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8年11月21日讯】毛泽东时代提出的所谓“枫桥经验”，近期再度受到中共高层和宣传机构的热捧。有专家揭露中共的真正目的，是因它的权力越来越不稳，在内忧外患的危急时刻，以当年文革那一套“枫桥模式”，发动“群众斗群众”，让民众互相监督，人人为敌，强化中共对社会的控制。
日前，负责中国社会治理、平安建设的省级领导人，在浙江绍兴召开大会，纪念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中共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会上强调，要以习思想为指引，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
随后，新华社等官媒发表多篇文章，为“枫桥经验”推波助澜。
如《人民日报》12日头版刊登题为“枫桥经验为何历久弥新”、副标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的文章。强调目前浙江共划分了7.08万个网格，配备23.4万名专兼职网格员，每个网格配备一名专职网格员，全面取代村级的各类协辅人员。
评论人士横河对新唐人表示，“枫桥经验”实质就是“群众专政”，“维稳体制中有两个分支，“政法委”注重在用司法体系惩罚；而“综治委”强调群众专政。只是在不同的阶段，专政对象变化不同。
早期是“四类分子”，后来就变成了各类“不稳定因素”，也就是中共不断制造出来的新的敌人。”90年代，中共由“枫桥经验”发展出维稳体制中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系统”，包括朝阳群众、红袖章大妈、网格治理员，及网评员（五毛）等等。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对自由亚洲分析认为，如今当局再度重点推出“枫桥经验”跟形势有关，首先是中共强化对社会的控制，面对中国经济下行，民怨增加，传统的维稳方式耗费大量财力。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捡起了毛时代的那一套。
所谓“枫桥经验”，是1960年代浙江枫桥区发明的，一种发动群众来“监控、改造”“阶级敌人”的做法，宣称“十个人包夹改造一个人，矛盾不上交、社会改造”。它的主要特点是由原来通过司法程序来惩治阶级斗争的对象，转为群众斗群众运动。
1963年11月，毛泽东亲自批示，向全国推广“枫桥经验”。这种群众专政的方式在此后的政治运动中得到极大地发挥，大批基层官员和所谓有地、富、反、坏等四类分子被迫害致死或自杀身亡。
据中共党史研究室编印的中共建政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记载：文化大革命期间有420万人被非法关押审查，超过172万人非正常死亡，还有众多家庭被拆散。
胡平认为，枫桥经验反映了中共政权的根本属性，它完全是秉承了共产极权制度最基本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对一个人，从他的行为，到他的言论，以至于思想，进行全面控制。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就更像是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里描述的那种状态。“老大哥”时刻在紧盯着你。
1978年中共“改革开放”后，“枫桥经验”一度被冷落，但90年代，中共领导层开始重提“枫桥经验”。2013年，在纪念“枫桥经验”50周年期间，习近平批示要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
这是时隔50年后，又一次由中共最高领导人对“枫桥经验”作出肯定。如今在中美贸易战，使得中共政权陷入外患内忧的困境之下，中共高层再度重提“枫桥经验”。
评论人士文昭在自媒体上分析说，在经济持续恶化的情况下，中共再提“枫桥经验”，发动群众斗群众，是因为它的钱不够花了，现在虽然不像毛时代的财政那么捉襟见肘，但也是“蛇大窟窿大”花钱的地方多。
文昭表示，显然中共目前感到有社会不稳的重大隐患，需要加强对社会的压制。最近大批删除社交媒体账号就是表现，但是与它要对社会增加的压力比，它的维稳开支却难以同等地放大，这时它就需要重走“枫桥模式”，想发动群众为其所用。
在鼓噪枫桥经验的同时，中共官媒开始重新宣扬义和团，北京还接连出现为文革平反的巨型大字报、横幅。
文昭认为，“义和团和枫桥经验的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是受到当政者操纵的群众暴力，以无比光辉正确之名，干着伤天害理的事。”
种种迹象表明，中共领导层已经深陷危机，不得已使用这些历史符号重塑其威信。
（记者李韵报导/责任编辑：李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