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8月20日讯】中国思想文化史界泰斗余英时的逝世，引发各界追忆。这位著作良多、桃李满天下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同时对中共极权专制深恶痛绝。从1989年大陆的学生运动，到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他总是坚定的发出正义之声，其独立自由的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被称为华语知识分子的典范。
现居纽约的前《开放》杂志总编金钟，与余英时先生有长达三十年的联络，他接受大纪元《珍言真语》威廉希尔公司网站采访时，回顾了余英时与他在香港相识，及其说过的对一些中国问题的观点。
余英时1930年出生于天津，在民国的大陆度过了他人生的前二十年。他1948年在北京接触了共产主义，却发现这并非自己所向往的自由价值。据报导，当他1949年通过深圳罗湖桥进入香港时，“突然头上一松，整个人好像处于一种逍遥自在的状态之中。”
他具有浓厚的中国情怀，认为传统文化中合情合理的因素，可以与民主等现代普世价值合流。然而，当他1978年在28年后重新踏上大陆故土，却感慨道：“中国比之任何一个外国，给我的感觉都更像是外国。”
他反共立场鲜明，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共产党不代表中国文明，完全不是。”他曾为大纪元“《红朝谎言录》全球有奖征文大赛”担任评审，并于赛后指出，中共独裁体系“彻头彻尾是由谎言编造出来的世界”，“极权党先用谎言夺权，然后用谎言保权。”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余英时坚决反共，中国大陆在胡锦涛时代亦曾大量出版他的著作，至今他的一些史学文集仍能在大陆网站上架销售。
金钟从两方面觉得，余英时的确是“非常难得的知识界、学术界的一个灯塔似的人物。”第一，是他史学研究达到那么深入的地步，仍积极关心当代世事，依然与威廉希尔体育官网媒体保持密切的关系；第二，他对一些中共的所谓敏感问题发表意见或批判，都是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尖锐。
“现在很多人走的道路跟他不一样，他们是敢怒不敢言，是吧？他们不是不明白共产党现在倒行逆施、开倒车，过去（毛时代）是祸国殃民，现在它又从邓小平这个政策倒退嘛。这些很多人都看得非常清楚，但是没有人敢公开来有力量的（抨击），尤其是有知名度的人，不敢公开出来说话。”
金钟透露，余英时曾感叹，他有生之年恐怕很难看到中共一党专政的结束，但他并没有一种沮丧的心情，而是对香港人争取民主的抗争运动给予充分肯定。他相信，在今天科技发达、资讯流通的“地球村”，中共作为一个邪恶政权，不可能像唐宋元明清那样，维持一个二三百年的专制红朝。
以下是采访内容整理。
1991年访余英时 谈“六四”后中国演变
梁珍：余英时先生8月初仙游，引起了很多文坛的反响，大家都在回顾这个史学家为国人所带来的震撼。那你也跟他多次交往，能不能讲一下您听到他去世消息时的感受？
金钟：我是8月5号半夜听到余英时教授去世的消息，当时我真的感到很吃惊。因为不久前，我跟他太太陈淑平还通过电话，我说余先生年事又高了，写作还是很辛苦的，我以后就不敢多打扰了，她说没关系，你就打这个电话来，很欢迎，还这么讲。所以我就没想到，他突然在8月1日去世了。后来这个消息是台湾中研院发布的，就是已经把后事全部办完了，才由夫人陈淑平来发布这个消息。
我跟余英时的交往，可以回顾到1991年，到现在正好是30年。那时候7月份，他到香港去开会，因为他的名气很大嘛，我们做杂志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开放》杂志是以政论为主，而不是小道消息报导为主。每个月我们都会要有一些比较重磅知名的威廉希尔体育官网人物来做专门的访问。而且我们访问，像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式的，第一录音，第二很深入。这篇访问出来的都是一问一答的，很长，所以可以深入到人物的内心和局势，以及问题的相当深度的一个层面。
那次来他住在富丽华酒店，我去访问，他也谈论得很多，后来我亲自把它整理发表出来。这篇访问谈到整个尤其是1989年“六四”之后，中国的局势，中国的演变。
1991年7月，正是一个“苏东波”，就是苏联跟东欧崩溃瓦解，那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正在发生的时候，再过几个月之后，苏联就正式瓦解了。所以那个时候，对中国局势的影响是非常大。大家都在议论这个事情，为什么苏联现在都来到崩溃的边缘了，局势已经非常的清楚了，而中国发生了那麽大的“六四”学生运动之后，它（中共）现在好像又喘过气来了，又回过神来了？1989、1990、1991，又过了两年了嘛。所以这些问题，就谈得比较多。
这个访问可以说是比较有份量，也做得比较成功。发表了之后，不久有人从左派那边就带着消息告诉我，说中共方面对余英时教授这篇访问很恼怒，很不满意。而且就说要组织国内的学者来批判，但是没有下文。
为什么？因为就在两年前（1989年），我访问过刘晓波。刘晓波到香港来，他提到一个观点，因为他第一次来香港，看到这么一个殖民地，没想到被英国人管理得，弄得这么好，这么现代化，各方面都那麽先进，他佩服得不得了。我就问他，那麽中国的前途会怎么样呢？他说中国至少要三百年殖民地，才可以进步到香港这个地步。因为他这一句话，所以在“六四”的时候，他是被打成“六四”学生运动的黑手，而他的罪状，有一条就是说接受《开放》杂志的访问嘛。
那次访问在1989年六四之后，中共官方出的介绍刘晓波的一本书中，全文收入。因此，大陆（当时）的学生，几乎是没有人不知道那个访问，当然余英时肯定也知道，大部分六四的经过他都非常的关注。所以他在接受我的访问中，最后也弹出这样的话，几乎是跟刘晓波的话有点类似。我就问他，那麽中国未来怎么办啊？他说，看来中国未来还是要分裂。因为那个时候，两岸之间谈的问题就说“分久必合”嘛，两岸分了几十年，现在要统一了。他认为不是，不应该谈这样一个话题，应该还是中国太大了，而且两岸问题合不拢，他说最好还是分了，等于说要把大一统观念丢到一边去。
我想最重要就是他这个访问的最后结论，非常有批判性，对中国（共）的统战，所以就引起了很大的注意。
那之前，我似乎跟余英时教授没有什么联络，自从那次访问以后，我们跟他的交往就比较多了，在很多问题上我就会打电话请教他，或者是发传真，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电脑，这是90年代的事情。后来他也就成为我们的撰稿人，有些出版、杂志方面的事情，我都跟他请教，后来一直都有联络。
年轻时在港读书 指港人抗争源于自由精神
梁珍：大家回顾余英时教授的历程，他除了对六四啊，很多反共的思想之外呢，他也很关心香港跟台湾的局势，他有没有跟你谈到对香港问题的观察？
金钟：有的，我记得我每一次从香港回美国去跟他通电话，他首先就问：香港怎么样？当然香港的威廉希尔体育官网很多，他都知道的。尤其是1997香港主权移交之后我都去请教他，他也给我们都写过文章。他一直到近几年香港这个“占中”“反送中”这两场运动啊，他是有巨大的热心，热忱的关注，就说香港这个七百多万人口的城市，动不动就是100万甚至200万人上街，这个是很了不得的事情。
他说香港人呢，以前我们都把香港当作一个旅游的圣地呀，购物天堂啊，对不对？好像香港人是个积极动物，不关心政治的，实际上香港人的政治关心度非常之高。1997年之后，香港人政治方面的关心度、思想觉悟的程度都明显地不断在提升。
余英时教授本人跟香港是有缘分的，他是1950年从大陆来到香港的，那个时候他刚刚20岁，正是思想、求学方面比较走向成熟。他是有头脑有思想的一个青年，他在香港大约是最初待了5年，后来他又回来做香港中文大学的副校长的时候又待了几年，所以他一共在香港待了八九年，他对香港是非常了解的。
他在香港求学的那段时间，在新亚书院读书，主要是当时有一个教授、历史学家叫做钱穆，他是在钱穆的关照之下，在香港完成他的高等教育。因为钱穆跟他父亲以前在大陆是有交往的，他们都是在中国的文史方面，高等教育方面的优秀人才，主要就得到钱穆他们这一批师长的教育。然后他就去了美国，去了哈佛大学，那就是他的另外一个人生阶段。
所以他大约20到24岁吧，在香港的这段时间，给他的印象是非常深的。他对香港在英国人的管治下没有民主，但是有高度的自由，这一点有非常深的领会，所以他就跟我谈到过，为什么香港在主权转移交中共之后，能够表现这么强的一种反抗，独立的精神呢？他认为就是他年青时代在香港体会到，香港人在英国人的管治下有了自由的精神。香港今天能够一直抗争下去，尤其是在近十年来一次又一次的非常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这样一种争取真选举，一个个具体的民主运动，他的背景以及他的思想的动力，原因就是在于香港的自由精神。这是我听到他这么一个看法。
在海外关心中国发展 敢批判中共邪恶
梁珍：余英时先生也将中共和中国分得很清楚，他的理念是怎么样的？
金钟：是。他过世之后这些天，我一直都在想这个事情。我觉得，他还是有蛮浓厚的一种中国情结，为什么呢？这跟他的历史学的专业是分不开的。因为他可以说一生都在研究中国的历史，而且，他是能够把中国的历史背景，跟现代历史，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的现代史联系在一块，来观察、分析中国的演变和发展。
比方说，以前许家屯也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讲中国的演变，他不说“变”，他说“演进”。本来是“和平演变”，也是西方提出来的一个关于共产国家发展的一种可能性，从冷战、苏联、东欧，一直到中国，都希望它们发生一种和平演变。为什么许家屯把这个“演变”改成“演进”呢？光这一个字，他就写过文章，来研究过，他说，这种提法是反映了中共的一种怯变，中共它就是害怕变，因为一谈到变，它们就说，它们的江山，它们的政权，它们的一党专政的制度，就会受到冲击，就会动摇。
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演变、中国的发展。但是他从1950年离开中国之后，他只回过中国一次，那是文革结束了之后的1978年，他带领美国的一个考察团，他任团长，去大陆访问，就仅仅去过那一次，完全是一种学术性质的。之后，他就不去了。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只要中共坚持一党专政，我就不会去中国；如果它宣布结束一党专政，我第二天就去。”
毛泽东27年最后的那一场文革，他讲这个事情对于我们历史学家来讲是不能理解的，中国怎么会倒退到这个地步？所以他最后说，我们不关心、不表态、不表示我们的义愤，那简直好像就不是个人似的。这表明了他对中国人的遭遇、中国人的命运有一种深切的同情。这个当然跟他在中国，少年、青年时代，待过二十年的时间是有关系的。
梁珍：余英时教授仙逝，在海外都有很多追悼文章，也都在缅怀他的一生。余英时教授敢言，他一生对史学的贡献，大胆揭露共产党的这种专制统治，在今天这样的氛围中有什么样的意义?
金钟：这个笼统的当然是不必说了。他的确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知识界、学术界的灯塔似的人物。为什么？因为他的学术研究达到那么深入的地步，但是他依然对威廉希尔体育官网媒体保持这样密切的关系，他在自由亚洲电台还有威廉希尔公司网站，这个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有些批判，对一些敏感问题发表意见，都是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尖锐。我相信你也知道，现在很多人走的道路跟他不一样，他们是敢怒不敢言，是吧？他们不是不明白共产党现在倒行逆施、开倒车，过去是祸国殃民，现在它又从邓小平这个政策又倒退嘛。
中共财大气粗管一切 但不会长久
金钟：这些很多人都看得非常清楚，但是没有人敢公开来有力量的（抨击），尤其是有知名度的人，不敢公开出来说话。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的这个统治跟过去不同了，跟毛时代跟邓小平时代都不同。他（习的统治）有了两个优势，一个，它有了钱，它这个经济发展了，财大气粗了；第二，它又有了高科技，它把美国的西方的先进的科技、智慧、知识产权弄过来，包括有些也是不明不白地弄过来之后，来加强它的专政实力。
毛时代他不是讲“八亿人口不斗行吗？”那时才八亿，在文革期间。现在都十四亿（人口），快翻了一倍，为什么共产党还可以把这么大量的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人口能够控制到这样？大家都闭口，全中国就好像刘晓波说的：只有一个脑袋。就是它现在控制了所有的资源、权力，这个很头痛。
余英时也讲过，经常有些大陆的学者来见他，一直到最近几年都有的。出国的很多人都是想见见他，那些学者当着他的面都说“我们简直是没有办法”，就是被共产党控制的太死了。它可以在你全部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待遇、出国、住房各个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社会方面，甚至你的专业方面，把你控制得死死的，你不听它的不行。所以余英时保持了消息非常灵通，他对中国这个几十年的发展，尤其中共这七十年的统治，他已经完全成熟、清楚，从香港到美国到台湾，这些演变看得很清楚。
最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中共的统战，一些事谁是谁呀，有好多情况他都清楚。他知道中共对海外的统战已经是无孔不入，所以他说“我们现在恐怕很难看到中国的改变”，就是说很难看到中国的民主化、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结束。因此他对香港的这种抗争精神，是非常的佩服。他说，“如果说所有海外的(中国)人都能像香港人一样，有话就去说，有权利上街就上街，表示我们的这个义愤、抗议，那还是有希望的。”
我在《纽约时报》看到有人说，中国现在是一个像唐宋元明清的这种大皇朝。那些大皇朝的统治，都是二三百年的，那么共产党是不是进入了这样一个大帝国的时代呢？就是说它的统治会不会也像那些大帝国，有2、300年那么长时间？他不相信。他说，虽然我们看不出来到底哪年哪月它会改变垮台，但是，时代不一样，那个时候是一个封闭的、落后的背景，今天全球化、地球村，科技这样发达，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度发展，都是靠加入了世贸，加入了国际资本市场才有的这样一个结果。
他有那么深的知识历史研究，观察和判断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局势。我觉得他很有底气，他从来没表示一种很沮丧的心情。当然他也谈到过，中共这种“崛起”也是他们以前没有想到过的，但是他的意思还是不要失望，尤其是香港人提供的这样一种范例，还是需要去抗争，这一点他是给予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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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