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5月31日讯】被誉为“中国小提琴之王”的马思聪，对当代中国音乐有着杰出贡献。但是，他在文革中遭受了残酷迫害，被迫冒死逃亡美国。中共公安部设立专案，将之定性为”叛国投敌”，还牵连其众多国内亲友被审查、逼供、判刑，甚至遭迫害致死。
湖北省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办的《读书文摘》杂志，在2005年第5期刊登了一篇文章《马思聪”叛国投敌案”真相》，披露了中国杰出音乐家、音乐教育家、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
中国小提琴之王
1912年5月7日，马思聪出生在广东海丰县幼石街。马思聪的父亲马育杭曾任广东省的财政厅长。
1923年，11岁的马思聪随大哥来到法国，在法国巴黎的音乐学院里接受了严格的小提琴训练，其演奏技巧日臻成熟。
16岁的时候，他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演出，被誉为“音乐神童”，轰动一时。
18岁时，他再度前往法国，向著名作曲家毕能蓬（Binembaum）学习作曲。
1931年初，马思聪回到广州，正式开始了他的职业音乐生涯。
当时，刚刚20出头的马思聪，就成为了中国第一所现代“私立音乐学院”院长，也就是后来广州著名的“星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同时，他还先后在广州音乐院、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音乐系任教。
马思聪不仅是将小提琴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也因其卓越的艺术成就被誉为“中国小提琴之王”。蒋介石都曾邀请马思聪演奏小提琴。
抗战期间，马思聪用自己的音乐才华报效国家。他参加了抗日合唱团并任总指挥，前往电台播音、录音。马思聪还创作了大量的抗战歌曲。
马思聪创作的音乐作品中，最有影响的抗战歌曲《思乡曲》成为他的代表作。
在中共建政前夕，美国邀请他全家赴美定居，马思聪婉言谢绝，进京担任了燕京大学教授、华北文工团剧团长、全国文联常委、全国音协副主席等职。
1949年后，马思聪出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文革”的苦难
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
5月底，被“革命口号”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给他们的院长贴出了大字报。一夜之间，马思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义分子”。
“文化大革命”，这个陌生的名词，让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马思聪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
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校园内，住进了“牛棚”。他们当中，有各院校的领导，知名的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
马思聪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那里，他们被迫每天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写“交待材料和举报材料”。
8月3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了学院，接受“红卫兵小将”们面对面的批判。
刚下卡车，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一桶浆煳就倒在马思聪的头上，接着，一张大字报贴在他身上，一顶写有“牛鬼蛇神”字样的纸煳高帽子戴在头上，脖颈上前后挂上两块牌子，前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后面写着“吸血鬼”。
一个“红卫兵”顺手将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马思聪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敲，说这是“敲响了资产阶级的丧钟”。
马思聪被这情景惊呆了。他同一群“黑帮”一起被“红卫兵”押着在学院内游街，一群狂热的青年高喊着口号，向他们身上唾着口水。
昔日学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马思聪每天早上6时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着承认自己有罪的歌曲。只要那些“小将们”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马思聪等人就要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
“红卫兵”经常命令马思聪低头，叫他在地上爬行。
一次，马思聪在草地上拔草，一造反派走过来，粗暴地指着马思聪呵斥：“你还配拔草，你姓马，只配吃草。”
说完，真的当场强迫马思聪吃草。
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造反派”又把矛头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
8月14日晚，“造反派”涌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
在这种情况下，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在她家厨师贾俊山的帮助下，仓促离开北京南下，想暂时避一避，等运动结束再回来。
她们先来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后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得到消息到南京追查，她们又被迫逃到上海、广州，投靠亲友。
在广州，一再被“红卫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觉得这次的运动没有结束的迹象，再这样下去一家人性命难保，危急之中产生了到香港暂避的念头，就委托她的哥哥王友刚帮她想办法。
1966年11月，王慕理还让女儿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与马思聪秘密会面。与此同时，王慕理在广州加快了出走香港的准备工作。
冒死出逃
当时，马思聪的肝病复发，被“造反派”批准离开“牛棚”，回家居住。此时，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四五户人家，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
11月下旬，女儿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厨师贾俊山和马思聪的朋友、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资助下，马氏父女化装离开北京，来到广州，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
当时的广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着到香港的“偷渡线”，一些“蛇头”为谋取暴利进行“偷渡”。
此时，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的重视，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并在马思聪的亲友中查找。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越来越紧张，马思聪的安全难以保证。
当时，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接受批斗，其后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远离大陆混乱局势，但万一被抓住则性命难保，而偷渡成功则全家安全。最后，马思聪被迫做出了偷渡的选择。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其夫人、儿子、女儿，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渔轮厂的电动拖船“002号”。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船是他们偷出来的，乘坐者共5户13人。
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屿山靠岸。马思聪一家在一个岩洞中躲了一天，当天晚上，来到九龙的一个亲友家暂住。
由于香港的报纸登了丢弃在大屿山的“002”号拖船的照片，使马思聪感到香港也不安全，担心被引渡回大陆。
经过反复思考，马思聪选择了到美国去投靠他的九弟马思宏，打算凭着自己的小提琴来养活一家。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而马思聪又没有任何证件，只得通过一个朋友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取得了联系。
1月19日早，香港的几十家中英文报纸几乎用同一标题，报道了马思聪出逃的消息：《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
就在当天下午，在美国驻香港领事的陪同下，马思聪一家四日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
株连九族
从香港、美国的报纸上得知马思聪已经出走后，中央音乐学院的“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和“北京公社”，立即派专人追查此案，在马思聪的亲友中进行调查、逼供。
“造反派”把初步查到的材料汇总整理后，上报了“中央文革”和公安部。公安部将这作为要案，于1967年5月成立了“马思聪专案组”，由于马思聪出逃乘坐的电动拖船为“002号”，这个专案组为了保密，就以“002号”为专案组的代号。
专案组在审查中，马思聪夫妇在大陆的所有亲戚都被审查，几十人被牵连入狱，帮助马思聪离开北京的贾俊山、倪景山也被捕。
他们当中，多人被迫害致死，包括马思聪的岳母、侄女和贾俊山，马思聪在上海生活的二哥也跳楼身亡，上演了一出株连九族的人间悲剧。
这也成为了日后马思聪就算被“平反”，也不愿意回国的原因。因为他的出逃，牵连这么多人失去性命，他回来后该如何面对死者的家属？
马思聪不回国的另一个原因是，一直到马思聪逝世的前两年，文革都结束快10年了，他的案件才被“平反”。
1968年1月18日，在经过8个多月的专案审查后，“002号”专案组终于结案了，谢富治、康生批准了专案组的结案报告，将马思聪定为“叛国投敌”，造成了“文革”中的又一冤案。
流亡他乡
在大陆对马思聪出走进行审查的同时，马思聪正在大洋彼岸忍受着心灵的痛苦和煎熬。到达美国后，美国先把他一家安排在弗吉尼亚州的农村的一栋别墅内暂住。
1967年4月，为了澄清社会上对他出走的众多流言，马思聪首次公开露面，在美国纽约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声明。在这个声明中，马思聪控诉了“文革”极“左”错误给中国、给他本人带来的灾难，只是如实地讲出了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
他表示：“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的工作环境。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当前中国发生的悲剧比较起来，完全是微不足道的。”
马思聪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在这里发出的是热爱祖国、忠于祖国的心声，他为自己的祖国正遭受劫难而痛心和悲哀。
不久，马思聪迁往美国马里兰州居住，后又迁往费城郊区，在一所高层公寓里定居，直到他1987年离开人世，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间，他仍然以开音乐会和创作为其生活的全部内容。
作为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他多次在美国各地和东南亚、台湾等地进行演出。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如舞剧《晚霞》、歌剧《热碧亚》，以及一些小提琴、钢琴曲。
这20年里，马思聪在美国很少开心过。以前很开朗的人，变得很忧郁。在他的演奏和创作的作品中，蕴含着他浓浓的思乡情结。他将其中的一首乐曲名为《相见时难别亦难》。
他音乐会每次必演的一首曲子就是《思乡曲》，而眼泪，也成了他《思乡曲》的音符。
（云涛整理/责任编辑：凯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