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11月24日讯】“我虽然不是法轮功修炼者，但我很感谢李洪志大师创立了法轮功。同时，我也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感谢李洪志大师，特别是中国人。”2020年感恩节到来之际，现居澳洲墨尔本的《天安门时报》主编阮杰，通过大纪元向法轮功创始人表示由衷感谢。
“对于中国而言，法轮功的创立、传播及法轮功修炼者的反迫害之意义和价值，远远超出了追求信仰和追求信仰自由的本身。”他说。
阮杰祖籍广东，在广西出生长大，1998年来到澳洲。22年来，阮杰一直投身于民主运动，并且非常支持法轮功。而后他又创办了《天安门时报》和“中国民主学校”，坚持至今。由于被中共列入黑名单，阮杰20多年来就再也没能回过日思夜念的故乡。
法轮功创始人功德无量
“李洪志先生能在中国的这个时代提倡这么一个理念，确实很了不起！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在中国现在这么关键的时期，他树立起了一面正义的旗帜。”当阮杰在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对法轮功创始人的敬佩与感激也油然而生。
阮杰认为，法轮功所提倡的“真”是跟共产党的“假”相对的，“善”是跟“恶”相对的，“忍”就是跟“暴力”、“急躁”或者“没有任何宽容”相对的。所以他认为“真、善、忍”可以颠覆共产党所宣传的很多东西。
“我觉得在中国社会道德回归这条路上，李洪志大师是一个杰出的贡献者。你可以不信仰法轮功，但你信不信‘真、善、忍’？相信绝大多数人都希望生活中有“真、善、忍”，而不是“假、恶、暴”。所以说法轮功是一面旗帜，也是一个灵魂。法轮功对中国的意义非常大。”
“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中国社会道德回归，确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路程，有很多工作要做、要走。那么法轮功已经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而且他们二十几年不屈不挠地反迫害，这种精神是一个民族最需要的。”
“如果一个民族，绝大部分人都对强权唯唯诺诺，都是想巴结权力，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因为独裁者往往都是剥夺人民的自由和压制人民的创造力，然后让人民服服贴贴地接受他的统治。专制的本质就不是文明的，在专制之下文明会被消灭、邪恶会被培养。所以每个民族必须要有反抗精神。反抗不是反抗你的父母，不是反抗你的朋友，而是反抗强权、反抗独裁统治者。法轮功在这些方面做得都非常好。”
义无反顾支持法轮功
这么多年来，除了民主运动，阮杰有一件坚持多年的事，那就是支持法轮功。多年前通过与法轮功学员的接触，阮杰感受到了他们的真诚与善良。
“有一件事情让我很感动。2003年左右，民运人士王炳章被共产党绑架回中国，我就写了一封信要求澳洲政府关注王炳章被抓事件，然后坐长途夜班车，从墨尔本到堪培拉的国会大厦。到了堪培拉以后，我不知道是谁传出了这个消息，可能民运圈里有人知道我要为这个事情去堪培拉。”
“当时堪培拉没有什么民运人士，那天在我到达堪培拉后，早早来接待我、等我下车的就是一位法轮功学员。他在车站早早就等着我，请我吃早餐，然后陪我一起去国会，然后又送我上车回来。”
通过这件事，阮杰觉得法轮功学员很有奉献精神，是很热情、很可靠的人。“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跟法轮功学员接触，他们有什么活动，我都去参加。有几次我还去了堪培拉参加法轮功的活动，也得到了他们的很多帮助，获得了他们的资料。”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做错事情，但是法轮功学员对待别人有一种爱和宽容。所以我认为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的行为主要靠自己内心来控制，而不是靠外在来控制你。所以人们很相信自己的信仰时，他就会按照信仰里的要求去做。”
“法轮功不是一种普通的文化说教。他上升到信仰的高度时，人的行为就会很自觉。如果你是一个很虔诚的法轮功修炼者，如果你讲假话，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就违背了理念里边的‘真’。所以我觉得法轮功学员是最值得信任、最值得交往的一群人。”
正因如此，无论法轮功学员组织什么活动，阮杰都会风雨无阻地去支持、声援。也正因如此，导致“共产党非常非常恨我，在国内找我的家人；中共政府想从各方面来‘教训’我、阻止我。”
面对中共的淫威，阮杰并没有退缩，他说：“很多人认识法轮功是因为他们争取信仰自由。但是对我来说，从一开始，大约从2005、2006年开始，我就一直有这么一个感受：法轮功的出现、他的意义远远大于追求信仰自由。中国共产党统治大陆之后对这个社会道德的破坏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以来，社会风气、社会道德的堕落可以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而法轮功是提倡‘真、善、忍’的，‘真、善、忍’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理念，普世价值跟他是相通的。”
“在我小时候，我的父母都会告诉我做人要善良、要讲真话、不要做恶，做恶会天打雷劈的。这种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敬天神、做善事的一个原则。那么法轮功倡导的‘真、善、忍’就是当代中国社会最需要的。”
“而在共产党的统治和宣传之下，很多人的是非观都没有了，道德观更加没有了。所以现在中国社会道德的堕落跟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撒谎还有暴力是连在一起的。”
“我知道我们的前辈和父母讲，1949年以前的社会风气不是这样的，虽然也有盗贼、有土匪，但整个社会、整个环境呢，就像我举过一个例子：1948年，我的表叔考上大学，没有路费，全村人每人一斗米、每人一块铜板，是这样凑钱给他去的。”
“我们那里有个地主，过年过节或者每一次他上街路过给他打工的长工家，都会买东西送给那个长工的家人。当时的风气不是像共产党说的那样，1949年以前风气怎么不好、怎么黑暗。反而是1949年以后，打人、杀人、坑蒙拐骗，比比皆是，都是因为共产党奉行的那种谎言、暴力，和它的那个共产党文化很有关系。”
“中国文化里边讲因果报应，而共产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号召批判因果报应、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推广共产党的暴力、斗争哲学，就造成了中国社会道德的堕落。”
法轮功对中国社会道德回归举足轻重
面对当今中国的社会乱象，阮杰反复强调，法轮功的“真、善、忍”理念对中国的道德回归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法轮功的出现，他是中国道德回归的先锋队，这个是很重要的。共产党对中国的破坏，最关键的不是经济，也不是别的，而是对社会道德的破坏。这种破坏，可能要三代、四代人才能恢复过来。所以法轮功的兴起，可以说对中国社会的道德回归起到先锋队的作用。”
“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谁不喜欢‘真、善、忍’？不管哪个民族，不管哪个时代，只有共产党才鼓吹假大空、鼓吹暴力。‘真、善、忍’跟中国文化里的‘以和为贵’、‘多做善事’、‘善有善报’这种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而且法轮功以一个修炼团体的方式出现，走这种方式，能够更好地去影响中国普罗大众。如果说大家都信法轮功，人们在中国大陆都这样炼功修身，那麽对社会道德的回归非常有好处。”
“目前来讲，在中国，提倡良好社会风气的团体基本没有。所有的团体都被共产党消灭了或者被共产党控制了。现在中国的基督教、佛教、地下教会都被共产党摧毁，地面上所谓的教会都被共产党控制着，还要挂着习近平、毛泽东的画像，还要升中共伪国旗。现在中国的宗教领域完全被共产党摧毁了，乌烟瘴气的。”
“我认为，法轮功的出现，是中国道德回归的一线希望，这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对法轮功的理解，应该着重看他的内涵。”
法轮功是民族精神的塑造者
阮杰认为，“法轮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塑造者，也会重新点燃我们的民族精神。因为法轮功不单单是信‘真、善、忍’。当他们受到共产党迫害的时候，他们勇敢地站出来反抗，而且坚持了20多年！”
“中国大陆从1949年以后到现在，不只是缺乏道德，而且缺乏反抗精神。只要官方不同意做的，他就乖乖听话，不管对错。自己的权利、自己的前途命运，不去抗争，而是顺从官方。但是法轮功能够对强权说不，能够勇敢起来反抗强权。”
“其实一个民族的精神，勤劳勇敢也好，尊老爱幼也好，这种民族精神我们要提倡。但是更重要的是反抗强权的精神、追求自由正义的精神，这才是真正的民族精神，这才是最可贵的，这才是中国人当下最缺少的精神！”
“如果有‘真、善、忍’的道德，又有对强权的不屈服，追求自由公正这么一种精神，这几种精神结合起来，中华民族才是一个具有完整精神的民族。”
法轮功精神生生不息
从1999年7月20日至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未停止；而在这21个年头里，法轮功修炼者也一天都没停止过对强权暴政的反抗与揭露。阮杰深信，这股正义的力量终将战胜邪恶。
“这种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而且对中国整个民族来讲也是非常宝贵的。也许现在很多人还是熟视无睹、无动于衷，但是法轮功修炼者坚持了这么长时间，这就会感染很多人。他树立了一个我们民族反抗强权的旗帜，那么他会慢慢影响更多的人。”
“共产党的邪恶大家都很清楚，人民的抗争不是马上能够获得胜利的，但是一定要相信‘正’一定会战胜‘邪’，‘好’一定会战胜‘坏’。坏的只是一时的，从长远来讲它会走向灭亡的，因为人类总是正义和善良占上风。如果邪恶占上风，邪恶永远获得胜利的话，人类就不会有这么长的历史和文明。正是因为人的本性是‘文明、善良、爱’，这个是占主流的，这个主流才能让我们人类发展到今天。
“还有我感触最深的是，法轮功里边有很多人才，我认为不是因为有人才才有法轮功，我认为是有了法轮功，才有了他们这些人才。比如说现在在自媒体上有几个很好的博主，还有好几个个人频道，他们讲得非常好，他们都是法轮功修炼者。”
“为什么都是法轮功修炼者呢？我自己理解，因为他们心中有神，心中有精神，这种精神能打破任何致命的障碍，能够使他们更深刻地去了解、更深刻地去挖掘事物的本质。”
“因为心中有神、有信仰的人都有底气，有底气就会更有可能发挥他的潜能。心中有正念、心中有神，就会有很大的能激发自己潜能的力量。如果一个人心中有很大的精神支撑，他才会不担心任何对他的攻击，也不担心人家对他的否定。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觉得这个是法轮功有那么多人才的根本原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