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挽回2020年大选中偏颇的报导所导致的收视率下降，福克斯威廉希尔体育官网（Fox News）4月份制作了一期新的威廉希尔公司网站。威廉希尔公司网站中主持人格雷格‧古特费尔德（Greg Gutfeld）指出，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希望“降低税收，缩小政府规模”。
受此言激发，在随后的谈话中，福克斯的嘉宾、前天主教神父乔纳森‧莫里斯（Jonathan Morris）给观众简要地讲解了“辅助原则”（Subsidiarity）的概念。
有趣的是，古特费尔德，一个精明机智的政治和文化观察家，似乎不熟悉莫里斯引入的名词。
“哇！再说一遍。”他对莫里斯说。
莫里斯解释说，“辅助原则”意味着，旨在改变和改善人类状况的干预措施应在最接近其将产生最大影响的社会层面进行。
这一主张是天主教社会教义的一部分。它指出，“权威和上级机关不应该夺走个人通过自己的主动性和努力所取得的成就。”作为一项组织原则，它意味着公民事务应在最低、最小或最不集中的行政级别处理。在可能的情况下，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决定应由地方一级做出，而不是由遥远的中央权威做出。
不可或缺的公民原则的巅峰
在广义的政治光谱右端，保守派和古典自由主义者往往高度关注辅助原则。
甚至在欧洲启蒙运动之前，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就成功地限制了绝对君主的权力。
查理曼，弗兰克国王和西方九世纪初的皇帝（Charlemagne, king of the Franks），最终与梵蒂冈以及其它几个国家君主制、公国、自由城市和教会国家分享权力。在整个中世纪，无数的组织，如大教堂、修道院、公会、学院和医院的运作也与政权和政治无关。
在整个17、18和19世纪，英美殖民者实现了辅助原则的顶峰。在1776年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分散的实体成为有限政府和个人自由的堡垒。
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于1831年从法国来到美国，对“美国的民主”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并对美国早期自由主义做出了里程碑式的分析。他认为，一个真正民主和多元化的社会已经在美国殖民地发展了三个世纪。
关于辅助原则，德‧托克维尔写道：
“不论年龄、地位和志趣，美国人无不时时在组织社团。在美国，不仅有人人都可以组织的工商团体，而且还有其它成千上万的团体，宗教的、道德的、严肃的、无聊的、普通的、特殊的、庞大的、微小的。举行庆典、创办神学院、开设旅店、建立教堂、销售图书、向边远地区派遣教士，美国人都要组织团体。他们也用这种方式设立医院、监狱和学校。在传播某一理念或以示范的办法感化人的时候，他们也要组织团体。在法国，凡是创办新的事业，都由政府出面；在英国，则有当地的权贵带头；在美国，你会看到人们一定组织社团。”（注：引自《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1年董国良翻译，本文稍有改动。）
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巩固了这种权力下放的精神。它确保“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盎格鲁“法治”遗产还保证了国家级别以下的民间社会享有重大自由。
简言之，“辅助原则”是美国成为现代历史上最自由、最繁荣的国家的核心。
从19世纪的法国人的角度来看，德‧托克维尔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左翼的人。他于1840年完成了《论美国的民主》的最后一卷。他的作品仍然是西方学者对美国自由和多元化的最全面认可之一。
1848年，随着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反对“辅助原则”的主张开始兴盛起来。在随后的170年里，马克思主义者咄咄逼人地试图夺取世界上最重要的机构的控制权。截至2021年，他们控制着从北京到华盛顿的各国政府的宏观话语权。
左派，一般理解为那些赞成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的人，对“辅助原则”的看法是灰暗的。美国进步人士（左倾人士）认为权力下放是现代福利国家发展的障碍。
1976年，美国学者彼得‧伯杰（Peter Berger）和理查德‧约翰‧诺伊豪斯（Richard John Neuhaus）意识到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悄然挑战，出版了一本名为“赋予人民权力”的小书（To Empower People）。
伯杰和诺伊豪斯认为，“调解结构”，如家庭、邻里、教会和志愿民间协会，是至关重要的机构，其削弱将给美国民主带来灾难。他们的忧虑已经完全被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觉醒”马克思主义文化所证明。这种文化分裂了美国，并威胁到了这个国家的结构。
今天，学校、大学、公务员机构、媒体、娱乐公司、主要出版社、慈善组织、跨国公司、许多教会，甚至法院都屈服于目前中央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前自由保守的调解机构的负责人普遍放弃了重新获得控制，并采取了相应的容忍政策。
真理与行动的时代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商人、慈善家、美国财政部第63任部长威廉‧西蒙（William E. Simon）写道，美国已经到了“真理的时代”和“行动的时代”。西蒙对人民的直接呼吁促成了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美国保守派总统）的胜利以及美国和西方社会宏大的精神复兴。
在目前情况下，“辅助原则”面临着另一个巨大的挑战。尽管马克思谈到了一个抽象的、革命后的消逝状态，但受马克思主义激发的领导人很少会超越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极权主义诱惑。
在2020年大选前的几个月里，乔‧拜登许诺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进步（左倾）的总统。足够多的美国人认为这是以任何必要的手段把他推上台的正当理由。
因此，马克思主义孤立、分裂、禁止和惩罚政治对手的可预见冲动在美国正在顺利进行。再一次，对家庭、邻里、军团、教会和志愿协会的传统忠诚将受到遏制，转而与空泛的联邦官僚机构和非个人化的福利国家机构建立自治关系。
对人类繁荣至关重要的“调解结构”一旦被剥夺，普通人将越来越脱离信任和互惠的美德，而信任和互惠是秩序井然的公民和家庭生活的核心。
这将是我们儿童在“觉醒时代”（左倾）的未来。中央权威将实行全面意义的管制，政治一致性必须通过胁迫和欺诈来保证。这些管制和一致性大多数都站不住脚，但却非常难以瓦解。
作者简介：
William Brooks是加拿大作家，居住在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Halifax, Nova Scotia），他是《大纪元时报》的撰稿人，目前担任加拿大西维塔斯协会（Canada’s Civitas Society）《公民对话》（The Civil Conversation）的编辑。
原文《Marxists Take a Dim View of “Subsidiarity”》刊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