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4月15日讯】因应疫情冲激，港府宣布支出两轮防疫抗疫基金共达2875亿元，预料将导致今年财政赤字达2766亿，影响财政储备结余，引发议论。前香港立法局议员薛浩然接受《珍言真语》专访时，对港府的处置态度与对策失望不已，“每当香港有事发生时，除了花钱就是花钱，派钱都不懂怎么派，是不是令人很可悲啊。”
薛浩然表示，香港疫情严峻，港府动用财政储备也无可厚非，但问题就在于，“第一用得其所；第二是不是把钱用到节骨眼上；第三就是怎么把这个钱发放出去。”
薛浩然说，先前港府宣布派发18岁以上永久性居民一万港币，至今仍未兑现，“现在要派发防疫基金都一塌糊涂，工会也不满意，老板也不满意，只能将矛盾扩大。”
他不仅对当前港府感到失望，也认为历届港府“既无用贤人之识，也无用贤人之诚”，没有一个官员足以令港人怀念，“我们的脑海里这二十多年有的都是什么啊？有的都是怨恨，都是鄙视，都是不满。”
而近来前特首董建华和梁振英两位计划筹建“社会复和大联盟”，目的为建制派打好9月选战。对此薛浩然表示，董建华仓促提出辞职，凄然下野，已是历史过客；梁振英治港五年，民怨四起，恶意挑起港独问题，不能再任由他了。
他形容两人是过期的“练马师”，而建制派的“马房”也无可跑之马了。两人的复出，正显示“中央政府没有人才了，袋子里真的没人，管治香港没有筹码、没有人。”
“选贤与能，然后（政治人物）讲信修睦，言必信，行必果，才能得到群众的信心与爱戴。”薛浩然说，如此才能建立有效运作的政府。
此外，在受专访中，薛浩然还谈及一段与香港“财政储备”有关的过往。
1989年薛浩然担任香港立法局议员期间，为揭露港英政府修建赤腊角新机场财政不足的问题，承受极大压力，甚至遭遇被捕的风险，最终促使后来特区政府成立“土地储备基金”。
“一个人偶然间做一、两件好事不难，但最重要是做了好事不一定让别人知道，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说，就如同有人批评他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是一种不爱国，是反中、反港的一种表态，“我也想藉今天这个独白告诉这些人，什么叫做爱国，爱国不是用口讲的。”
港英时期力保97储备 痛心林郑耗财库
记者：香港政府开始派第二批抗疫基金，财政赤字可能因此到达2600亿。据我所知，您在1997年之前有帮香港留下很多的财政储备。现在看到财政赤字这么大，有什么感受？
薛浩然：香港现在疫情这么严重，政府在这方面动用财政储备也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就在于，第一用得其所；第二是不是把钱用到节骨眼上；第三就是怎么把这个钱发放出去。
上次讲派发一万港币到现在也没有兑现。积压下来，这怎么解决呢？再就是如果这样无节制地花钱，真的会把钱用完。
财政储备是经过好几代香港人才存下来的。香港回归之后之所以有这么丰厚的财政储备，我可以狂妄地讲一句：薛浩然应记一功。我这样讲并不是想拿什么好处，或者是接受英女王的授勋。我只不过是做了一个香港人应该做的事。此话从何说起呢？港英政府在走之前，宣布一个玫瑰园计划，在赤腊角修建一个新机场。从基础建设这方面来看我们是欢迎的。问题在于这个钱从何来，怎么使用。我在机缘之下，大概是在1988和1989年。当年的总督是卫奕信宣布了一千亿的玫瑰园计划，兴建这个新的机场。当时很多人都赞成。我当时就拿到了一份机密文件，就是这个新机场的财政可行性方案，这是属于绝密的文件。我看了以后是大为震惊。因为政府到1997年7月1日剩下的财政盈余只有50亿还是70亿。
记者：哇，这么少啊！
薛浩然：是，就这么少啊！当时政府并没有向大家公布，如果我们有了一个机场，都没饭吃了，尤其是在过渡时期。于是我就这个问题向政府提出咨询，当时掀起轩然大波。也有人质疑我这个可行性研究报告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的回应就是如果你觉得是假的，那你把那个假的地方指出来了。我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这件事就宣扬出去了。这是很大一件事，当时港英政府就收拾不了这个局面了。
当时英国在香港的政治顾问打电话给我：“薛先生，关于这个财政报告的事情我想和你谈一谈。你方不方便到我这里来喝杯咖啡？”我说，上你那边去就免了，门高狗大。还是你到我的写字楼来我请你喝咖啡。他就亲自到我这边，“请问你这个报告是从哪得来的？能不能告诉我呢？我们不会追究任何人。”
我说，“我不会告诉你的，我要保护我的信息来源。要是告诉你，他就很危险了。对不起。你要真想知道，我可以开记者招待会讲。”他不是太满意地离开了，后来这个人也被调职了。
立法局开会险被捕 坚守正义得道多助
薛浩然：接下来我在立法会就提一个动议进行新机场辩论，要求香港政府就这个财政可行性报告向香港人交代，为什么花这么多钱。当时财政司司长Bremridge（彭励治爵士），他就讲过我们不应该在赤腊角再花一分钱，不值得，事情闹得很大。当时正是中英前途谈判的时候，也就是六四左右吧。当时辩论之前，我的压力也很大。
当时在立法局的会议上，港督做立法会的主席。在开会中间港督就塞给我一张纸条，要我在开完会后不要着急走先留下来。我说好，我也写了一个回条给他。开完会之后他叫我到立法会里面的一个房间，他告诉我说：“你先不要离开。”我说为什么？他说他收到消息你要离开这里（立法局大楼）就会被捕。因为当时立法会的议员有一个特权法案，就是开会的时候是不可以抓的。“因为机场这个事件中，你爆出来的这些信息是属于绝密的，所以你违反了这个保密条款，所以要拘捕你。”我说好啊，那等一下我先找人去镛记买一个烧鹅濑粉吃。他和David Ford（霍德）就关上了房门商讨，立法会休息10分钟之后又开会。他又给了我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你应该感谢我。
记者：放你一马？
薛浩然：没事了，警察已经走了。所以我也受到很大的压力。当时我的大舅刘皇发，也是立法局的议员。他当时也跟我说不要得罪政府啊，是很危险的。我说，“主席你放心，我相信一样东西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你支持我就行了。”发哥说我当然支持你，接着是动议辩论。
提议成立土地储备基金 防土地贱卖
记者：当时有多少人支持你？
薛浩然：没几个，刘皇发当然支持我，是亲戚，所以我这么尊重他就是因为这样。这件事发生后我就吵，所以这件事就搞大了，北京好像突然惊觉了，玫瑰园计划因为工程较长包括还钱要跨越97，导致一些国际银团犹疑，今天与你签约97后港英政府已经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要接班的同意才行，否则到时不还钱怎么办。当时因为六四，世界各国与北京政权脱钩，使北京政府较被动，但因为建机场需要花上千亿的，所以当时马卓安上任没做多久就遇到这事，怎么办呢？
经济对英国来说是很重要的，迫使马卓安飞北京就香港新机场问题进行谈判，希望得到北京政府的肯首（点头），这样这个工程才可以进行，于是北京就赤腊角新机场签订了一个新机场谅解备忘录，北京向英国开了绿灯，在这个前提下，当时我曾经通过一些渠道告诉北京这样做是不行的，花光了钱你到时接手怎么搞，当时港澳办主任鲁平。当时我有一个提议，你考虑一下，由90年代开始到97年，7年之内，香港政府拍卖地所有的收益抽成，留一部分成为特区成立之后的基金，基金的名目叫“土地储备基金”，建议防止英国人在退出香港之前土地被贱卖，保留一些珍贵地皮，所以后来成立了土地储备基金，成立这些我都没有参与。
爱国不是用口讲 秉持良心做真事
记者：所以当时97留了一些钱？
薛浩然：是，留了一些钱，当然今天我说这番话，不是要邀功，也不是想做什么，只是一段历史、事实，我纯粹是香港人，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是香港人但是中国心。
所以一个人偶然间做一、两件好事不难，但问题最重要是做了好事不一定让别人知道，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像今天有人批评我接受大纪元访问是一种不爱国，是反中、反港的一种表态，我也想藉今天这个独白告诉这些人，什么叫做突然爱国，爱国不是用口讲的。
所以有些人说害怕，怕什么呢？当时英国人这么厉害，我都不怕被抓，我今天说错什么话了？我说过伤害香港人的事吗？是不是啊？
特区政府无能 遇事无智 百姓积怨
薛浩然：只是政府无能而已，很简单，为什么香港回归后这个特区政府有两件事令人很失望，我对历史有一些研究，看看明代历史记叙的一件事很重要，说主上就是政府无用贤人之识，没有找到贤良的人去执政，也没有用贤人之诚，缺乏去找好人去做事的这种诚意。（主权移交）23年了我们看特区政府，大家记得有哪一些人、哪些政府官员是令你很清晰有怀念记得的呢？在我们的脑海里这二十多年有的都是什么啊？有的都是怨恨，有的都是鄙视，有的都是不满。
由几任特首证明什么啊？第一，如果按照《基本法》来说是我们选出来的，当然选举是不是普选或者一人一票都是我们选得来的是不是？但是是中央政府委任的，结果得到什么呢？证明一个政府有效的运作，正如我们说选贤举能，然后要讲信修睦，言必信，行必果，才能得到群众的信心与爱戴。现在我们看到每当香港有事发生的时候，除了花钱花钱，派钱都不懂怎么派，是不是令人很可悲啊。
记者：市民最质疑的地方是，不封关，后来要花这么多钱去结账？
薛浩然：这我都感觉很无奈。这样的政府，这样办事有什么办法呢？所以为什么会令有些人对香港特首选举等等这么多意见，如果特区政府能够高效率、办事大家都不用这么烦恼，现在要派发防疫基金都一塌糊涂，工会也不满意，老板也不满意，只能将矛盾扩大，令人觉得政府的施政，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同意亲疏有别的，但是作为一个政府不能够这样，应该是一视同仁。
当时特区政府成立《基本法》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不能够有政党政治，为什么特区特首不能够有政党背景呢？就是预防你有政党政治，偏帮执政的政党，而打压其他政党的人，打压异己嘛，人们会想政府做的事会不会偏帮民记呀？打压其他人啊？包括现在选举，算了算数（得票率）想想自己没有实力就说延后吧，这样都行得通的，所以亲疏有别不对的。
中共朝野无人 失将失兵没筹码
记者：他们藉限聚令针对公民党的议员陈淑庄去打压，包括林郑及前特首梁振英都在Facebook骂人是吗？
薛浩然：有消息说现在重新启用董建华及梁振英出来主持大局样，我们看到的是：中央政府没有人才了，中央政府的袋子里真的没人，管治香港没有筹码、没有人。董伯（董建华），脚疼，仓促提出辞职，凄然下野。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人已经成为历史过客了。梁振英的能力有多大，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到书局买我写的一本书《为梁振英政府把脉》。
梁振英管治香港五年，民怨四起，做过什么？让人记得的是，把香港说的港独很严峻，是他一手挑起这个问题，本来只是被蚊子叮一下，有一个包。这个梁振英特首就是要把这个包抓破，抓破了还要抓，抓到出脓，就是这样搞出来的。你做了什么，你再由他去，这样不行的。
现在政府为什么提出说要把选举压后等等，它计算过的，就像跑马一样，跑不过别人。在二十几年的发展里，本来是三班马，走到现在只有一班，怎么办？于是，就像马会一样宣布，取消今天的赛事，等到第三班马养肥养精再跑。为什么呢？第一，建制派的马房没有可跑之马，没有可以练马之人。
现在用两个过期的人去做练马师，这叫什么？作为一个中央政府，如果这么看，我也替中联办、港澳办可怜，回归23年，这么多资源投入在马仔里，结果越跑越跑掉车轱辘，别人就越跑越快，现在越跑越慢，这种环境之下政府应该考虑一下：为政者让香港回归本来的面貌就行。
这个原因是不是中央政府对香港没信心呢？不是对香港或者是不是对自己没信心呢？如果有信心，当年邓小平说的话，香港人不用担心，回归很简单，马照跑和舞照跳，换个一个五星级就搞定了。一切如旧，该赚钱的赚钱，该发达的发达，该跳舞的跳舞，生活自由心境舒畅，不需要搞这么多，不可以做这不可以做那，搞个新十戒来做什么？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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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