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中，帝都最为有名的中学之一，前身是1906年筹建的顺天中学堂，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后，改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其有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该校学生中有许多高官和各界精英的子女，也因此其师资质量非常高，而毕业生中不少人以不同方式成为了时代的“名人”，比如现如今在监狱服刑的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2012年，由北岛等人主编的《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出版，该书收集了毕业于四中的18位学生在那个恐怖年代的记忆，他们大多数属于“老三届”，即1966年、1967年和1968年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之所以要编辑这样一本书，原因在于“暴风雨过去了，如果什么记忆都没留下，我们不仅愧对自己，也愧对我们的后代”。北岛如是说。
在书的序言中，北岛写道：“北京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国最有名的中学之一，曾处在暴风雨的中学，在这小小的舞台上，展开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而在这个舞台上，高干子弟、知识精英、平民子弟被推拉上阵，他们的所为也是整个时代的一个缩影，而针对悉心教育他们的老师的批斗同样也是如此。
老师们“健忘”为了什么？
1965年考入四中读高中、曾在报纸做过主编的刘辉宣回忆：后来四中校庆学生们回母校，校长和老师们见到同学们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在文革中都表现的不错，对老师很好，从来也没批斗过老师，更没打过老师。杨滨校长已去世，原副校长刘铁岭当了校长，他见一个同学这么说一句，其他老师也跟约好了似的，一见面也是这句话。
在刘辉宣看来，老师们统一口径目地就是：那些往事谁也不许再提了，老师们都忘了，你们还记着干什么？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干嘛这样编假话说给大家听呢？大概是因为文革实在是说不清，那就干脆什么都别说了。
文革为何说不清？显然，中共刻意掩盖并禁止深刻反思是主因。因为中共深知，一旦反思文革，将所有罪恶公诸于众，作为发动者的毛泽东的罪责难逃，中共能否保住就是个大问题了。因此，对反思文革加以控制，目地就是延长中共的寿命，掩盖中共的邪恶本质。老师们貌似大度的“健忘”恰恰中了中共的圈套。
四中老师被批斗 有人自杀
在18位四中学生的笔下，不少都提及了自己的老师被批斗的场景以及自己当时的选择。
刘辉宣写道：我保护了老师？这才见鬼呢。四中开批斗大会，我虽不在现场，但我谁也没保护过。……其实四中和所有学校一样，也有过大规模的批斗。杨滨和刘铁岭两位校长都给泼了满头满脸的墨汁，原教导主任赵绩敏还是年轻教师，算是他们的“黑干将”，跟在后面。有人做了个大木枷。那次批斗会打的杨滨腰都直不起来了，还是别人扶着下的台。
后来成为知名导演的陈凯歌写道：班上的红卫兵们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专职班主任）张老师送到了讲桌上站着，他们在不断地用拳头和皮带敲打课桌的同时，强迫这位宠爱他们的老师“居高临下”地回答各种羞辱性的问题。……我不知道张老师当时作何感想。起初，她还能镇定地应对，后来，她的眼镜后面泪光闪闪。我作为观众，心情复杂。一方面惊骇于事情变化的迅速，一方面却感到隐隐的快意。几乎所有班主任以上的老师都受到冲击，校园中人群奔走，激动地争辩或叫骂，暴力事件开始发生。教室的门被打开时，总有老师被推出来，或者嘴角淌血，或者头发被剃掉一半；眼镜被敲成碎片，胸前挂着大牌，名字上画了×，像禁烟的红告示。年老的女校长被迫改“一问一答”而为“众问一答”，银白的头发在八月的骄阳下缕缕行行，汗水在地下湿成一片，回答时抖着嘴唇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这位女校长正是杨滨。
曾在国务院信访局工作的刘东回忆道：1966年8月19日晚，批斗北京市委教育部部长张文松等教育系统负责人的大会召开，被批斗的还有市教育局局长、副局长以及原八中校长孙国滨、四中校长杨滨、六中校长朱吟宜等。他们刚被押到会场，立刻就有人把实行准备好的写有“黑帮分子×××”的大牌子挂在他们身上，大厅内不断发出震耳的口号声……他们一个个被押上舞台，没人背后站着两个红卫兵，架着他们做“喷气式”，不久，所有的被批斗者一个个大汗淋漓。从观众席忽然传出整齐的呼喊：“跪下！跪下！”押解的红卫兵们向他们的腿关节处猛踹，顿时“扑通，扑通”，台上呼啦啦跪下一大片……不断有红卫兵冲上舞台，抡起军用皮带，向“黑帮”们劈头盖脸抽去……
刘东还提到了校园中四中学生的疯狂：一些学生把杨滨拉出来，给她挂上事先准备好的大牌子，戴上纸糊的高帽儿，拉到四中操场游斗示众。这一举动引起连锁反应，几名校领导和部分老师和所谓有问题的学生也被拉进游斗队伍，总数达23人。围观的低年级学生的拳脚雨点般地砸向被游斗的人身上……杨滨花白的头发散乱了，鞋子也掉了，脸上血水、汗水和泪水混在一起，滴落在操场的地上。这是四中文革史上血腥的开端。
著名诗人北岛的笔下则仔细描摹了四中众多老师的形象，比如国宝级人物化学老师刘景昆和物理老师张子谔、教三角函数的老师李蔚天、语文老师黄庆发、俄语教师凌石军、英语老师项立、体育老师韩茂富和吴济民、女校长杨滨和副校长刘铁岭等。但让北岛没想到的是，这些老师校长，一夜之间斯文扫地。文革爆发后，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没完没了的批斗会。高潮是1966年8月4日，那是个星期天。有二十多个校领导和老师戴高帽挂牌子游斗，最后集中到操场上，他们在学生的喧嚣、羞辱和拳脚中蹒跚穿行。最后让他们齐唱《鬼见愁战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的铁锤，把我砸烂砸碎……”其中顶数副校长刘铁岭的嗓音最嘹亮。
最让北岛震惊的还是语文老师刘承秀的自杀事件。北岛写道：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她因受审查而导致儿子从部队转业。那天凌晨五点，在食堂后面的小夹道，她用剪刀割断并揪出自己的喉咙，据说惨不忍睹。一个中年女人竟用这样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当这消息传遍宿舍小院，我正在六斋生火，浓烟呛得我睁不开眼。
另有资料显示，四中地理教师汪含英在批斗中被剃了“阴阳头”，她的丈夫苏庭伍是数学教员，当时借调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在被“斗争”和抄家后，夫妇一起在北京郊区的香山服杀虫剂自杀。
这样的残酷，四中的老师却选择了忘却，这意味着什么呢？他们真的可以原谅这样的残忍吗？
四中另外的红色恐怖
除了迫害自己的老师外，四中还设置了关押所谓“牛鬼蛇神”的牛棚。被关押者有学校领导和老师，还有不少市民，他们都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北大老师殷印红标在回忆文章中就提及了此事。
他写道：一天，几位同学扒在教师食堂窗户向里张望，我也凑了过去。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得有人发出上气不接下气的惨叫，声音微弱而压抑，还苦苦哀求：红卫兵爷爷歇一下手吧，实在受不了啦。我顿时毛骨悚然，腿不住发抖，转身悄悄溜走了。……不久听说有三位市民在四中被打死，未曾核实。
资料显示，1966年8月24日，四中的红卫兵把崇文区药王庙后门10号居民孙如谦和东晓市居民牟志林抓到学校中打死。
刘东的回忆文章也有相关的记载：在关押的牛棚旁边是“刑讯室”。从牛棚到厕所百十步远，很多同学手持皮带、柳树枝、扫帚条，在必经之路两侧等候，抽打羞辱上厕所的“犯人”。他们几乎全都光着上身，后背伤痕累累，结成血痂。
结语
有很多问题我们必须问：为什么这么多的学生在毛的怂恿下，对昔日培育他们的老师们下此毒手？他们的道德、良知去了哪里？为什么许多年过去，我们看到的来自学生的忏悔并不多？为什么四中的老师要集体选择健忘？这样迫害老师的学生在全国大中小学还有多少？他们有多少人忏悔了？
也是，在制造了这场灾难的中共依旧统治中国的前提下，对文革以及其他灾难绝无彻底反思的可能，因为反思就意味着对中共和毛的罪恶的揭露，而这恰恰是中共最为害怕的。但历史早已证明，罪恶总有一天会被还原，元凶也将被审判。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郑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