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1月02日讯】“我在一个社区长大，那里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小男孩儿，他们有天赋，聪明，但是他们被迫上了一所不合格的学校，结果就是……”史密斯说。
白宫官员加伦·史密斯（Ja’Ron Smith）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一个低收入家庭长大。他父亲以铲雪和铺路谋生，而他母亲在与鸦片类药物上瘾斗争多年后，在加油站工作。
如今，史密斯是川普总统的副助理，他认为自己是和他一起长大的孩子们的代言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的人生轨迹，与他本人的截然不同。
在向川普总统提供帮助低收入社区的政策建议方面，史密斯发挥了关键作用，包括机会区（opportunity zones，为投资低收入社区提供税收减免）、择校、刑事犯罪司法、警察改革、为“传统黑人学院和大学”（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简称HBCU）增加援助等方面。
本期威廉希尔公司网站我们将讨论，他如何努力帮助那些长期被忽视的人们。
（注：“传统黑人学院和大学”，简写为HBCU，根据《1965年美国的高等教育法，Higher Education Act of 1965》规定，指的是那些在1964年之前建立的黑人学院或大学，以招收非洲裔美国人为主，并且得到了教育部认可的高教机构或协会的认证，目前美国有101所传统黑人学院和大学。）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American Thought Leaders）威廉希尔公司网站，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高中时摔断了腿，意外获得静心学习机会
杨杰凯：加伦·史密斯，欢迎你做客《美国思想领袖》威廉希尔公司网站。
史密斯：谢谢你的邀请。
杨杰凯：加伦，我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RNC）上看到你的演讲，感到很有趣，你说的一些话，让我想起了我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我记得你说过你摔断了腿，这给了你思考人生的机会等等。我膝盖的前交叉韧带也受过伤，在类似的情况下，我也真的有了机会思考我的人生。后来怎么样了？
史密斯：说来话长，在高中十年级那一年，尽管我可能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可是前一年我差点儿就没学上了。我上的是一所私立高中，我父亲对我非常严厉，（会要求我）诸如：“你必须把注意力都放在你的成绩上。你需要有一个备选计划（backup plan）；随时做好准备。你需要动脑筋，集中精力学习。”等等。
在“一日两训”（two-a-days）的最后一天，我在一场意外事故中摔断了腿和股骨。这对我打击很大，好像我可能以后再也不会打橄榄球了，那以后我该怎么做？我记得从医院回到家时，我已在轮椅上坐了一个星期，还得必须完成我的夏季阅读作业。
（之前的）整个夏天我都没碰过书本，而（当时）我下不了床，什么也做不了。于是我第一次在一天内读完一本书，我发现如果我能专注，我可以读得很快。我从此变得更加好奇，一件事导致了另一件事——读完一本书，人们再读另一本书——最终我以3分的（GPA）成绩，完成了高中学业，由此进入了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
自身经历显示择校重要性
杨杰凯：啊！自我反省的时刻，能给你带来这么多，太了不起了！你还说了一些话，可是我没有完全理解，想让你给我讲讲。你说过，当媒体谈论人们寻找就业机会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真正展示给人们，并没有展现一下（机会给）像你或你父母这样的人。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史密斯：当他们谈到川普总统以及帮助他当选的蓝领选民时，他们通常谈论的是农村的白人选民，而不是那些生活在“铁锈带”的非裔美国人或者西班牙裔美国人，他们是不良贸易协议的受害者，也是充斥着毒品和缺乏教育机会的体制的受害者。这就是我成长的环境。
我非常幸运，但是我的父母不得不设法利用这个体制，把我送进了一所天主教学校。我的意思是，我的父母不住在一起，我是由我的父亲抚养长大的，他是一名蓝领工人，但是我的母亲，她仍然依靠公共救济生活，这样我就可以根据我母亲的财务记录情况，来支付天主教学校的学费——我母亲的社会救助，使我在天主教学校上学的费用得以减少，这才使我父亲能够负担得起。
但是我成长的社区里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小男孩儿，他们有天赋，聪明，但是他们被迫上了一所不合格的学校，结果就是，我成了唯一一个能上大学的人。另一个朋友参军了，这救了他的命。但是，如果有合适的教育机会，那么许多有天赋的男孩儿，都可以很容易地处在我现在的位置上。
杨杰凯：这真是不可思议。你显然非常重视择校问题，我知道政府一直在支持这个问题，原因就在于你刚才告诉我的情况。
史密斯：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高等教育体系，你可以去任何你选择的高等教育机构接受教育。我认为我们应该让每个家长都负担得起这个费用，因为目前的体制让很多父母别无选择，不得不把孩子送到不合格的学校。
如果他们有资源，他们会为孩子选择最好的学校，无论是私立的、公立的，或者说如果他们想在家自主学习也可以。我们现在注意到，特别是在这次瘟疫大流行期间，很多学校，很多儿童，被迫在家里学习，但是没有资源来这样做。因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进行投资来弥补这种差距，正如我在演讲中提到的，为人们创造均衡的机会来接受教育。
杨杰凯：你去了克利夫兰的一所私立学校，所以最后进了（“传统黑人学院和大学”之一的）霍华德大学？
史密斯：是的。
杨杰凯：学校生活怎么样？
史密斯：霍华德大学很棒。我真的、真的很享受我在霍华德大学建立的友谊，还有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那里的文化营造了一种氛围，一个来自克利夫兰这样的蓝领城市的人，变成了共和党人。我在大学时成为了共和党人。
我真的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的声音。我认为，就非裔美国人的经历而言，这是“传统黑人学院和大学”独特的一面，原因在于不存在让你不要做你自己的社会压力。有时候，在某些环境中，我们会被冠以有色眼镜，类似于，如果你是黑人，你就应该这样做，你就应该这样想。
我觉得我在一所HBCU（传统黑人学院和大学）的经历，让我有了自己的个性。我了解到非裔美国人是非常多样化的。即使你只看他们来自美国的哪个地区，你也会发现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差异很大。我最好的朋友，大多来自霍华德大学。我在霍华德大学有一个庞大的关系网，这绝对是一次改变人生的经历，所以我回到了那里读研究生。
川普做实事 试图为每个美国人提供机会
杨杰凯：的确，你在（HBCU）里面（的经历，看来）有太多的有利因素可以去谈。其中之一，现在似乎有很大的压力，坦白地说，让很多美国人确认我们姑且称之为“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叙事。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史密斯：这很有趣。我认为“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一观点是正确的，我相信。
杨杰凯：谁会反对呢？
史密斯：我想很多人都相信。但是这里面掺有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运动，那当然是我不支持的，因为我认为，美国的制度提供了舞台，让每个人都能获得机会，虽然对于非裔美国人来说，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这就是为什么总统、一位现代总统，至少是根据我的经验，确实做了一些事情，试图减少这种差距，包括我们对霍华德大学和其它传统黑人大学的投资；纠正不公正的刑事司法制度，譬如执行“强制性最低量刑”（mandatory minimums），把第一次犯法的人关进监狱长达几十年，比如爱丽丝·约翰逊（Alice Johnson）；还包括向“机会区”投资，用来自私营企业的经济发展资金创造就业机会，投资到低收入地区等等。
我们正在做很多不同的事情，来解决健康差距以及获取资本的问题。这些是切实可行的方案，旨在确保所有美国人能实现美国梦——这并不是一直以来的真实情况，所以我能理解为什么很多社区，甚至像我所在的社区，会感到沮丧。
但是现实是，要想找到解决方案，我们也需要当地政府，不可能都靠联邦。你在许多发生骚乱的城市所看到的，都是因为政府不作为长达几十年，没有诚实地告诉人们，说明为什么有些事情可行，而有些事情则不可行，我认为人们已经受够了。
既要保护第一修正案权利 也要保护社区安全
杨杰凯：在我看来，你一直是和平抗议的倡导者。我记得有一份报告说，只有7%的抗议活动是暴力的。我想大概有500次。我们看到其中之一就发生在白宫前，我记得当时你和兰德·保罗（Rand Paul）参议员都在场——有一段视频。你如何区分和平抗议和暴力抗议？这些抗议都一样吗？还是有所不同？
史密斯：我确实参与过几次和平抗议活动。我参与过为（2012年2月26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桑福德，年纪17岁的小男孩）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因穿了一件灰色连帽衫，被觉行踪可疑遭枪杀）事件举行的有组织的“国会山上的连帽衫”的和平抗议，是与国会山的工作人员一起参加的；还组织过在国会山上举行的“我无法呼吸”的和平抗议活动。这成了威廉希尔体育官网，也真正地开启了我们关于如何进行改革的对话。
然而，如果你烧毁建筑物，抢劫，或者攻击警察，那就不是和平抗议了。我经常想起马丁·路德·金。他的大部分抗议活动是在白天进行的，而不是在晚上。事实上，如果抗议活动与暴力抗议者有任何关联，他们就会离开。所以我认为，我们既要保护第一修正案（关于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威廉希尔体育官网自由、集会自由、向政府请愿）的权利，也要保护社区安全。
有证据表明，许多和平抗议活动都被一些人劫持了，这些人来自该城镇以外，利用和平抗议制造骚乱，所以我认为这些城市不能退让一步。
我来自克利夫兰，我提到过，我熟悉的大部分社区，看起来都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暴乱残余的样子。直到现在，他们才开始重建城市的这些区域，所以我们要扭转局面——最悲哀的事情，就是去像基诺沙这样的地方，看到被木板封住的建筑。这些都是企业，是人们的生计。在任何抗议之后，我们都需要找回公道，但也需要回归文明，需要养家糊口。如果人们把我们的社区和城市弄得四分五裂，那就很难办了。
警察改革措施：出台警察安全执法行政命令
杨杰凯：至少其中一些抗议活动要推动实现的目的之一，是取消对警察的资助。你实际上发挥的相当重要作用，是在《警察安全执法安全社区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on Safe Policing for Safe Communities）方面。我想知道，首先，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共存关系，那么执行行政命令的情况如何？
史密斯：我们已经接近完成行政命令的部分内容。其中关键内容包括，在每个州制定认证标准。我想我们很快就会有结果，将会有一些不同的州，可能有三十多个州，成立了这些认证机构。这将使警察部门在使用武力、制止暴力升级训练、创建更好的警察和社区关系等方面实现标准化。
在我们的行政命令出台之前，全国18,000个警察部门中，只有1000个得到了认证，所以说这个行政命令，有力地推动了我们的警务工作进入21世纪。实际上这一直是本届政府关注的焦点，甚至在我们签署行政命令之前。去年年底，我们签署了另一项行政命令，成立了一个警察委员会，可以说警察部门一直想要实现警察现代化，更新他们的标准。
但是我们看到，在许多有社会动荡的地方，他们缺乏标准。比如，你可以看看明尼阿波利斯，他们已经三十多年没有更新他们的标准了，涉及锁喉等与降低冲突强度有关的训练，所以你会看到没有受过训练的警察。我们有坏警察，也许、很可能几年前就该被解雇了，可他们还在巡逻。
我们的行政命令涵盖了所有这些不同的方面。事实上，在总统的领导下，我们不仅能够善用警方对改革的意见，还能够善用一些有代表性的家庭和个人的意见，他们的亲人在与警方的遭遇中失去了生命。
这就是我们解决一些问题的方式：我们把人们聚集在一起，找出解决办法，但是我们需要警察。有很多不同的社区都经历过暴力，让有些人感到不安全。因此，如果反其道行之，取消对警察们的资助，那将会危及很多人的生命。
为什么暴力抗议不是答案？
杨杰凯：就在最近，整个罗彻斯特警察局，这可能有点夸张，但是包括警察局长在内，基本上都退休离开了。你对这种情况怎么看？
史密斯：那正是你不想看到的。让我给你举个例子：我怀孕的妻子在华盛顿特区开车——人们开车的方式已经改变了，开车时有点疯狂——她连续看到了两起事故。在知道没有人监视的情况下，人们什么都干，所以可想像而知，如果整个城市都没有警察，那会怎样。
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每个人都是好人的世界里，但的确有些人是坏人，他们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如强奸、谋杀或盗窃他人财产。因此，一支警察部队是任何公民社区的支柱，因为它能让那些无法保护自己的人，得到应有的保护，免受那些心怀恶意的人的伤害。
杨杰凯：我刚刚想到一件事儿，有一本书正在流行开来，书名叫“为抢劫辩护”（In Defense of Looting: A Riotous History of Uncivil Action），这等于是给参与（趁乱打劫）其中的人以包庇。
史密斯：我听一些人提到过它。我们不想造成一种困局，把我们的国家变成这副模样——人们为所欲为，如烧掉大众财产那样的方式，我们将这种行为设为一个标志，即正在扶植一个无政府状态。我们是一个法治的公民社会，我们有像马丁·路德·金博士这样的民权领袖，他组织和平抗议，改变了我们的国家。
暴力抗议没有产生过同样的效果。可是我想，人们想要的是从他们选出的领导人那里得到结果、实际的成果，这就是过去改革的方式。如果有人对他们的生活水平不满，或者不喜欢他们所在地区的现况，那麽他们有能力去投票、可以去提倡变革、并对那些领导者进行问责，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不幸的是，许多这样的蓝领城市或主要城市，都被当地选出的领导者搞砸了。
我们甚至要推动对总统的问责，他必须确保每个人都负起责任，甚至在我们的社会出现骚乱之前。我花了一些时间，在不同的城市研究安全社区，研究经济发展，研究创业精神和教育工作者。
我们看到很多市长不想与我们合作，就因为我们来自川普政府。所涉及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让人们获得机会以及解决贫富差距，都不涉及政治问题，只讨论结果，因为只有在这一点上，我们能达成一致。我不是比尔·克林顿的粉丝，但是他曾经和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合作平衡预算，服务人民的利益。在80年代罗纳德·里根，也曾与当时的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一起合作，改革福利制度，进行税收改革。这才是真正的领袖，我们需要找回这样的领袖，尤其是现在，当人们正在寻找机会实现美国梦的时候。
刑事犯罪司法改革
杨杰凯：我们来谈谈其中的一些结果。在我看来，你至少在两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一个是有关刑事司法改革的《第一步法案》（First Step Act，2018年12月由川普总统签署，目的是为了减少累犯）。我认为这是在过去的数年里出现的最跨党派的事情，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另一个当然是“机会与振兴委员会”（Opportunity and Revitalization Council）和“机会区”。但是让我们先来谈谈《第一步法案》的影响。一开始有很多大张旗鼓的宣传，一些本不应该入狱的人被放了出来。就其初衷而言，我们现在走到哪一步了？
史密斯：看到我们的国家走向成熟令人高兴。司法改革在30年前就开始了，当时你一谈到刑事司法改革，你就会想到一些令人发指的恶棍之类的东西。如今我们说的是非暴力违法，比如说爱丽丝·约翰逊，爱丽丝·玛丽·约翰逊（Alice Marie Johnson，1996年被控参与贩毒，在监狱表现非常好，服刑21年后，2018年被川普总统减刑后释放）的案例。这表明我们已经从威利·霍顿（Willie Horton，谋杀犯，被判终生监禁，后受益于马萨诸塞州周末休假计划，有机会回到社会，犯下了袭击、武装抢劫和强奸罪，然后在马里兰州被抓获并判刑，至今仍被关押在那里）的整套思维模式，转向了爱丽丝·约翰逊模式。我们希望把威利·霍顿式的罪犯关在监狱里，如果他们是暴力罪犯的话，但是有些人应该得到第二次机会，比如爱丽丝·约翰逊。
因此，川普总统帮助引入的——是我们从德克萨斯州和乔治亚州学到的，他们在打击犯罪方面很聪明——就是我们可以对我们的监狱进行投资，投资于教育、心理健康、戒毒，甚至于包括帮助与家人重新建立联系，让那些真正想要改变自己生活、成为有创造力的公民的人，那些犯过错误的人，能够在刑满出狱后，成为有创造力的公民。
我们知道下一个罪犯是从哪里来的，通常来自已经进了监狱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能大幅降低累犯率，减少出狱后再回来的人数，这将有利于公共安全，这就是《第一步法案》所要做的。联邦范围的再入重犯率在过去是30%。由于《第一步法案》，现在是11%，因为我们已经进行了投资。
依据《第一步法案》的整体修订，有7000名非暴力罪犯被释放，另有7000人以家庭监禁的方式服刑。这从根本上简化或者改变了我们的监狱管理方式，因为它注重个人的责任心，帮助他们在狱外取得成功。
当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监狱系统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州立监狱，所以我们将继续与各州合作来创造这种模式。这是正确的做法；但是也有错误的做法，你不能简单不加区别地，把什么人都放出去。我们在一些州和地区看到了这种情况，这导致了犯罪率上升。
有一些左翼市长在这类改革行动中，走得比他们应该走的要远。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公共安全和公平，可是不幸的是，1994年的《犯罪法案》（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 ，“暴力犯罪控制和执法法案”）对刑事司法改革，采取了一刀切的办法，规定了这些“强制性最低量刑”，关押了很多非裔美国人。
我们所做的就是打破这一现状，让更多的非裔美国父亲能和他们的家人在一起，让更多的母亲能和他们的家人在一起。只是让他们回家还不够，还要为他们准备好必要的工具，在狱外取得成功，由此产生持久的影响。
杨杰凯：爱丽丝·玛丽·约翰逊，她是很多威廉希尔公司网站的嘉宾。实际上，还有乔恩·庞德（Jon Ponder，曾抢过银行，2009年出狱后，在内华达州创立了“囚犯的希望”，帮助前囚犯重新融入社会），他谈到了累犯率的下降。他在拉斯维加斯开始了这个有意思的项目，当然，最近他被赦免了。几天前我给他打了电话祝贺他。你对这个特别项目有什么看法？我们是否正在考虑扩大这个项目？
史密斯：是的，“囚犯的希望”（Hope for Prisoners）项目很了不起。总统在他们的毕业典礼上做了演讲，我记得是在今年年初。真有意思，2020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这是在今年年初，这个鲜明的例子，说明了什么是可能的。你看到地方警察、地方治安官和那些曾经入狱的人一起工作，作为他们的良师，帮助他们成功，他们的再犯罪率极低。
我们想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个经验，因为治安是社区的一个核心。我们希望警察看起来更能融入社区，我们希望招募住在当地社区的男孩儿和女孩儿，来保护他们的社区。我们希望这类互动能够顺利进行。乔恩·庞德，他的“囚犯的希望”所做的堪称典范，如果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也能做到。
成立白宫机会与振兴委员会 发展“机会区”
杨杰凯：让我们换一下话题。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谈谈“机会与振兴委员会”工作的效果，以及这些“机会区”的发展状况。你能不能再给我们，讲讲我们现在的情况？
史密斯：“机会区”是一种税收激励政策，基于总统的减税政策以及《促进创业企业融资法案》（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artups Act，简写为JOBS Act，乔布斯法案）。它允许州长们将其25%的低收入“人口普查区”（census tracts，为进行人口普查而界定的地理区域），指定为“机会区”，于是全国的州长们都指定了这些地区。它允许这些地区投资者的资本收益延期纳税，如果他们投资的是长期项目，他们就不必为这些地区的资本收益纳税，并且可以根据他们的投资期限的长短，得到额外的税收激励政策。
目标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为小企业和开发项目进入低收入地区，开辟资金渠道。第二，为这些地区的长期投资创造一个生态系统。第三，给当地带来更多的灵活性，帮助他们找到解决当地问题的方案，或者找到他们想要解决的当地问题。
与我们曾经拥有的其它投资中心相比，这是非常独特的。自从我们开始启动以来，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们有大约750亿美元的新资本，投入到了这些低收入“人口普查区”，全国有3800个地区，为这些社区创造了五十多万个就业机会，经济顾问委员会（CEA，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注：由一组经济学家组成，为美国总统提供相关咨询）估计，这将使一百多万人摆脱贫困。
我们看到的是，那些制定实施了机会区计划的地方、城市和地方管辖部门，都取得了最大的成功，而那些尚未实施机会区计划的地方，还没有看到他们本可以取得的成功。
我们成立了“白宫机会与振兴委员会”，以兑现联邦政府的承诺，同时确保这些地区有配套措施可用，以取得成功，并且鼓励这些地方，也利用他们自己的措施。
在你所看到的取得了很大成功的地方，联邦政府的配套措施与各州的配套措施相互协作，与城市的配套措施相互协作，然后吸引到了私人的投资。目前正在形成一种五方合作：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私营企业，包括商家、个人、教会和非营利组织；最重要的则是利益相关者，就是那些有机会获得“平价屋”（affordable housing，或称“廉租房”）、找到新工作的个人，还有那些试图扩大业务范围的小业主。这就是你期待产生的变化，也是“白宫机会和振兴委员会”真正关注的问题。
不幸的是，我们还要回到了地方政府的问题上。我可能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一些地方拒绝与我们合作，这就是在一些主要城市遇到的最大困难，芝加哥是其中之一，纽约，还有很多大都市地区，《纽约时报》可能报导过。
但是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地区，比如伊利（Erie）、宾夕法尼亚、伯明翰，或者洛杉矶中南部，他们有很多不同的项目，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不同的成果。你可以在opportunityzones.gov上找到所有最好的做法，但其中最好的部分是关于长期投资。我们实施“机会区”才3年，所以我们还有8年的激励机制，所以我认为从长远来看，它一定能实现它的初衷。
杨杰凯：克利夫兰，我认为，也是受益地之一，对吧？
史密斯：是，是的。
杨杰凯：又回到了最初的话题。
史密斯：的确如此。克利夫兰，坎顿（Canton），我们在这两个地方花了一些时间，想办法帮助他们成功。我希望在克利夫兰，某些地区，比如东克利夫兰，或者甚至包括我生活过的社区，能够加入进来。有很多低收入地区需要这种帮助，希望我们能与国会合作，推广到更多的地区。
杨杰凯：在我们结束之前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史密斯：我想说的是，这项工作的大部分都需要长期的投入。在与这位总统共事过程中，我认识到的一件事是：他是诚心帮助实现这些成果，并愿意在他的权力范围内，尽其所能来创造这些伙伴关系。因此必须要知道，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伙伴关系，没有地方政府的配合，有一些问题我们就无法解决。美国是一个大国，所以人们必须明白，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这些大问题，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制定一个统一的战略。
杨杰凯：加伦·史密斯，谢谢你接受采访。
史密斯：非常感谢！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