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爱情？三面之缘 七年等待 九年冤狱 无悔婚约

我叫李珊珊，和丈夫周向阳从认识、到他从暗无天日的六年多黑狱走出来，经过漫长的七年等待，才走到一起。我们真正在外面只有过三面之缘，手都没牵过。对丈夫的了解完全是通过他的家人、朋友和探监通信得知的。因为感动，我选择了他，也开始了我不平凡的人生。

周向阳出生在秦皇岛昌黎县。婆婆经常跟我讲向阳从小就很善良，挨别人欺负时从不抱怨，学业优秀，从北方交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天津铁道第三勘探设计院工经处，因工作出色，单位送他到天津大学，又获得投资经济学位。1998年考取了全国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当时全国考过造价师的人只有60个。他思维敏捷，工作细致认真，兢兢业业，从不与人争。

1998年，一个国家大型工程预算项目下来，老工程师坚持任用周向阳，因为这个年轻人诚实稳重、工作勤恳认真，可以托付重任，所以向阳是那批年轻人中得到褒奖和奖金最多的一个。造价工程师做项目预算中很容易投机取巧，能捞取很多好处，对于别人私下里给的红包，向阳从来没要过。在世风日下的俗世洪流中，眼看着多少同龄人被冲刷的追名逐利，变得越来越势利，然而从周向阳的身上，我看到了对“真善忍”的信仰，使他不被污染，卓然独立，能够逆流而上。

法轮大法高标准的道德要求，使他成了一位令人刮目相看的好青年。

1999年“720”之后，文革式的荒唐运动眼睁睁的卷土重来。周向阳为说一句“法轮大法好”去北京天安门和平请愿，竟被劳教一年半，受尽折磨，无数次被狱警、吸毒犯电击、殴打、辱骂；每次昏死后被弄醒，接着挨打，屋里的墙上溅得到处是血。

由于向阳坚持信仰，拒绝“洗脑”，并抗议被非法关押，一年半到期后又被加期一年，被关到天津蓟县渔山劳教所做劳役“开山”。

一个从里边出来的人描述了这样一个情节：2000年秋，恶警魏威在天津市双口劳教所一间密室里殴打周向阳，逼迫他放弃法轮功，恶警一阵拳打将周打倒后，逼问：“还炼吗？”周向阳慢慢站起来，看着恶警魏威，不答理他。恶警魏威叫道：“双口劳教所还有不怕我魏爷的！”又开始拳打加脚踢，将周的脸打出血，又将周打倒在地，逼问：“还炼吗？”周向阳又慢慢站起来。恶警魏威见周依然如故，发疯般抽打周的脸，周的脸开始变形，他又一次被打倒在地。过了一会儿，周向阳仍然慢慢站起来，恶警魏威就又抽打，周倒地后又爬起来，恶警魏威疯狂地叫道：“我今天打死你！”魏威拿起一根镐把（硬粗木棒子）殴打周向阳。这一次，周向阳被打得昏倒在地。过了一会儿，开始抽搐。周向阳抽搐了一会儿，渐渐地苏醒了，在地上挣扎着，挣扎着，晃晃悠悠地挣扎着准备站起来。魏威这时叫道：“等一下，我服你了行吧，求求你等我先出去后你再站起来。”恶警魏威说着一溜烟儿先跑出去了。

繁重的体力劳动外加高强度精神迫害，向阳不得不绝食抗议，因身体极度虚弱，劳教所让其单位铁三院接出治疗。铁三院停止了他的工作，向阳只能到外面打工糊口。我们就是这时相识的。我那时也修炼，相同的道德观，相似的经历，让我从心中升起了对这位年轻人的怜惜和钦佩。

但我跟向阳只有短短的三面之缘。2003年5月，向阳被人跟踪恶告，他坚持信仰，揭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却被非法判刑九年，2004年8月9日被劫持到天津市港北监狱。

周向阳的家人都是法轮大法修炼者，老父老母被迫流离失所，大哥被非法判刑九年，嫂子被非法判刑三年，姐姐也被关过看守所，只有一位姐夫支撑着整个家庭探监的重担。我被这一家人坚持真理的无畏精神所感动，决定承担起到监狱看望周向阳的责任。我在天津找到一份幼教工作，每个月去港北监狱探视向阳，可监狱连续四个月都以不是近亲属为由把我拒之门外。

七年前的港北监狱四周空旷，两边是芦苇沟，下了长途车还要往里面走约半个小时，冬天大风吹得脸刺痛，人往沟里倾；一次正赶上下大雪，所有的刑事犯人的朋友都去接见了，只有我孤单单的在监狱门口苦苦等了四个多小时，变成了雪人。偌大的监狱铁门冷冷地关着，我感到这个世界比这飘雪的冬天还要寒冷，向阳只是因为信仰真、善、忍，根本没有犯罪，无奈之下我内心却升起一股勇气与力量，郑重地向监狱申请与周向阳结婚。这个举动震惊了监狱，也震动了那些冷漠的人心。法轮大法被邪党迫害以来很多家庭被迫拆散，监狱接到的只是离婚申请，到监狱里申请结婚的还没有一例。
连续五个月的坚持，监狱终于让我以未婚妻的身份接见，那一刻，我很激动，多年来的心酸与苦难中难得这发自心底的愉悦。

尽管有了未婚妻的身份，每次去探监还是被百般刁难。

2005年7月13日和21日，向阳接连写了两份申诉书，揭露天津河西分局刑侦八队刑讯逼供的事实。申诉书却被监狱五监区长张士林下令积压了半年之久，2005年12月底才交给我。我和他姐夫辗转找到了监狱管理局递交申诉，他们却暗示我们不要跟监狱对着干。我们来到河西检察院，一位值班领导说，这么多年了，你们是第一例法轮功家属上告。但你们得先到河西公安分局纪检科交申诉材料。于是我和姐夫又来到河西分局纪检科，纪检科科长称有事，让留下手机电话。就这样在这些挂着“立法为公，执政为民”招牌的政府机构的相互推诿敷衍下，没有任何答复就让我们回家了。

然而更荒唐又可怕的是，从那天起，我被国安警察跟踪。12月的一天，狱警骆志国给我打电话说：“这次你不要来接见了，周向阳违反监规监纪，他不吃饭，出现的一切后果我们不负责任。”后来一个从监狱出来的朋友把当时的真实情况告诉了我，那天向阳因阻止劳动工区播放污蔑大法师父的广播，被一群吸毒、打架的犯人拖到播音室毒打一顿，然后被关进小号，对他进行“地锚”酷刑折磨。

因禁止接见，我隔两三天给一队长骆志国打电话，骆满不在乎地告诉我向阳很好、白胖白胖的。过了几天，指导员张士林让我去监狱办公室就周向阳的事跟我聊聊。当时，张士林、一队队长骆志国、二队队长宋学森都在，谈话内容就是：向阳坚持信仰，不配合“转化”，监狱会对他有“相应的措施”。

最后一次接见，张士林又跟我谈话一个多小时，让向阳不要再申诉，否则对他不好，并明确说就算我替向阳告状申冤，他也不怕，一定跟向阳对抗到底。我也表明了态度，一定会坚持上告。就在那几天，港北监狱开始年底又一轮的“攻坚洗脑”，向阳被列为“被监狱放弃”的行列，如果“攻坚”过程周向阳被迫害致死，也是安排之中的。后来才知道这次最严重的地锚酷刑迫害，整整持续到第二年，前后共四个多月，向阳多次生命垂危急救。

2006年1月的一天，监狱的一队长打电话给我，话里有话的说，“李珊珊你要保护好你自己啊。”没过几天，我因替向阳申诉触动了港北监狱，导致自己遭受来自这些政府机关黑社会式的报复行径。国保警察跟踪调查我三个月后，天津南开区国保大队长郝宝刚领着王顶堤派出所警察闯到我的住处非法抄家，我被刑事拘留三十天、转监视居住十五天后，被非法劳教一年三个月。这更加赤裸裸的冤狱降临到了我的头上。郝宝刚非法审问我的时候说：港北监狱张士林说我给监狱写恐吓信，并恶告我替周向阳申诉喊冤在监狱门口聚众闹事儿。劳教判决书还写了一条：“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

我无法想像，一个政府何至于用这么大的罪名强加在我这样一个弱女子的头上！

被劳教那一年我25岁，遭受了劳工奴役和暗无天日的寂寞难熬的日子，但想到是为向阳这样的好人讨还公道，心里无悔。2007年5月7日劳教到期的前一天，天津国保局领导到劳教所找我谈话，让我放弃对周向阳的帮助。我郑重表明态度：从人道讲作为普通朋友有难还要去帮助，更何况我现在是他的未婚妻。

获释后，我继续坚持去监狱看望向阳，这时向阳已被转到天津市梨园头监狱。每次接见仍然要把我刁难一番。

2008年4月，港北监狱又将周向阳接回，并对他再一次进行强制性“洗脑”、隔离、关小号，同时禁止任何家属接见。从那时起，他一直被关到（小号）里，遭受“地锚”酷刑的折磨，他也开始了一年多的绝食绝水抗议，坚持不屈服。2009年四五月两次被送往新生医院和监狱内部医院急救。由于身体极度虚弱，家人被通知向阳保外就医。

2009年7月28日，向阳离开监狱回到昌黎老家调养身体。港北监狱规定我们要随时在天津市“六一零”国保的监控下生活，向阳的父母据理力争把儿子接回。向阳从港北监狱刚回来的时候，身体虚弱，一米七五的个头体重只剩下78斤，勉强能自己走路，胃萎缩了，只能吃流食。向阳回来的第7天，港北监狱负责人和昌黎派出所一行六人突然闯到家里骚扰。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周向阳遭受酷刑迫害的情况已经在联合国备案了，联合国酷刑委员会要派专员来港北监狱和铁三院调查，他们感到心虚惶恐。

向阳讲出了港北监狱鲜为人知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迫害：主要包括电刑和小号“地锚”等。他的手上、耳朵后面、腿上都有伤疤，是高压电棍电击后，刚长好又重复电击留下的深度烫伤。他给我画了一幅地锚的图，详细描述了法轮功学员怎么样在小号里被“地锚”折磨：

“小号长3米，宽1米，高约一米六，没有窗户，阴暗潮湿，密不透光。屋顶上挂一灯24小时亮着，地上一侧2米长的地方铺着高约二三十厘米的木板。我被仰躺在木板上面，两个胳膊成“V”字形向外张开（屋宽一米，手臂不能伸直），手反铐在地环上，膝盖以下小腿部位和脚悬在水泥地上，坠着脚镣，脚镣是锁在地上的，手铐和脚镣没有任何活动的余度。每天这样被‘锚’24小时，时间长了腰、胳膊疼得受不了，着力点的脚后跟都硌烂了，而且是长时间持续的，这种痛苦远远超过高压电棍电击造成的伤害。

3个犯人看着我，一个坐在我头上的地方，用力踩着我的手，我的头在他们胯下两腿之间，本身就带有侮辱性质；另外一两个刑事犯坐在我脚下的地方，不停的给我念诬蔑法轮大法的文章，不时的打骂、侮辱。甚至有的犯人威胁说要弄死我，使劲压我的腿，因为小腿一半是悬空的，剧痛难忍。

每天他们还以帮我活动筋骨为名，把我从“地锚”上拽下来使劲撅我的腰、腿、胳膊等各个关节，疼痛难忍。队长宋学森在“小号”外面听着，如果里面没动静，就对他们说：“你还想不想干了？想不想减刑了？不想干就出去。”哪个刑事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如果不能让狱警满意，就会受到调换或扣罚分数的处理，出去回到监室受警察和其他犯人的折腾，什么脏活重活都得干。所以犯人在这样的压力与减刑的诱惑下，不停的想方设法折磨我。使我的承受能力几乎到了极限。

‘地锚’酷刑是港北监狱非常普遍的酷刑方式，被推广到天津各个监狱。我从‘地锚’上下来的时候，腰一直没有直起来，弯了好几个月。”老母亲听了儿子遭受痛苦的回忆，酸甜苦辣齐聚在心，禁不住声泪俱下。

7年来漫长的等待中，我多少次幻想能够和自己心怡的人团聚，看到同龄人都有了美满的家庭，不禁羡慕无比。由于看不到希望，父亲几次跟我提相亲的事，当他知道因为给向阳申诉和监狱打交道的时候，怕我有危险再被抄家（之前已经被抄过两次家），3次提出跟我断绝父女关系，甚至还遭到父亲一顿毒打。我坚守着自己这份美好的情感，心无旁骛，我坚信，向阳这样诚实稳重有信仰的人，坚忍高尚，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

法轮大法是神奇的，经过两个多月的看书学法、炼功，一个多月的时候向阳体重已经增加到103斤。周向阳带有修炼人的那种质朴和忠厚，很快得到了亲朋好友、特别是我父亲的认同。

2009年10月26日，我们正式办理了结婚登记。由于这10年来的迫害，向阳家生活非常困难，我们本来不打算举办婚礼了。向阳的为人一直在亲友中口碑很好，所以很多亲戚朋友主动给我们提供帮助，热热闹闹地办了酒席，我终于穿上了向往已久的雪白的婚纱，像做梦一样。

向阳去单位铁三院见工经处领导时，同事们见到他都很高兴，有一位同事非常佩服向阳坚韧不屈的精神，被劳教回来那年就想资助向阳出国，这次他又拿出很多钱要送给向阳补贴家用，向阳没有要；然而铁三院的院长却躲着不见向阳，让下属捎话说他的人事关系现在港北监狱，如果“六一零”国保同意回单位，他们就接收。

2010年5月，父亲资助我们在一家大型超市租了一个摊位，做点小生意。总算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尽管日子好过了很多，向阳仍然非常节省，熟食都舍不得买，储备很多方便面留着饿了吃。我疼他遭受那么多罪，总想买点好的给他补一补，他每次都让我不要浪费，我回娘家拿一些炖好的肉食，他总是只吃一点，夏天的时候舍不得买凉鞋，一直穿着不透气的运动鞋；冬天的羽绒服还是1999年前的那件，舍不得买新的。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他从一个优秀的国家级造价工程师被迫摆摊做生意，但他从来不抱怨，默默地做着自己该做的，让我这个做妻子的从心底由衷敬佩。

在向阳回家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完成了定亲、结婚、找工作、搬家等一系列人生中的几件大事。没想到，2011年3月5日，唐山市国保大队便衣警察突然上门抄家，将我们夫妻双双抓走，抢走现金13000元和价值一万多元的个人物品，家里所有带文字的书本也都被抄走，我被拘留15天后转到当地“洗脑”班，向阳被刑讯逼供，并下落不明。我婆婆和嫂子找到港北监狱，在门口苦苦守了两天一夜，监狱仍不让接见。

3月24日，我回家后给港北监狱打电话，询问向阳身体情况，副监狱长李国宇说周向阳一直不吃饭，他上次回去身体没恢复好，现在胃、脾、肾衰竭，尿血，两天输液一次，生命随时有危险。我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向阳刚从监狱回来奄奄一息的情景浮现在眼前……

直到4月12日，老母亲忍受不了担心儿子的痛苦，和家人又来到港北监狱，无奈之下，老母穿上鸣冤状衣，才争取到接见的。看到儿子被2个犯人包夹带出来，走路缓慢，非常消瘦，老母流下眼泪，我的心也在流血。向阳自3月5日被抓之日起，滴水不进，坚持抗议。我不知道我们申诉到何时，但我们会继续申诉。

我的丈夫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忠勇仁义，只是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维护信仰的权利，被非法判刑长期监禁，为了逼迫他说违心的谎言，对他施以酷刑。而我只是替我的丈夫申冤，坚持说话的权利，反遭陷害被非法抓捕监禁。

其实，多年来，几十位正义律师数百次的法庭无罪辩护，已从法律上充份的阐述了修炼法轮功、讲述法轮功真相完全合法，参与打压法轮功才是真正的犯罪。然而这种是非颠倒、善恶不分的现实，成了人们麻木面对的常态，这是当今法制时代“和谐社会”的悲哀！

我是在为我丈夫伸冤，其实这也是捍卫信仰的权利、捍卫法律的正义，法轮功被迫害12年了，我为丈夫伸冤也8年了。我依然怀着一个梦想，在我们的国度里，所有像我们夫妻一样的家庭都能过上稳定平静的生活。不会因为说真话遭陷害，不会因为坚持信仰被抓捕，让真善忍回归到我们每个人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