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9年11月05日讯】心理学家认为，所谓“第六感”是人体一种瞬间而直接的预知。据统计，在第六感方面，女性的正确率普遍要大于男性。胡耀邦的女儿在回忆录中提到父亲去世前，她感知到神秘的第六感，“它实在太神秘，神秘得连它的存在都变得可疑。但我确确实实地感知到了。”
胡耀邦女儿满妹撰写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中写道：刚过完1989年元旦没几天，父亲的警卫秘书就打电话给我，谈到父亲多次问起满妹现在忙些什么，是不是很快就要出国了。
我知道父亲一定是想我了，便撂下手头已经办得差不多的工作，向单位请了几天年假赶往长沙，想在临行前再陪父亲聊聊天，散散步。
跟父母一起住了3天，我对父亲说：“爸爸，我得回北京了。出国前医学会要召开全国第二十次会员代表大会，我负责大会文件和会务组织；另外，也还有些工作要交代。”
没想到父亲居然一反常态，执意不让我走，竟说：“开会的人多得很，不缺你一个嘛！”转而问我，“你去过广西没有？”
我怔怔地回答：“80年代初去过一次。”
父亲笑了：“噢，那还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现在广西变化大得很，一起去看看嘛！”
其实，我又何尝不想多陪陪他呢！于是我和父亲商量，到南宁的当天下午我就走。
父亲一愣，诧异地问：“这么急？”他停了一下，又说，“好嘛，好嘛，要走就走吧！”
在火车上幸福地和父母晃荡了一天，到南宁已经是次日中午。看着大家安顿好都住下后，就到了向他们告别的时间。
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那天父亲穿着深驼色的中山装，外面披了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夹大衣。他和母亲一起出来送我，走在母亲和一群工作人员的前面。我们俩并排走着，他右手指间夹着香烟，无语地一直把我送到宾馆外院的汽车旁。
一路上他都在微笑着，可眼神儿里却漾出我从未见过的伤感。就在这一刹那，我似乎感应到了某种无法诠释的人体信息，体内随之旋起一股黑色的悸动。在这股无形的力量推动下，我不由自主地转过身搂住了父亲的脖子，当着那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工作人员的面就哭了起来，泪水像溪水般不停地流出。
父亲静静地搂着我，一只手轻轻地拍着我的背，任时间分分秒秒地流逝，一句话也没说。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克制住自己，哽咽着，不知为什么突然冒出了一句话：“爸爸……你，你可一定……一定要等着我回来啊！……”
父亲慈爱地说：“当然嘛，当然嘛！”
他看着我泪流满面地上了车，直到汽车开出很远，还在向我挥动着手臂。
突然间，我发现父亲苍老了许多，慈祥的脸上似乎有一丝抹不去的惆怅，单薄的身躯显得那样凄凉，流逝的岁月无情地蚕食了父亲那生动的表情和不倦的身影。
随着汽车渐渐远去，我极力在视野里寻找着他，可离别竟是那样迅速。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尽快买一台摄像机，记录下日常生活中真实、热情和充满活力的父亲。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心愿，竟没有在父亲在世时实现。
回到北京，我仍无法摆脱那种被称作心灵感应的阴影，它使即将在我面前展现的未知的西方世界变得兴味索然……
至今我们还无法解释第六感，也无法破译这种人体信息，它实在太神秘，神秘得连它的存在都变得可疑。但我确确实实地感知到了。
我黯然神伤地飞向了大洋彼岸，却把一颗心沉甸甸地坠在了中国。
我在1989年3月3日抵达美国西北部的海滨城市西雅图，如约到健康和医疗服务中心（后改名为PeaceHealth）进修。
根据中华医学会与这家中心的交流协议，医学会每年派出一名从事管理的女性，到那里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学习医院和医疗管理。我是学会派出的第二名进修人员，住在拥有这家医疗服务中心的教会的集体宿舍里，和一群大多是退休的修女们生活在一起。
这所美国天主教会的慈善机构宿舍，坐落在风光旖旎的西雅图湖畔。那在微风中荡漾的蓝宝石色湖水，碧草间缀满五彩缤纷花朵的林间小路，蹑步轻行的现代修女，余晖晚照的湖边木椅……一切一切都浸透着滤尽尘世俗念的宗教式的静谧。
然而，它这有如世纪般漫长的宁静，很快就被我打破了。
那是当地时间4月7日晚上，我忽然心绪烦乱，坐在宿舍里读不下书，跑到起居室看不进电视和报纸；走进地下室的琴房，将一首首钢琴曲弹得杂乱无章；转到湖边散步，又感觉浑身倦怠……整晚都坐卧不安，神不守舍，惶惶然似不可终日。
当我漫无目的地走进餐厅坐下喝茶时，一位嬷嬷像云朵似的轻飘过来。她好像发现了我的失态，用圣母般温柔的细声问道：“亲爱的，最近家里来信了吗？”
这再平常不过的问候和轻柔的话语，不知道是怎么搞的，竟像一道开启了的闸门，使我一下子泪如雨下，止不住地哭了起来。
坐在其他桌旁喝茶的修女们见状，纷纷走过来劝我。可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泪雨涟涟地居然哭了一个多小时，才神情恍惚地回到自己住的房间。进屋还没坐下，电话就响了。
我爱人操着尽可能平静的语调从太平洋彼岸告诉我：“爸爸病了，现住在北京医院。”
我马上截住他的话，急切地问：“是心脏病吗？是不是需要我马上回去？”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或许是怕我再追问下去，他匆匆挂断了电话……我从木然中清醒过来，放下电话，急匆匆提笔给家里写信。
第二天一早家信发出后，我的情绪竟突然如这幽静的修道院般平静下来，直至14日黄昏。
那是西雅图一个景色秀丽的日暮时分，为了缓解一天学习的紧张，我像往常一样，饭后沿着湖畔散步。可是走着走着，那似曾相识的烦躁不安，竟鬼使神差地又出现了。
我两腿酸软，顺势坐在草地上，泪水泉涌般夺眶而出。初春的料峭寒意，使无声的泪水像冰雪似的冷却着我的心；人也像被冻住了似的呆坐在落日的黄昏里，直到夜幕降临。
好容易平静下来，刚回到宿舍，我爱人的电话又来了。他急火火地说：“妈妈要你马上赶回来！”
当时正是晚上9点多钟，后来我换算了一下西雅图与北京的时差，那会儿正是父亲的心脏猝然停止跳动的时候。
如同千万只蜂蝇同时振动起它们的翅膀，我的脑子里顿时嗡声一片。
胡耀邦病危领事馆刁难
胡耀邦的女儿满妹还在书中透露，在她父亲病危时，她遭到中共驻旧金山领事馆的刁难。书中称，满妹接到父亲病危的消息后，当即拨通中共驻旧金山领事馆的电话，找总领事。
接电话的人嗓音倦怠，极不耐烦地说：“现在已是星期五晚上10点多钟了，你知道吗？都下班了！”
她解释说：“我是中华医学会的副秘书长，是受组织的委派赴美学习的。我家里出事儿了，希望能得到帮助，尽快回国。”
“自己想办法吧。如果每个回国的人都找我们帮忙，那领事馆就别干事了。”对方冷冷地答道。她不知所措，忙问：“总领事什么时候回来？我能过一会儿再打电话吗？”
“不行！”她生怕他挂断电话，赶紧又补上一句：“是国内让我与总领事联系的，你看我什么时候可以找到他？”“你不知道周末不办公吗？星期一再说吧。”电话还是啪的一声挂断了。
第二天，中共驻旧金山领事馆的一官员打来了电话：“听说你需要帮忙，我们能为你做点儿什么？”并说昨晚那人不知背景。
满妹本已平静的心，顿时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是酸甜还是苦辣。她强捺着性子，对着话筒没好气地慢慢答道：“有这个必要吗？难道我们在国外的中国人，非得有背景才能得到自己政府的帮助？”
（责任编辑：唐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