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只字未提俄乌战争，但忧虑却难以掩藏，如提2022年要“促进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加强原材料、关键零部件等供给保障，实施龙头企业保链稳链工程，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俄乌战争加剧全球产业链重组，规模世界第一的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历史性冲击，把制造业当作王牌的中共怎不心焦？
如果说全球产业链重组的“去中共化”是长期趋势，表面上尚不那么激烈的话；那么，俄乌战争对国际金融界的冲击，则是即刻的、直接的，《华尔街日报》称“外资大量流出中国股市”（ 截至3月24日，境外投资者本月已抛售95亿美元的中国内地股票），原因是“投资者重新评估地缘政治风险”。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给外国投资者敲响了一记警钟，许多金融界人士根本没料到这场战争会发生，他们在问“为什么我们对俄罗斯的预判这么不准，那我们还可能在其它哪些方面做出错误的判断？”投资中国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担忧。这或许使2022成为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之年。下面先简单回溯一下历史。
全球产业链重组之于中国的三个阶段
大家知道，2008年金融危机结束了全球化的高歌猛进，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速放缓，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持续了近30年的扩张后出现收缩。一些人称之为“逆全球化”，并持续至今。在这个大背景中，全球价值链进行着深刻调整。就全球价值链重组与中国的关系而言，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8—2016。在全球化收益下降、成本和风险上扬的情势下，中国却逆势而起，价值链进一步提升、产业集群进一步形成，使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大幅提升。同时，欧美国家提出“再工业化”；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一些产业也在移出中国。
第二阶段，2017—2019。川普就职美国总统后，美国对华政策进行根本性调整。以中美贸易战为标志，中国的国际经济处境开始逆转。非关税成本和关税成本的双重成本驱动下，供应链重置加速。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的研究显示， 2015年-2017年，中国总体占美国市场份额是上升的，特别是高科技产品上升明显（说明海外的产业链高端的部分向中国转移），虽然劳动密集型产品下降（2015年开始是东南亚取代中国）；但贸易战开打后，中国出口美国15大主要产品有14项比重都下降了，不论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这表明贸易战对中国产品出口美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全球产业链开始移出中国，尤其是那些把中国作为出口基地的产业。而美国也在加强区域合作。例如，2019年美国从中国大陆的制造业进口减少17%，从墨西哥的制造业进口量增加130亿美元。
第三阶段，2020—2021。瘟疫爆发，全球经济一度“暂停”，疫情一直延烧，未来难以预测。这对全球产业链重组产生了复杂的、深刻的影响。
一方面，疫情最先重创中国，“去中国化”的声音一度高涨；但疫情随即肆虐美欧，而中国疫情表面受控，率先复工复产，全球供应链反而更加倚重中国。例如，根据中共官方数据（且不论其真假），这两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分别高达32.16万亿和39.1万亿（人民币，下同），分别同比增长1.9%和21.4%，巩固了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这两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别为9,999.8亿元和11,493.6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6.2%和14.9%，实现引资总量、增长幅度、全球占比“三提升”，2020年还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最大外资流入国。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与众多跨国企业决策者们交流后认为，疫情其实放慢了中美贸易战以来产业链的搬迁趋势，而非加快：一是搬迁意味着新投资，但全球衰退阴霾导致无人愿投；二是以TMT（科技、媒体和通信）产业链为例，全球龙头企业几乎都认为，中国在复工中展现的管理能力，进一步验证了它相对于其它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
但另一方面，从中长期角度看，疫情又分别从企业和国家两个层面强化了全球产业链重组“去中国化”的趋势。因为现有的全球分工、基于经济效率原则的全球采购与运输物流体系，一旦关键环节断裂，将面临巨大风险。具体而言，（一）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回归本土，尤其是医疗医药等产业；（二）供应链“缩短”和保持“弹性”，将从离岸生产转向近岸、在岸生产，深化区域合作；（三）分散化以增强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不再把供应链集中在一个国家，但分散化是个较长的过程，一些跨国公司或采取“中国+X”策略；（四）靠近市场、就地生产。
2022年或开启新阶段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俄乌战争的影响比“9・11”更大。笔者以为这有可能，但与“9・11”不同的是，俄乌战争只是极大推进了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而非重塑。当然，这是一个大话题，本文只简单讨论俄乌战争对国际经济界投资中国的影响。
俄乌战争对中国经济影响之大，只看一个例子即可：中国股市动荡之激烈。有论者提出，“为什么战事发生在欧洲，但中国市场的资产价格调整却极为剧烈？为什么中国股市的反应最为突出？”该论者认为，在没有紧缩性货币条件的情况下，在市场流动性和企业资金没有发生短期异常变动的情况下，这种脆弱性侧面反映了市场信心不足，也传递了投资者和企业家对于基本面的担忧，市场表现和过去的蓬勃向上时期相比出现了显着差异（该论者还指出，俄乌战争“对于全球供应链调整的冲击或比疫情冲击更为广泛”） 。
的确是“市场信心不足”。但这不仅是指国内投资者，也包含国际投资者。为什么国际投资者对中国信心不足呢？
笔者以为，这是因为国际投资者的认知和心理框架被俄乌战争严重动摇了，开始从新认识俄罗斯和中共。如下四个因素，或使国际投资者与中共渐行渐远，全球产业链重组之于中国进入新阶段。
其一，俄罗斯敢悍然发动战争，它还是“后共产政权国家”，那么作为“共产政权”的中共，是不是更敢于发动台海战争呢？中共行为的不可预测性，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前景难言乐观。
其二，且不论中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现在最尖锐的问题是，中共会不会实质性援助陷入泥潭的俄罗斯？如果中共援助，美国的制裁将会如影随形，这将比川普的贸易战更严峻，谁还敢贸然投资中国？如果俄乌战争长期化，这个问题将更突出。
其三，进入2022年，中国疫情已经局部爆发，中共依然采取极端的“清零”政策，比如深圳、长春封城，上海“分区”封城，这与美欧解除疫苗令、口罩令“与病毒共存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中共抗疫的所谓“政策优势”、“体制优势”已经转向了“政策劣势”、“体制劣势”。
其四，中共无力应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冲击，2022年中国经济颓势明显，美国在华企业的经营状况尚未回到疫情前水平，中国超级市场日益虚幻，能否在中国赚到钱都成问题。
以上四个因素，应使国际投资者不得不进行“长考”。 3月“外资大量流出中国股市”，或许是那些当机立断者的快动作。
2022年是不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启？时间会告诉我们。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