，你鼓励接种疫苗吗？” 我说，“绝不。我绝不会违反《纽伦堡法典》。”没有一个好医生会这样做，没有一个好医生和好的医学团体鼓励接种疫苗，永远不会。任何医生、或任何医学团体、或任何雇主、或任何政府，如果真的对任何人施加任何压力，都违反了《纽伦堡法典》，因为所有的（COVID）疫苗都在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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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