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9月11日讯】
第三章 君体第一
夫人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贞明而普照。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归往。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断；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人。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躬，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
隋唐家训发达，社会流传“养男不教，为人养奴；养女不教，不如养猪。”（敦煌文书《太公家教》）不仅出了被称为“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7卷20篇，中国仕宦家训的集大成者），也涌现了帝王家训的高峰——《帝范》。
太宗好学，素养很深，颇多独到之见，可《帝范》并非一部理论著作，而是太宗治国平天下经验之升华。读《帝范》，尤须着眼于其实践性的特点。
太宗之被称为千古一帝，其超迈之处自谓有三：“朕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于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颡，皆为臣妾，此又怀远胜古也。”（《贞观政要‧慎终》）
太宗怎么做到的呢？《帝范》十二篇就是答案。而《帝范》的第一篇，就是“君体”。何谓君体？
人君，内圣外王，才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济民者，生之、养之、教之。“教”就是“教化”，这是人君的最终目的和最高标准。人君凭什么来教化呢？修己。修到什么程度呢？“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贞明而普照。”具体而言，太宗讲了四条：宽大，平正，威德，慈厚，下面分别讨论之。
第一，“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太宗躬行王道，直追两王三代之政（两王指尧、舜，三代指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其胸襟无与伦比，首先强调“宽大”，即以宽为体（而非宽猛并列，猛仅是调剂手段），这就超越了前贤所谓的“宽猛相济”论。
太宗倡导“宽大”，既是对古人相关思想的发扬光大（如《虞夏书•大禹谟》：“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又是躬行王道的具体表现。
举例而言，在唐朝以前，死刑案件只需“三复奏”，从太宗开始，扩展到五次，为什么？太宗对大臣强调：“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又如，在法律上如何对待“疑罪”？太宗朝，在“德本刑用”理念指导下制定的唐律颇宽仁，明文规定“疑罪从轻”、“疑罪从赎”。后人评论：唐律“终之以疑狱，其所以矜恤罪囚而惟恐稍有错失者，可谓无微不至矣”，而元、明、清法律“删去疑狱一条，均失唐律之意”。又如，贞观六年冬放三百九十名死囚回家，以一个月为期，处理好后事之后再自动回来受刑；居然，死囚一个都不少回到了监狱。
正是因为太宗志存高远，治国以道，所以只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就出现了古昔未有的繁荣景象。
第二，“平正，其心足以制断”。决断力是人君最重要的能力之一，犹豫不决、错过时机最是大忌。当机立断的决断力从何而来？来自心之“平正”。人君很难不受身边人、外在环境的影响；内心的七情六欲，又容易使人瞻前顾后，舍不得这个又流连那个。人君修身修什么？就是修这颗心，使心一做到“平”，二做到“正”。怎么做到呢？《大学》讲得非常清楚了（如“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贞观政要》记载了太宗一段议论，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何谓“宽大”、“平正”。隋文帝大事小事都要亲自过问，太宗却放手宰相、群臣处理政务，两者对比为什么会如此鲜明呢？是因为前者“心暗”，后者坦荡。（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第三，“非威德无以致远”。人君要四海归心，靠什么？威德。威德怎么来？立功。功绩卓著，天下慑服。无尺寸之功，人家怎么会服气你呢？人君虽可靠世袭掌权柄，但这只解决了权力来源问题；要人心悦诚服，还得靠政绩说话，这也是能力的体现。否则，庸庸弱弱，很可能大权旁落，甚至受制于权臣、外戚、家奴（宦官）。
但是，仅“立功”是远远不够的。例如，隋炀帝修大运河，沟通南北，功在千秋，却导致民怨沸腾。为什么？晚唐诗人皮日休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是批评炀帝的动机、品行。历代为什么称颂大禹呢？因为他“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史记•夏本纪》），威德赫赫。《论语》记载孔子论大禹：自己吃得很差，祭祀鬼神时却很丰盛；自己穿得很差，祭祀的衣服和帽子却做得非常华美；自己住得很差，农田水利却治理得很好。（子曰：“禹，吾无间然也。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也。”）
因此，“立功”对人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立德”。只有用心纯正、心怀天下、修身进德，做的事才有威德，让人心悦诚服。《韩非子•五蠹》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所以，孔子讲：“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
太宗“华夷一家”，风行万里，被各族尊称为“天可汗”，开古今未有之盛况，是“非威德无以致远”的光辉典范。
第四，非慈厚无以怀人。中国传统文化历来讲家国一体。人君如父，臣民如子。皇帝之所以以“祖”、“宗”为称，官员之被称为“父母官”，就是讲天下都是一家人。父慈子孝，人君就要以慈厚为怀。《贞观政要》记载了太宗如下一段话：
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虽然隋文帝是否“惜仓储不怜百姓”或有争论，但人君须以慈厚怀人，则是太宗极为强调的。
以上“宽大、平正、威德、慈厚”四条，是人君修身的方向。怎么着手呢？太宗也讲了四条：奉先思孝，处位思躬，倾己勤劳，以行德义。也就是说，孝顺祖先（中国近两千多年，历朝都讲“本朝以孝治天下”），居位恭敬，勤政爱民，躬行德义。
太宗这么教导太子，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春秋以降，王道讲了千百年，也多帝王推崇，但实现的不多，那么仁政思想是不是空想呢，悬得太高？贞观之治的出现，证明了王道是可行的，关键在于人君。贞观之治，也深刻影响着其后的中国历史。太宗《帝范》十二篇以“君体”为第一，为文最短但最为精要，其意深矣。
最后，我们再简单讲一下《帝范》十二篇的逻辑结构等诸问题。
首先，《帝范》为什么是十二篇？“十二”这个数字有什么讲究？古代人为了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情况和气节的变换情况，把周天分为十二的等分，叫做十二次，故“十二”是古来所谓法天之数。《左传•哀公七年》：“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当初，舜定天下为十二州，就是法天。
其次，《帝范》十二篇之间是什么关系？这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帝范》四库本将十二篇分为四卷，笔者认为较为合理。
卷一主线是讲为国立本，包括君体、建亲、求贤三篇。国家安危系于人君一身，故君体为第一。人君以修身为本。“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中庸》）故建亲为第二，求贤为第三。
卷二主线是讲人君如何保持圣明，包括审官、纳谏、去谗三篇。治理国家须借助于官，而官是否得其人呢？故审官为第四。人君居于深宫，如何保持耳聪目明？广开言路是也。故纳谏为第五。人君亦有七情六欲，小人往往籍此而进谗言，祸害极深，此国之大贼，故去谗为第六。
卷三主线是讲正风气，包括诫盈、崇俭、赏罚三篇。大凡盈则满，满则奢，满则骄；人君盈往往倾邦危城。故诫盈为第七。那又怎么诫盈呢？去奢从约。故崇俭为第八。赏罚为人君之利器，运用是否得当关系一国之风气，不可不慎，故赏罚为第九。
卷四主线是讲国策，包括务农、阅武、崇文三篇。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人君当以农立国、足食为政。故务农为第十。文事、武备是为政之两翼，“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孔子家语•相鲁》）“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故阅武为第十一。而要宏广风化，导引习俗，怀柔天下，则必崇文厚德。故崇文为第十二，压轴之篇。
综上所述，《帝范》全书结构严谨，每篇自成体系。
再次，《帝范》十二篇与儒家经典《中庸》“治国九经”是什么关系？《中庸》讲：“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太宗深研儒学，对《中庸》“治国九经”自然熟悉；那么，太宗为什么没沿用“治国九经”的框架呢？这是因为，其一，历史时代不同了（《中庸》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著者虽向往西周制度，但其已在瓦解中了；至唐，郡县制已经定型）；其二，太宗是个实际操作者，虽继承了《中庸》的精神实质，但对“治国九经”不能不有所损益。但是，《帝范》十二篇与《中庸》“治国九经”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第四，《帝范》、《贞观政要》与贞观之治的关系。除了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外，《贞观政要》是后人了解贞观之治的最重要材料了。史官吴兢（670—749），史称“励志勤学，博通经史”，初入史馆即愤愤然于武三思等的“苟饰虚词，殊非直笔”之行径，认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吴兢利用业余时间编撰《贞观政要》，他对玄宗说明自撰国史的特点是“虽文则不工，而事皆从实”。《贞观政要》十卷四十篇，脱胎于《帝范》。两者的篇名有不少是相同或相似的（两书对照，《帝范》在前，《贞观政要》在后）：《君体》——《君道》、《政体》；《建亲》——《封建》；《求贤》——《任贤》；《审官》——《择官》；《纳谏》——《纳谏》；《去谗》——《杜谗邪》；《戒盈》——《谦让》；《崇俭》——《俭约》；《赏罚》——《刑法》；《务农》——《务农》；《阅武》——《征伐》、《安边》；《崇文》——《崇儒学》、《文史》。因此，《帝范》乃是贞观之治的纲领与精髓。
附录：“君体第一”大意
人民，是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国家，是君王统治天下的根本。国君为政之本，精微高大，如同山岳，高耸云霄而巍然不动；如同日月，普照大地而光辉灿烂。亿万百姓为之瞻仰，天下为之归心。君王治国，宽大，心胸坦荡包容万物；平正，心智明辨而又决断。君王没有威信和德行，就不能使远方四夷之人归附；君王没有仁慈的胸怀和宽厚的品质，就不能使百姓感受到恩典。因此，要以仁义去抚育皇室宗族，以礼仪去尊重大臣。举行宗庙祭祀，侍奉祖先，要时时将孝道挂在心中；身处尊位，要有恭敬之心，不可以傲慢态度待人；将全部身心倾注于勤劳国事，推行德义，这就是为君之体。@*#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