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8月01日讯】7月31日下午6时，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以冠状病毒（中共病毒）疫情为由，宣布将原订9月6日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推迟一年。在此之前，香港多家亲政府媒体近日已频繁放风这一消息。香港作家及时事评论员潘东凯接受《珍言真语》采访时表示，依去年区议会选举形势，再加上港府处置疫情失当，建制派民情下跌，若不押后选举，“9月的选情就见不得人”；但轻易押后又怕遭到国际制裁，中共陷入两难。而港府藉由媒体放风，测试港人及国际反应，“很难看，令自己处于一个弱势、一个尴尬的地方。”
“（延迟选举）消息来源肯定是政府放出来的，这只是曝露了它犹豫不决，没有胆识、没有决心。也就是它可能很想押后，但又不敢将它马上变成现实。”潘东凯说，港府以疫情为由延后选举或无差别DQ（取消资格）民主派候选人，都会引来港人反弹及国际制裁。
日前，美国、澳洲促港府承诺9月立法会选举能自由、公正地举行。此外欧盟与英国也表示将密切监察选举。
“到底哪个负面影响没有那么大祸呢？或者还可以怎么做呢？”潘东凯说，林郑政府处置新一波疫情失当，引爆民怨，民情下挫，建制派的选情岌岌可危。“它里面就是一片混乱了，那么多个难啃的东西，比较容易啃的，就蒙住双眼睛：好了，现在的疫情严重，那么多人排队投票，始终有危险，不如先不选了。”
两害相权取其轻。但“它一放（延期的消息）出来它就怕了，就是最轻微的损害，都可能是很大的损害，所以我觉得它都很头痛。”潘东凯说。
此外，“港版国安法”实施30天后，港警拘捕前“学生动源”成员共3男1女，年龄介于16岁至21岁，罪名为“涉嫌煽动他人分裂国家”。不过4人均在6月30日国安法生效前退出学生动源，香港地区全部成员不再参与活动。由学生动源的海外成员接管组织事务，在国外继续运作。
“如果在法律生效之前已经解散了香港这个组织，如果美国有些人跟他曾经有一些关系，他们另外建立了一个组织，那这4个人是不是要负责任呢？”潘东凯说：“究竟他们犯了什么罪，即使是这66条的国安法，是怎样犯法呢？天晓得。”
外界担忧，4人会否被“送中”审判。潘东凯认为，不排除此种可能，因为国安法66条法例范围空泛，提供中共很大的操作空间。然而当前香港成为国际角力的焦点，中共的处置手段，可能会视日后国际反应而有所调整，“被捕的这几个人的命运如何呢？现在可能是言之过早。”
以现有公开讯息，潘东凯猜测4人可能因“私人的通讯”，被当局“因言入罪”，而这引发他质疑当前香港网络的安全及保密性，也引发他担忧，“到底讲什么才是对的呢？如果有人发表了一些政治意见，我一不小心按了一个点赞，会出什么事呢？我不经意分享了，会有什么后果呢？”
“是不是等于我也要害怕，也要被人抓呢？如果这么抓下去，香港可以抓到几百万人，是不是要这样做呢？你（中共）想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我其实没有答案。”潘东凯说。
“这4个学生、年轻人，他们用一些言论去表达一些意见，即使我们不同意，他会不会动摇了国家的安全？我觉得不会。”潘东凯说，以大陆法治观念，无论如何辩护，政治审判几乎100％被判有罪。
“我觉得很惋惜，全世界的人都应该要支持他们，不是说同意他们的意见，而支持他们受到公义、公正和人道的对待，但是这件事我看，我不是太乐观。”
此外，日前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陈智思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在一家美商银行的账户被取消，存款被退回。他又指，香港一些高级官员也面临同样情况。
潘东凯说，多年前曾与陈智思有所接触，称赞陈是一位聪明之人，不会无缘无故说出这番话，“我的估计他公开自己的户口情况是有目的这样做，目的似乎不是为政府，而是自己要表达一个、婉转地表达一个意思，给公众或者给国际社会：我们这帮人其实是夹在中间做人质的。”
以下为采访内容整理。
国安署首次拘捕 试探国际各界反应
记者：学生动源组织的4个成员就是先后被捕，是国安法首次抓了4个人，国安法首次拘捕，这是一个什么信号呢？
潘东凯：看到它是认真的，它就一定要做一些事。这个所谓学生动源，公众的资料显示，他们的年龄在16岁至21岁之间，我有没有听过其中一个被捕者钟翰林的名字呢？我有。但我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听都没有听过，当这个消息发生了，我才再去找钟翰林的历史，和这个组织的历史，看看他们怎么发展，学生动源这个组织在6月30日已经解散了，他们本身也都脱离了这个组织，他们讲了很多东西，而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就是说由2013年，当时的特首梁振英，高调地宣扬“港独”，令到香港人知道有这件事，当时的香港大学的学生的杂志《学苑》，里面有一些所谓香港民族论，也是因为梁振英先生的促销，令到他们出版的这本书，在香港各大书店有得卖的，叫做《香港民族论》，就是将这个《学苑》里面的一些文章拿出来，令到香港人知道有这个议题。
但是学生动源这班人，好像之后才发生，他们是比较年轻一些的中学生，而我看到一直都是表达一些意见。如果以香港的传统，说50年不变，维持我们的生活方式，在英国人统治的时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60年代香港的名流绅士马文辉先生，他就已经宣扬香港：一个独立、自治的概念，当时的殖民地政府处之泰然，因为用一些文字，用和平的方法，去表达一些政治理念，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但是我们不需要抓他。现在我看到就是，究竟他们犯了这66条的国安法的哪一条，是怎样犯法呢？天晓得。
我们暂时都很难去知道他最后的结果，但如果用大陆那种“依法治国”的观念，在一些政治的审判里，差不多100%最后都是有罪的，无论怎样去辩护，都是有罪。如果这样，对一些16岁至21岁的小朋友来说，我觉得很惋惜，全世界的人，都应该要支持他们，不是说同意他们的意见，而支持他们受到公义、公正和人道的对待，但是这件事我看，我不是太乐观。
国安法66条法例没有条框 任何人都可被控告
记者：有没有可能把他们“送中”去审判呢？
潘东凯：现在是一个国际角力，很明显，当做了这些事之后，外国一些西方的国家都有反弹。很多时候我相信会变成一个筹码，就是它看看人家的反应，如果你反应是软弱一些或者是不怎么理会，它就会加大一些力度。被捕的这几个人的命运如何呢？现在可能是言之过早。“送中”审判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看这66条法律，它有很大的自由度，有很多空间让它做事。
记者：外界批评这是以言入罪，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实质的行为，可能因为学生动员组织，在美国的分部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导致这4人被捕。您怎么看？
潘东凯：有些评论家也都讲过，这个法律说没有追溯力，7月1日或者是6月30日的午夜12点之后才有效。但是这个小朋友、年轻人搞的所谓学生动员组织在这个法律生效之前已经解散了。如果他之前讲的任何话，其实很多人都讲了很多话，香港很多KOL把自己的广播室的标语都拆掉了，似乎大家的理解是既往不咎。
如果在法律生效之前已经解散了香港这个组织，如果美国有些人跟他曾经有一些关系，他们另外建立了一个组织，那这4个人是不是要负责任呢？香港人在香港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下，我们在这里成长，我们理解的法治是要讲证据的，依照法律大家在法庭上去争辩，你（要是）没证没据就很难入罪。
我刚才讲过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对法律的观念，这就是说“一国两制”很难守得住，而且很多法律专家都认为，香港人所理解的法治可能现在已经被侵蚀得很厉害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深思的就是，公众不知道的那一部分，这件事对我们每一个其他的香港人。比如说如果我要研究一些历史，我要搞清楚一些事情的真相，那我是不是会很害怕呢？假如我是一个比较粗心大意的人，认识很多朋友，有几千个在社交媒体上的朋友。那我点赞或者是分享了一些人的这样的发布或者贴文，是不是等于我也要害怕，也要被人抓呢？如果这么抓下去，香港可以抓到几百万人，是不是要这样做呢？你想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我其实没有答案的。
记者：国安法实施前后，当时王丹在社交媒体上讲：7月1日最有可能被抓的是黎智英和黄之锋。那现在一个月了，他们首先抓的是这个学生动员组织，在本地来讲知名度都是很低的。那怎么看黎智英和黄之锋在中共的眼中是否风险很高呢？
潘东凯：王丹他虽然在中国成长，但是他在六四之后已经离开了中国大陆。我想他的一些推测，或者他得到的一些消息是一些道听涂说。现在事实证明不是这样，但是一些传闻很难去讲，像黎智英先生，他本身因为一些其它的国安法成立之前的法例，过往一些和平游行或示威，他有官司在身的，这会不会是一个考虑呢？我不知道。黎智英和黄之锋都没被抓，那就是说王丹估计错了，但是我觉得王丹估计错很正常。
但是现在抓了16岁至21岁的小朋友，这么年轻的学生，用这个作为一个开始，是否等于不动一些知名人士，等于没那么辣呢？这是不能这样看的。其实要看它下一步才知道它的策略是什么。这4个学生、年轻人，他们用一些言论去表达一些意见，即使我们不同意，他会不会动摇了国家的安全？我觉得不会。如果用另一个角度去看，你们不抓他，他们能做些什么？
政府放风延迟选举 决策犹豫评风险高低
记者：认识他们的人不多的时候，对国家安全有多大的影响，都是有个疑问。现在立法会选举传言要延迟，几大报纸先后都有讲，《经济日报》、《巴士的报》或者有很多消息都有讲。怎么看这个传言是否会落实？
潘东凯：一些政府将他们的政策稍微放风，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政府都会这样做，这有手段高低之分。说会延迟立法会的选举说了应该有三天了，有HK01、《巴士的报》与《头条日报》、《星岛日报》是同一集团，另外就是《经济日报》，这些都很明显是亲政府的或者它们很贴近政府的，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像一些道听涂说的网媒自己编一个故事，也就是说它不会说一个消息来源，但《经济日报》讲了，HK01也讲了，这两个说出来都差不多的话，消息来源肯定是政府放出来的，我觉得这只是曝露了它犹豫不决，没有胆识、没有决心，如果我是一个客观的批评，也就是它可能很想押后，但又不敢将它马上变成现实。
看回比如罗冠聪现在不在香港，他的评论，还有一些分析家的评论，一些学者那样说，我记得一个中大行政系的副教授黄伟豪，他在《明报》的访问也是这样说，他说如果你要押后，可能会招致西方国家的制裁升温，意思就是说它就算什么都不做，表面上说因为疫情而押后的话，它解释不了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但如果不押后就用一些很无差别的DQ，它又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现在到底哪个负面影响没有那么大祸呢？或者还可以怎么做呢？用了几天时间闭门商议，香港政府都没有办法想到一样东西是他们觉得拿出来是稳妥的，但是那些贴近政府的媒体就已经将那些全部都讲出来了，我认为，如果我去做这个政策或者同媒体的关系，我就不会这样做，因为做出来很难看，令自己处于一个弱势、处于一个尴尬的地方，其实你没有必要这样做的。
记者：这次你觉得它向前走，这个是很大的决定，是不是北京下命令，还是本地的政策？
潘东凯：现在香港的建制派或者亲政府人士，到现在这个阶段，2020年的年中之后，我觉得他们自己想一些事，而不征求上司或者老板的意思，我觉得他们没有人这样做，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所以整个部署，我看来看去都是看上面，不是独立自己的决定来的。
港府与建制民情下跌 押后选举望扭转劣势
潘东凯：如果不押后的话，按照现在那个势，建制派能够得到的议席应该会是一个（见不得人的局面）。看一下区议会那个形势，看现在香港的民情，看一下林郑政府对疫情怎么处理？那些的限聚令，又说禁堂食，朝令夕改，一方面政务司长张建宗可以说，你拿个饭盒去郊野公园吃，但另一方面他就已经封了郊野公园，就是他自己在那玩这些事，这个政府本身那个失分，中央也帮不到它，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些建制派的选席都应该很麻烦的，所以就是说，如果这样说，它如果又不敢用一些太过泛滥的无差别的DQ，又不押后，那么9月的选情就见不得人了。
它里面就是一片混乱了，所以你那么多个难啃的东西，比较容易啃的就是说，就蒙住双眼睛，好了，现在的疫情严重，那么多人排队投票，始终有危险，不如先不选了，不是不让你选，就是对它的损害最轻微的可能就是这个，但是有一些人就说，玩适中，叫破了它的胆，是不是？就是说，像黄伟豪说，如果这样都会引来反弹和被人家制裁的，它就变成一放出来它就怕了，就是最轻微那个损害，都可能是很大的损害，所以我觉得它都很头痛。
陈智思是聪明人 公开户口冻结有目的
记者：行政会议召集人陈智思，接受彭博访问说自己的银行户口被封，同其他的高官的户口都有这样的情况。觉得他放这个信息，想表达些什么？现在建制派，或者传统香港出生的富裕人士，他们在中美交锋之下，如何自处呢？
潘东凯：我认识陈智思，虽然很多年没有见面了，当时他刚刚从政时我认识他的，这么多年没有见面很难说了，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当时他有一个为香港服务的心。2016年曾俊华想参选特首，最初香港传媒捕捉陈智思站在曾俊华那边，但是很快，有一段影片就是陈智思与林郑月娥一齐在郊外跑步，特意给传媒照到，就是说他的立场改变很快。
我认为陈智思不会无缘无故说一些话出来，大部分的人无论建制，议员、公职人员，如果美国银行的户口被人取消了他不会说的。我的估计他公开自己的户口的情况是有目的这样做，目的似乎不是为政府，而是多一些是为他自己要表达一个、婉转地表达一个意思，我们是中间的。他还有一个很清楚的信息：他说还有其他人都一样受到同样的待遇，所以我想他都不是无的放矢的，表达了一个意思就是：你插我一刀：插完这里不要插哪里了，会不会是这样呢？这是我估计的。我认为这个信息给公众或者给国际社会：我们这帮人其实是夹在中间做人质的，可能是这样。
记者：就是我们现在开始受苦了。
潘东凯：是啦，但是暂时来说，他这不同于对伊朗的处理，如果你与伊朗有关的一些银行户口，美国可以全部冻结他的资产，但现在不是美国做的，是银行本身结束了他的户口，然后将钱退还给他。.
中美非武力对砍 中共筹码不多难反制
记者：现在制裁名单还没有正式出来，如果美国制裁的时候，他的待遇就不同了。
潘东凯：这是一步一步去升温的，我们不要说谁对谁错，如果两个国家大家用一些非武力的手段去互相对砍的话，就看看你有什么筹码、我有什么筹码而已。例如说你有这么多间领事馆在我的国土，我又有这么多间领事馆在你的国土，我封了你这一间，我们休斯顿有什么特别呢？这是1985年第一间中华人民共和国设在美国的领事馆，历史意义很重要的，邓小平当时是“总工程师”，美国与中国在“蜜月期”，我就封了这一间，你说给不给你面子？好吧，中国封你一间成都，而成都是美国在中国这么多间领事馆中影响力对美国的损害是最小的，如果这样你一拳打过来，我就一拳打回去，不过呢，你打我心口，我就打你手指，这样的制裁不太管用。
记者：任志刚（香港金管局前总裁、行政会议成员）也说，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不会有太大损害，有些议员甚至说我们都不怕制裁，中国银行有应对的方法，叫作金融阻断法。你觉得香港有没有能力应对？
潘东凯：如果回看两个领事馆的比拼，和看看现在大家手上的筹码，似乎有种被人在欺负的感觉。如果这样说，其实你的筹码不多了，譬如美国三个议员和一个官员被它（中共）制裁，它是说我不让你来中国旅行，但是他们根本就不会去的。从中国去美国的人实在太多，在美国投资、在美国有物业的中国人很多，也就是说一要冻结，中国的一些国营公司、国企、央企、民企在美国有上市地位、有投资的也很多，掉过头来，如果他们（美国）像对待伊朗这样对你（中共），其实你没有什么反制的本钱。
但任志刚所说的，是一个我同意的客观现象。现在美元真正是弱势，最近这一个来月很明显，对英镑、日圆、欧元都是。另外现在联系汇率很稳固，他的下限是7.75，上限是7.85，所以现在美元在全球的相对弱势以及港币里好像流入的资金比流出的多，所以现在看不出联系汇率有什么问题。但是问题是，香港已经不是国际金融中心，现在已经不是了。
恒生指数可以长期维持一个高位，联系汇率可以因为供求的关系暂时稳固，但是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已经失去了。即现在香港给一家银行做亚洲的指挥部或总部，或者一些基金在这里设立总部，对于一家上市公司来说，它有太多的考虑，现在在亚洲区都不会用香港做金融中心。这是在商言商，不是说他喜不喜欢你，或者他的政治立场，只是他是跟着风向走。之前说的股市稳定、联系合汇率没事，但是不等于金融中心的地位还在。
（转自香港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