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法庭宣判九名占中人士统统有罪，但综观判词内容，事理因由不清，是非黑白混淆，由他们去担当整个“雨伞运动”的刑责，可说近乎一场冤狱。
首先是他们策动“雨伞运动”吗？占中行动（“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简称“和平占中”）虽然讨论及部署多时，但“雨伞运动”在金钟爆发，直接肇因是官逼民反，是警队滥用武力所触发。2014年9月28日傍晚，警方在金钟一带施放八十七枚催泪弹驱散到场声援被捕学生的人群，因此激起民愤，引发风潮，不少市民无畏无惧，顶住催泪弹，并留守金钟抗议政府暴行，亦有部分人逃离现场，却心有不甘，分散到铜锣湾、尖沙咀、旺角等地占领街头。
风潮由抗暴而起，可见特区政府才是制造社会动乱的祸因。不过，当局不追究前特首梁振英和警务处处长曾伟雄的决策，却控告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三人“串谋作出公众妨扰”，是第一个不公义。第二，法庭近日更裁定他们罪成，但他们和谁串谋？难道是跟曾伟雄里应外合，官民合谋，一个下令猛放催泪弹，占中三子则策划群众乘乱占领道路，一齐泡制一场划时代的社会运动？否则单凭三子，怎可以令警队把金钟现场搞得烽火连天呢？
第三个不公义是把占中三子当作占领运动的策划者。戴耀廷在9月28日凌晨宣布“占中”提前开始，群众不断散去，当局竟然恩将仇报，反控他们“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完全不顾事实。从稳定局面看，戴的宣布起了反效果，对当局有功才是，法官却说控罪不必计较效果，但若果煽而不惑也算煽惑，言论没有作用郤依然有罪，那跟言论入罪有何分别？
由始至终，占中三子既非金钟占领运动的发起人，也非其组织者，他们一直策划的占中做法，从内容到形式，都大大有异于“雨伞运动”的实况，而9月28日之后占领运动，根本没有一个组织可以发号司令，实际上代表三人策划的占中行动早已流产。当局事后把三子抬举成“雨伞运动”领袖和指挥，不外是方便编织罪名，以“串谋及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起诉。难得法官也认同控方说法，一于张冠李戴，断定三子为从未发生的占中行动所准备的一切，可转用到往后79天的“雨伞运动”之中。
无疑，“雨伞运动”持续79天绝非侥幸，除了运动参与者的高度自律，居功至伟的要数特区当局。占领行动过半以后，一些地方早已无以为继，个别时段留守人数仅得寥寥数百人，甚至更少，当局若有心清场，恢复交通秩序的话，相信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因此占领局面可以蹉跎下去，不是什么人的策划所致，而是当局故意纵容，以挑动其他市民对占领者的反感，也消磨他们的意志，最后由一些私人机构申请禁制令，当局才收拾残局。
法庭不是调查机关，它没有权力从这个方向追究政府不作为而使道路长期瘫痪的责任，但政府可以轻轻逃避责任，显然是不容否认的第四个不公义。法庭当然也没有指出，中央政府不履行双普选承诺，并以人大常委“八三一决议”封闭普选之路，最终触发港人趁官逼民反的机会，打开“雨伞运动”的序幕。法官以案论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完全可以理解，但把超出占中三子控制以外的大规模群众运动，都要他们负上串谋策划的罪责，未免是夸张失实，不啻是移“占中”之花接“雨伞”之木。
今次法庭的定罪判决，相信亦立下香港“煽惑公众妨扰”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入罪的先例，直接冲击言论自由的界线。法官提出的定罪要求，尤其值得注意。一是煽惑言论是否有罪，取决于讲者的意图而不是说话的后果，二是两条罪状不必当事人亲自煽惑，只要有人煽惑其他人，在场者便人人有份得罪。
法官有此想法，是认定言论涉及煽惑不法行动即属有害，必须禁绝，因此可以不由分说，不管有没有效果也好，都一律定为违法行为，完全抹杀言论与行为的界线，也无须考虑群众可以选择是否听从建议，并且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同时，只要在场而没有表明反对煽动言词，也同样罪犯煽动，代表被告即使没有犯罪行为（煽惑）也可以等同犯罪，把煽惑罪跟联群结队合谋打劫的罪行看齐。
这样的法网，有时张开大口吞噬言论自由，有时又网开一面，让特区当局安然逃过罪责，正是今次审判有待更正的最大的一个不公义。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