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恐怖
在苏军的支持下，战争不仅针对平民，而且伴随着阿富汗共产党人控制区的政治恐怖。苏军占领的阿富汗实际上转变为一座巨大的集中营。监狱和酷刑被系统性地应用到任何反对该政权的人身上。
政治恐怖是阿富汗秘密警察KHAD的职务范围。KHAD相当于克格勃。KHAD控制着所有的拘留所，并大规模实施酷刑和谋杀。尽管秘密警察名义上由穆罕默德．纳吉布拉掌控，但“年约四十岁的苏联塔吉克人瓦坦沙（Vatanshah）……在苏军进入该国后，负责KHAD总部的酷刑和审讯部门”。在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刚上台时宣布的大赦之后，普里查基监狱便被清空。它并没有长时间空着。1980年2月，卡尔迈勒实施戒严令之后，监狱再次迅速满员。伯纳德．迪佩涅（Bernard Dupaigne）这样描述普里查基：
“该监狱由8座像车轮辐条一样排列的翼状建筑所构成……1号街区是为审讯已完成但尚未接受审判的人预备的。2号街区关押最重要的囚犯，尤其是来自失宠派系的共产党官员群体的幸存者……4号街区关押着非常重要的囚犯……3号街区是最可怕的，因为它位于其余街区之间，接受不到任何阳光直射。最难驯服的囚犯正是被关在这里。它的牢房很小，以至于囚犯既无法站立也无法伸展四肢。人满为患司空见惯……监狱的规模在1982年春因地下牢房的建造而增加。囚犯们如此害怕地谈起“隧道”时所指的可能就是这些地下牢房……有12,000至15,000人被监禁在普里查基。我们还应当把其它8个拘留所和喀布尔其它监狱的至少5,000名政治犯加到该数字中。”
1985年初，联合国一份关于阿富汗人权状况的报告指控KHAD是巨大的酷刑机器。该报告指出，KHAD控制着喀布尔的7个拘留所：“（1）被称为Khad-i-Panj的KHAD第五局；（2）KHAD位于萨萨拉克（Shasharak）区的总部；（3）内政部大楼；（4）被称为西达拉特（Sedarat）的中央审讯局；（5）被称为Khad-i-Nezami的KHAD军事部门办事处，它在西达拉特大楼附近有两个私人拘留所；（6）艾哈迈德．沙汗（Ahmad Shah Khan）拘留所；（7）瓦西尔．阿克巴．汗（Wasir Akbar Khan）拘留所，即KHAD在霍瓦扎伊．班卡特（Howzai Bankat）区的办事处。”KHAD除了其在主要城镇的监狱和军事哨所以外，还征用了首都周边的200所个人住宅。
这份联合国报告继续写道：
（阿富汗政府）所实施的酷刑，其手段范围广泛，引起了报告人的关注。在他的陈述中，一名前秘密警察列出了8种不同类型的酷刑：对男性的生殖器和女性的乳房施以电击；扯掉手指甲，并伴以电击；从囚犯牢房中移走所有的厕所设施，为的是过一段时间，他们被迫在其狱友的众目睽睽之下大小便；将木制品插入肛门，这种做法尤其用于年长或受人尊敬的囚犯；拔掉囚犯的胡须，对于老人或宗教人物尤其如此；让囚犯窒息以迫使其张开嘴，然后嘴里被撒进尿；使用警犬来对付囚犯；无限期地用脚倒挂；强奸妇女，将其手脚捆绑，并将各种物体插入其阴道。
这些肉体折磨，还应加上各式各样的精神折磨，包括假处决、当着囚犯的面强奸其家人，以及假装要释放囚犯。苏联顾问参与了审讯，并协助刽子手。
克里斯托弗．安德鲁（Christopher Andrew，译者注：剑桥大学近现代史名誉教授、情报历史学家）和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Oleg Gordievsky，译者注：前克格勃特工，从1974年至1985年为英国军情六处效力，冷战时期曾为英国提供重要情报）坚持说，“克格勃在阿富汗领土上重演了斯大林时期的一些恐怖事件。”KHAD雇用了7万名阿富汗人，其中包括3万名平民，并由1,500名克格勃官员所掌控。
尽管共产党政变后恐怖政治立即随之而来，但抵抗组织仍在扩散，炸弹雨点般地落在共产党的统治中心。示威也发生了。学生们于1980年4月27日举行罢工，以自己的方式庆祝政变。他们最初的示威受到镇压，60名学生遇难，其中包括6名年轻女孩。罢工持续了一个月，以众多男女学生被监禁而告终。其中许多人随后遭到酷刑折磨。“幸运者只是暂时或永久地被学校开除。”非共产党人士被剥夺了许多机会，而且对学生和老师的镇压也变本加厉。“为了吓唬女学生，刽子手们会带她们参观抵抗战士遭受酷刑的恐怖屋：法里达．艾哈迈迪（Farida Ahmadi）看见轧断的四肢散落在KHAD大楼的一个房间里……这些从学生环境中挑选出来的受害者随后被释放回社区，在其伙伴中散布恐慌，以便他们的经历可以作为对其余人的教训。”
1983年秋，大赦国际发布了一份报告，并发出呼吁争取一些囚犯获释。哈桑．卡卡尔（Hassan Kakar）教授是专门研究阿富汗历史的历史系主任，早前曾在哈佛大学任教，后因帮助过旗帜派成员（尽管他不是DPPA成员）并为其他几人提供庇护而被捕。对他的审判是秘密进行的，不准许律师为他辩护。他被控从事反革命活动，并被判刑8年。他的两位同事也是教授，分别被判8年和10年徒刑。阿富汗唯一一位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穆罕默德．尤尼斯．阿克巴里（Mohammed Yunis Akbari）于1983年被解职，同时未经指控就被逮捕和拘押。他已于1981年和1983年两度被捕，又于1984年被判处死刑，最终于1990年被处决。属于研究和讨论团体的知识分子，遭到系统性的监禁。这些团体的目标是找到结束冲突的途径。对于任何被认为对政权构成任何形式威胁的人来说，等待他们的命运也差不多。
在整个共产主义时代，信息都受到严厉控制。未经政府认可的外国人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记者和医务人员也一样。他们被捕时，被带到中央监狱并接受审问。他们没有受到肉体折磨，因为人道主义组织总是知道他们在该国的存在，并会立即要求将他们释放。但是，当他们受审且检方的指控是基于伪造的证据这一点变得明朗起来时，他们常常被迫承认他们一直在为外国政府刺探情报，并参加了抵抗力量，尽管他们纯粹是以人道主义的身份出现在那里。
尽管外国人被人讨厌，但他们既没受到酷刑折磨，也没被杀害。相比之下，被捕的阿富汗嫌疑人则常常遭受酷刑并被杀。例如，来自1966年成立的阿富汗普什图社会民主党（Afghan Mellat）的激进分子，于1983年5月18日被捕，尽管缺乏证据表明他们支持过抵抗行动。大赦国际公布了阿富汗社会民主党18名成员的一份名单（后来加进了更多的名字）。这些成员因据称发表公开声明支持反抗者而被捕。1980年6月8日至1982年4月22日，政府正式宣布，以从事反革命活动罪判处逾50例死刑。1984年宣布又判了77例，1985年宣布又判了40例。
1986年夏，沙．巴兹加尔拟定了一份名单，其中包含喀布尔的52,000多名囚犯以及贾拉拉巴德（Jalalabad）的13,000名囚犯。根据他的数字，共有10万多名囚犯。1992年4月19日，抵抗力量占领了普里查基监狱，释放了4,000名囚犯。1992年5月，在附近发现了一个万人冢，里面包含12,000人的遗骸。
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于1986年被免职时，取代他的是穆罕默德．纳吉布拉。这位总统与戈尔巴乔夫极为相似，通常自称为“纳吉布同志”（Comrade Najib），以避免所有对阿拉（Allah）的提及。掌权后，为了民族团结，他恢复了自己的姓氏。纳吉布拉是旗帜派成员，也是一名退休的内科医生，曾任驻伊朗外交官，极为亲近莫斯科。1980年至1986年，他一直担任KHAD首脑，并因在那里的工作而受到长期执掌苏联克格勃的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的称赞。后者接着成为了苏共总书记。纳吉布拉被其兄弟塞迪库拉．拉希（Seddiqullah Rahi）称为“公牛”。他曾将纳吉布拉比作拉夫连季．贝利亚，并声称他在6年内签署了9万人的处决令。除了担任情报机构首脑外，纳吉布拉还应对亲自折磨无数人负责。为数极少的幸存者之一如是说：“由于我几次否认指控，纳吉布拉走近我，对我的腹部和脸部打了好几下。我跌倒在地。在地上，半昏迷中，我依稀记得脸上和背部受到了更多的踢打。鲜血不断从我的嘴里和鼻子里涌出。直到几个小时后回到牢房时，我才恢复了知觉。”
盲抓误打时常在镇压中扮演重要角色。曾在查希尔统治期间担任国会议员的一名商人被误抓并受到折磨，随后获得释放。
对我的逮捕发生在晚上9:30左右……我和另外两名囚犯一起被关进一间牢房。其中一名是建筑工人，来自喀布尔以北的卡拉汉（Kalahan）；另一名是在农业部工作的官员，来自楠格哈尔省（Nangarhar）。显然，那名建筑工人已经被打得非常严重。他的衣服上沾满了鲜血，手臂受了严重瘀伤……我被带走接受审问。我被告知，在过去几周内，我访问了马扎里沙里夫和坎大哈，访问的目的是，在当地民众中散布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事实上，我有六个多月都没离开过喀布尔。我坚决申辩自己是无辜的，但我一这么做，就开始遭到雨点般密集的殴打……一部老式电话机被连接到我的脚趾上，他们用它来对我进行电击……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受到审讯。两天后，参加过审讯的KHAD人员中有一人进入我的牢房，告诉我我将被释放。他说，KHAD确信，逮捕我是一个错误。
恐怖还被用在阿富汗儿童身上。他们被逮捕并送往苏联，在那里被训练成儿童间谍，为的是被派去渗透抵抗力量。儿童被注射毒品以限制他们的独立性，较年长的则获得妓女服务。一个名叫纳伊姆（Naim）的男孩告诉沙．巴兹加尔：
我来自赫拉特。8岁时，我辍学了，被安排在Sazman（阿富汗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里，然后送往苏联9个月。我父亲是名共产党员，他对此表示支持。那时，我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再婚了。在家里，除了一个兄弟和一个姐妹外，每个人都是人民派的人。父亲把我卖给了苏联人。几个月来他都这样赚钱……我们的任务是当间谍。
当巴兹加尔问纳伊姆是否曾见过小孩死亡时，这名男孩回答：“见过好几次。一次是被电死。那个小孩的身体腾空跃起约一米高，然后摔在地上。那名小孩此前拒绝做间谍。还有一次，一名小孩被带到我们面前。他被控没有告发他的一位同志。据说，此人在一辆俄罗斯装甲车下面放了一枚炸弹。我们看着他们把他从树上吊起来。他们大叫道：‘如果吩咐你们的事你们不做，这就是下场！’”逾3万名6岁至14岁的儿童被送往苏联。如果父母敢抗议，就被贴上抵抗战士的标签并投入监狱。
恐怖令全民受害。每个年龄段的人都沦为这场全面战争和政府压制性政策的受害者。苏联占领军试图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镇压抵抗力量，包括运用不加选择的恐怖行动、轰炸平民、屠杀全村以及将无数人流放。政治恐怖总是伴随着平民恐怖（civil terror）。所有大城镇都有专门的监狱，被拘留者在那里遭受酷刑，然后通常被杀害。
干预的后果
共产党政变和苏军随后的干预对阿富汗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20世纪60年代，该国走上了繁荣、现代化和民主的道路；由共产党人支持的达乌德政变终止了经济发展，并使阿富汗深陷内战。该国被迫靠战时经济勉强维持生存。这种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向苏联倾斜。（毒品、枪支和其它物品的）走私变得很常见，经济迅速沦为一片废墟。今天，这场灾难的规模仍旧难以衡量。在约1,550万人口中，有5百多万居民已前往巴基斯坦和伊朗。他们如今在那里生活在悲惨的条件下。死亡人数极难确定，但大多数观察员都一致认为，这场战争夺去了150万至200万条生命，其中90%是平民。有200万至400万人受伤。在伊斯兰极端主义运动的发展中，以及不同族群间紧张关系的重燃中，共产主义所扮演的直接和间接角色是无可否认的，尽管它可能难以量化。阿富汗曾一度走上现代之路，但如今却变成了一个战争与暴力似已成为社会中心参照点的国家。（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