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二零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二日“光复民国（大陆）工作委员会”暨“黄花岗杂志”在台湾师范大学举办了为期三天的“纪念国军抗战•光复民国大陆”研讨会。 来自中国大陆、美国、加拿大、澳洲和台湾的学者专家，就多个主题展开了讨论。 研讨会围绕“中共在抗战中的角色及大陆沦陷的原因”的主题，中华民国团结自强协会理事、中华战略学会理事、中华军史学会监事乔金鸥将军做了“抗战时期中共实力扩张之策略”的发言。乔金鸥将军有机会接触和利用大量台湾秘密档案进行研究，揭露中共在抗战中通过统战、谍报及掠夺敌后资源等方法扩张其实力，最终打败国军的历史事实。
乔金鸥将军在“纪念国军抗战•光复民国大陆”研讨会上发言（视频）
抗战时期中共之扩张策略
今年是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70周年，行政院表示，以“八年抗战是中华民国军民坚苦卓绝的奋斗成果”等四原则为主轴，扩大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等16项系列活动，忠实呈现抗战胜利历史轴线，彰显中华民国是抗战主体。
中共没有八年抗战的机遇，就没有重新扩展壮大之转机。 共军经过八年与精良的日军所谓的“血战”后，在其根据地内正规军竟然由出师时的4.6万余人，壮大到抗战胜利时的120万余人，民兵更多达268万7千余人。对不了解中国抗日战史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之态度及角色者来说，这样的实力数据，倒像是日本侵略者滋养了共产党的军队。但从该时期国共双方史证资料来看，实符合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所策划之“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之抗日发展方针。
壹、国民政府艰苦抗战赢得胜利
“日本陆海空军及补助部队将领率所有部队向蒋委员长无条件投降”、“当即服从蒋委员长之节制并接受蒋委员长及其代表何应钦上将所颁发之命令”，这是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日本在南京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委员长代表—何应钦上将投降；降书内容之前提。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华野心侵略，不断制造事件，直至民国26年卢沟桥事变，终于激发中华民族誓死抗敌的坚定意志。时任军事委员长的蒋公，在庐山昭告：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唯有人地无分、抗战到底。领导全民无惧流血牺牲；奋战到底下，经过八年浴血抗战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抗战期间，国军以劣势装备与日军浴血苦战，其中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00次、小型战斗3万9000次。国军伤亡322万官兵，包括268位将领殉国，其中上将6人、中将57人、少将205人，还包括共军将领。无辜百姓死亡人数超过2000万人，财产损失更是不可计数。八年抗战是一个关系国家存亡、深刻影响国际情势的重大历史事件，战争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伤亡之重、影响之深，也都是空前未有。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转折，如没有八年抗战，就没有中共的重新壮大，不管是基于国共斗争的历史恩怨，或是出于建构历史正当性的需要，多年来大陆当局始终刻意拔高中共在抗战中的作用，贬低甚至长期不提国军的牺牲与功绩。教育与宣传上，都说抗日战争是共产党打的，国军完全没份。八年抗战是谁打的？这个重大的历史课题，两岸政军学界争论已久。
中华民国政府是抗战主体，主导抵抗日本侵略；抗战史是建立在国家主体上的，蒋中正委员长领导抗战胜利，此一历史事实不容大陆扭曲。2005年，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才指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虽然对国民政府抗日已经提出较多的肯定；但以“两个战场论”解构抗日战争史，还是有很多偏离史实之处。但是今年以来中共在抗日战争论述宣传策略上，又进一步一分为四，国家整体抗战被解析为“正面战场”、“敌后战场”、“东北战场”与“民间及外国战场”，刻意再漠视抗日史实，混淆抗战真相。
国民政府抗战之持久战略；改变日军原本由北向南的主作战线，并以重庆为主要抗战基地的重要战略指导，奠定抗战胜利的基础。同时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意志是重要关键因素。从我国军史政单位之“抗战史档案”、日本防卫厅编撰“日军对华作战纪要”等档案及相关史料，都清楚印证抗战历史，史实就是我国民政府蒋中正委员长为盟军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是国际公认的抗战领导人。
贰、中共参加抗战的态度
中共在共产国际的“统战纲领”指示下，展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作，。七七抗战开始，七月八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徐向前等联名电呈蒋委员长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
七月九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萧克、左权、徐海东率人民抗日红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致电蒋委员长等，表明“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在共党的请求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廿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发布收编投诚的共军，并任命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
经共党的请求政府收编共军，中共再向政府提出“四项诺言”: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的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但中共对其内部则是说；“这些让步与妥协，是为了要使本党取得全国范围公开活动的机会，千百倍的去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进而争夺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收编共军命令后，8月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中，颁发了“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要求党与其军队“向各地政府与军队进行统一战线的活动与组织”活动时，要重视；
第一、利用一切旧政权的武装组织形式：如民团、保安队、壮丁队、义勇军等实行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取得其中的指挥地位。
第二、共产党员该以抗日积极分份子的面目，参加到政府与军队中去，并取得其中的领导地位。
第三、同各党各派的斗争是任何时候不能放弃的。
第四、用一切方法争取党的公开与半公开，同时扩大党的秘密组织。
对红军改编为国军上；要求：政委改以副首长或政治部主任，行使组织职权，维持党对首长之监督领导，拒绝军委会派遣参谋至部队。
在作战方针上；指示入晋后先争取表现来扩大宣传影响。日军再深入时，即以山西为基地，分散向河北、山东、河南、热河、绥、察各地发展，以独立自主游击战，在敌后争取民众、扩大武力、建立根据地。
同时向红军解释；虽然接受政府改编为国军，“维持外白、但内面仍是‘红’”。也就是仍然维持其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之特性。
再观其在抗日军政干部大学“中共党的策略”课程讲授中，解释何以要强调抗日，乃因:
第一、抗日可以得到国人同情，争取广大群众，可以扩大红军，进行加紧发展党的组织。
第二、在革命低潮，力量缩小时；才能保存实力，进而扩大实力。
第三、抗日才能保护苏联，因苏联是无产阶级的祖国，世界革命的根据地。
第四、放弃以前走不通的路寻求易于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道路。
第五、此一革命策略是破坏资产阶级政权的武器，用以掩护秘密工作之发展，用公开的工作来争取广大群众力量，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
第六、给革命休养时间，积聚势力，准备新的进步条件，采取转弯抹角的进攻策略，寻求将来更大的胜利。
第七、红军仍保持独立性，苏维埃暂时取消，改为特区政府，实质是未变。
结果中共是物质得到了，经济得到了，弹药得到了，精神上得到了，党员增多了，影响力扩大了。正如其所谓“一分钟也不忘记拥护自己阶级的利益”。
参、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扩展策略
一、民主共和国战略下之决策
中共在抗日开始策定了党的策略后，即以“民主共和国”作为战略口号，强调联合各党、各派、各军一致抗日为策略口号，用以推倒国民党政府。
此阶段的根本势力，国内为；无产阶级及工农红军、东北军、17路军，国外为苏联及各民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要求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共同抗日，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组织抗日联军、义勇军、抗日军队等联合会，各界抗日救亡会。
在革命低潮时，中共以反日在前，土地革命、阶级斗争放在后面，待见到革命高潮马上改变，再将土地革命放在前面；此时在扩张的策略指导上：
发展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第一阶段：先自我牺牲争取舆论拥护，军事分二路，由晋西北向东发展，一路深入冀东、冀中横断平汉线，一路入晋南、豫北、冀南、鲁西、横断津浦线，入鲁北、鲁东切断中央系军队联系，建立山地、平原根据地，为第二、三阶段的到来准备。
第二阶段：各地工作基础及军事政治根据地建立完成后，要将黄河以北，国民党势力肃清，视日寇力量消长情形决定斗争形式。
第三阶段：势力伸入华中各地、建立华北各根据地，分段遮断中央系军队联系，瓦解和离间中央系部队，待巩固基础后，进而取代国民党之领导权。
此一策略方针就在；第一步让国民党先打日本，表面上配合做一点民族革命工作。第二步让国民党单独打日本，自己进行军事扩张使国民党势力削弱，当日本被打倒时，国民党亦被打倒，胜利是中共，再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转到无产阶级革命。因而八年抗战中，共产党坚定遵行此一路线行动，在各地区积极扩展，而使其实力得到了迅速的壮大和发展。
二、抗日扩展活动纲领
民国二十九年中共中央策定之抗日“活动纲领”归纳为：
(一) 三大目标：1.扩充军队－扩大地盘，在冀、鲁、苏、皖、陕、甘、宁等地袭击国军、排斥异己。2.发展党务－积极发展党的力量，吸收党员。3.夺取地方政权－藉民主宪政口号，号召民众，孤立国民党。
(二) 四大运动：1.百万扩军运动－吸收各地保安团队及残部。2.百万扩党运动－大量吸收各地教职员、学生入党。3.千万囤粮运动－征收救国公粮，或低价收买囤粮。4.万万积金运动－以劝捐、募捐、勒捐及各种苛捐杂税为手段。
(三）十五大原则：用以落实三大原则，四大运动之政治手段；工作方向和行动方法。
(1) 借“服从三民主义”的口号，曲解国父遗教，宣传“马列主义”。
(2) 借“抗日”口号，号召民众，扩充地盘。
(3) 借“民主”口号，破坏中央战时法令，夺取各地政权。
(4) 借“进步”口号，欺骗青年，损失中央威信。
(5) 借“团结”口号，巩固自己地位，掩护分化策略。
(6) 借“国共合作”口号，抬高自身地位，减低中央领导力 量。
(7) 借“革命”口号，用恐怖手段，排斥异己。
(8) 借“反对分裂”口号，实行割据。
(9) 借“反对内战”口号，逃避军事制裁。
(10) 以“统一战线”口号，并吞弱小。
(11) 以各个击破，摧毁国民党力量。
(12) 佯作弱者姿态，到处向群众哀告，以骗取同情。
(13) 以汉奸、汪派、托派、顽固份子、倒退份子、亲日妥协投降等头衔，任意罚款、捐粮、缴枪、绑架、残杀。
(14) 制造高调，炫惑人心。
(15) 制造谣言，破坏人民对政府及领袖之信仰。
相对应其抗战开始的“四项诺言”；不推翻国民党政权，不破坏全国政权的统一，取消苏维埃 政府和取消红军的诺言，只是欺骗政府收编红军取得合法身份，暂时等待扩张发展的策略而已。
三、游击战与根据地原则
民国廿六年抗战爆发，红军接受政府收编后，毛泽东就明确的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原则。红军作战任务上；担负以独立自主的任务，要求南京政府指定地区，以协助友军作战，“只宜作侧面作战，不宜作正面作战”。
毛泽东在“论政策”文中申明其战略基本精神，一是党的军事斗争战略任务，在创建与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二是要实现此战略任务必须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经游击战争，动员与组织群众，创造阵地、发展阵地。游击战这是全党一切工作的中心，唯一的方法其战术基本原则在于“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化整为零，集零为整，旋磨打圈，脱离敌人。”
(一) 游击战非独立战争形式，乃应该同时进行:政治斗争－包括思想、组织、群运、经济、社会等广泛斗争，以合法地位掩护其破坏政府之政治斗争，藉游击队各级政治部之宣传、组织、民运、敌工、特工各部门来推动党的政治工作。要求以群众为堡垒，将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更进行兵运瓦解“敌军”，所到之处；用种种方法进行宣导，使对方由不反对而同情其游击战争之活动。
(二) 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策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和驱逐敌人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基地，一切政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地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据。
其作用在1. 作为游击战争的后方，对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基地，2. 伪装“新民主主义”的抗日政权形式，3. 发展武装力量的泉源，补给的后方，4. 培植创造干部的基地，继续阶级斗争的强化，5.做为日军占领区宣传的样本。
根据地是中共这么重要的战略支点，必须予以巩固与发展，而其巩固之作法：
1. 在军事方面：建立军区实行全面军事化控制，组织与武装军区人民配合或支援游击战。
2. 在政治方面：成立抗日政权，代替原有政权成立“边区政府”、“行署”、“行政委员会”，以“合法”统治者自居。
3. 在经济方面：设立银行、合作社、征税机构、控制财政、经济的物资支援游击战，以分田、减租政策、笼络农民号召参加游击战抗日。
4. 在党务方面：发展组织、建设党、统一领导军队、政府、民众团体。
5. 群众运动：对群众宣导、组训运作有效掌握以巩固根据地。
中共在农村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以支援游击战再建立新根据地，办党、政权、人民武装、工农生产、文化教育、因而有了政权的雏型，成为解放战争的出发点。
四、宣传鼓动与群众路线
中共抗战时为遂行武装斗争，争取政权过程，不能没有各种宣传与组织活动，在活动中又以宣传鼓动为最主要中心工作。宣传为一切活动的先锋工作，藉宣传鼓动，引起群众同情，建立共识，发展群众组织；更做持续的宣传教育，坚定群众思想认识，任何工作都少不了宣传工作。
(一) 宣传鼓动：中共惯于发展其宣传特长，为党的政治路线、策略任务而服务，各时期有其宣传的目标、策略、原则，藉伪装和欺骗，来划分阶级、群众路线，建立统一战线，把握地域特性做为宣传原则。
1、宣传鼓动的性质
中共认为在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是为着使群众明白了解革命的道理，发动群众起来跟着他们党所指示的“正确”的路线前进。而所谓“宣传”的意义，就是把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其党的基本政治主张，灌输到群众中去，使群众能够了解并运用这种理论来作革命斗争的武器。又所谓“鼓动”的意义，就是把马列主义的原则与他们党的基本主张运用到具体的时间与环境中，依据群众切身的利益，和组织能力提出具体实际斗争口号，与具体行动方法，去鼓动群众斗争。因此鼓动工作的任务，就是使群众热烈的、激奋的、在一定口号之下行动起来。
2、宣传的目标、策略、原则
中共惯于发挥其宣传的特长，为党的政治路线，策略任务而服务，抗战期间其宣传的目标概括如下：
(1) 严肃的批评同盟者（国民党），揭发其弱点，减弱其政治威信。
(2) 传播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对中国问题的主张，扩大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3) 尽量宣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各边区政府之战绩与政绩，以取得民众之同情。
(4) 打击反共份子，加以顽固、倒退、动摇、中途妥协投降等罪名。
(5) 拥护苏联，宣传苏联战绩，反对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反对英、美迫苏联对日宣战。
(6) 积极宣传抗日，揭示民族旗帜，组织民众团体，达成扩充军队，发展党务，夺取地方政权目标。
(7) 向国际宣传，以获取英、美之同情支持，对政府施压力，以达分庭抗礼之目的.
(二) 群众路线：中共将群众视为是其唯一可靠的“政治资本”、“党掌握各地区报纸、杂志、书店、十八集团军各地办事处，拉拢文化工作者，用歌咏、话剧、文字为工具等手段和途径进行宣传，因而把持了社会舆论、官兵思想，延揽了全国文艺工作者，批评政府；歌颂共党敌后游击战，让政府失去了宣传地盘，中共却达到宣传目标；急速扩充了武力，组建无数的群众组织，掌握了各地自主政权，让政府赢了抗战，却未能掌握民心与地方基层组织。离开了革命的基础就不能存在”，故特别重视群众运动，中共对群众路线，表面上是为群众利益奋斗、尊重群众意见、不强迫群众跟他们走，实际则是站在群众之上，来发动群众，说服群重，摆布群众。
故其“群众路线”的作用；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掌握中间阶层的多数，排除异己孤立敌人，伪装公意、宣传口号来掩饰未来目的。从群众中吸收党的干部、发展党的组织、扩展党的力量，以夺取地区政权。可谓其群众路线是“政治组织”、“思想教育”、“领导艺术”的综合运用，使中共的扩展获得相当的成果。
五、扩展手段
抗战时期中共在沦陷区广大农村，依据中共中央的扩展策略指示，有计划的建立根据地，迅速获得武装组织的发展。所依赖之手段是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政权建设、并吞友军等，由于每一地区能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做充份的潜伏观察与准备，且民众又惑于其宣传口号所以能够发挥有效作用。
(一) 组织群众
抗战开始，八路军就执行了中共的独立自主游击战的原则。每开进一新地区后，就先从抗日宣传广泛开展群众运动，广泛组织基本群众，并进一步从组织上；团结根据地内一切人民来共同抗日，将组织群众工作视为全党工作的中心一环。
一般来说，中共在敌后根据地组织群众，是采取大刀阔斧的方式，群众是成万的一下子组织起来。所谓的苏北经验；就是于发展群众运动时，对一切群众工作是统一的由群众团体集中来领导，同时抓住群众的迫切要求去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斗争，掀起群众运动高潮，从高潮中争取“二五减租”的实现，建立群众自己的团体。
第一、首先集中大批的干部，建立“农抗会”（农民抗日筹备会）的上层筹备机关，来统一领导全面群众工作。
第二、各县各区农抗筹备会建立后，即抓住时机，发动并领导群众斗争。以减租、减息、及改善雇工生活来发动群众斗争，并与组织群众工作密切联系起来。使百姓知道农抗筹备会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机关。
第三、在大刀阔斧方式之具体运用上，是采取“中心突破推动全局”的方法来开展群众运动。
第四、抓住各阶层群众具体迫切的要求，使全保最广大基本群众都卷入运动，参加斗争。
第五、在运动胜利的基础上，又抓住敌人扫荡的威胁，再进一步提出“保卫家乡”与“粉碎敌人扫荡”口号，把群众从民生、民主的斗争提高到武装抗日保卫家乡阶段，因此又发动群众反扫荡，武装自卫的高潮。（在苏中区一个月内即建立了十万群众自卫队）经过有计划有步骤的吸收广大群众到组织中来。以农抗为中心，推动成立工抗、妇抗、青抗、以妇抗、青抗帮助组织儿童团。再经教育群众，提高其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获得动员千百万群众参加抗战与武装自卫队的成果。（如农民自卫队、工人、妇女、自卫队，青抗先锋队，模范队等）并动员了群众参加根据地的各项政权建设工作。中共于民国三十一年对建立之广大群众组织，就各根据地做了统计，各群众团体会员达一千二百万余人，人民武装自卫队有六百余万人，并称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数量虽未尽可信，但亦足见中共在其发展过程中是如何的重视组织群众的工作了。
(二) 搜缴民枪
抗战前在整个民间就拥有大量自卫枪支，其来源主要为各村、各保、各寨为防范土匪，而依各户土地多寡，摊派购买枪支，组成之自卫武力，大小不一，有的大村富户甚至拥有重武器，（其间帮会之武力亦占很大比例），各乡各县均编训有自卫队、保安队。其次由于军阀连年称兵，被击溃之部队武器流落民间，抗战开始被日军击溃之国军武器部分亦散落民间。这些武器就成了中共扩展军队枪支，武器的主要来源，因而“搜缴民枪”成为中共刻不容缓的工作。其作法：
第一阶段；藉宣传、调查、动员(个别、集体动员，号召组织抗日部队，连人与武装同时加入而扩大)、骗编、强征、硬借等手段推动。
第二阶段：中共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
1、征抽：实施“减租减息”斗争后，建立了所谓的“敌后抗日民主政权”，自制法令，另成一行政系统，发号施令，迫令民众实行，实给予新四军和八路军“搜缴民枪”不少帮助。有了政权，“搜缴民枪”就有了系统和计划，要枪时；即由县政府下令，由各乡各保摊派，限期送到，稍有反抗，即加以抗缴罪名。
2、勒征：避免多次的征抽太慢，采全保直接的一齐缴干净，到处找“岔头”、“出点子”，好找勒征借口。
(三) 建立政权
中共一直将建立其强大的军队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巩固抗日根据地，做为其抗战期间的主要任务。他们在建设政权中，所依靠的是运用群众团体的力量，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镇压，来改造政府地方政权机关。采号召群众反对地方政府中的“汉奸份子”、“贪官污吏”方式，先以保、甲村长为对象，以群众中有“威信份子”去代替，集中力量反对“最凶恶的”个别家伙，以“分化统治阶级”内部，利用每一矛盾来达到目的。
事实上中共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就是阶级斗争，是向国民政府夺取地方政权的斗争，如饶漱石所言：“根据地政权的彻底改造，本质上是工农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对封建地主阶级的一种严重斗争，如果没有广大的群众运动和斗争，则不管采取何种途径，是不能真正达到党改造政权的目的。”。
中共的扩展；扩军、建党、群运、夺权是同时并进的，以枪杆子为支柱，用党为触角，将群运做工具，三者交互运用，在其军队所到之处稍能立足，就展开建党、夺政行动，敌后许多地区就这样沦入其控制，其进行方式如下(山东地区为例)：
第一种：
1、攻击地方政府施政弱点，当国军对敌作战地区，地方行政失去控制之际， 即乘机树立“抗日政权”。
2、发动民众组织抗日团体，逐渐侵夺县政。
3、以实行民主为号召，推行县以下各级行政官吏之民选制，用共党党团组织民众之作用，操纵选举。
4、逐渐推行中共的边区政体，逐步实施，最后加以具体化。
第二种
1、为避免同盟者的嫉妒，我们（中共自称）的工作必须绝对保密。
2、运用合法手段，争取舆论的同情与拥护，谋取各级政权的领导。
3、运用合法手段，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谋取各级动员委员会的领导权。
4、设法打入政府工作。
第三种：
1、运用各种适当方法，争取特别党员（特别方法去吸收）充当行政工作。
2、对顽固分子给以难为的工作任务，迫其离职，在政治上采取优势和主动。
3、中共原有命令，对省政府的两个保安旅，每一专员公署的四个保安团，县 政府的一个政治大队，我们必须利用其间之矛盾，争取下层，用分化和利诱方法，以瓦解其干部。
4、在我们势力范围内，可以公开名义抓政权，在“友军”区域内，则采用隐蔽的方式。
上述三项指导文件，是当时中共侵夺地方政权的温和性作法。但二十八年六月，徐向前率八路军东进纵队入鲁后，改强硬作法，到处撒换各县、区长、行政官吏，无视山东省府之存在。到二十九年底已成立很多地区的各级政权，其最高行政机关为“山东战时工作推进委员会”，地方各级行政机构，如行政公署、抗日行政委员会、边区行政委员会、地方委员会、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各县战防办事处和县政府五十个，名目繁多，皆以侵夺合法政权为目标。
另有“两面政权”政策，两面政权为中共在敌人占优势的接敌区，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损失，有计划的转入秘密活动。在某些问题上（如资敌等）授意可以采用“两面政策”，即当敌军进占时，中共领导的汉奸政府，当然执行敌军命令，为敌伪服务，正如其自述“许多县区抗日政府根本解体，在敌情严重的地区里，几乎所有的村政权都成了‘两面政权’，完全资敌。”，工作人员要求当伪军，当伪团来“保存实力”，部分党员干部投降敌人后，尚美其名曰“执行两面政策”。中共这种于敌占领区的降日政策，给日军帮了大忙，也无怪乎其可以与日军合作，指引或夹击战区内的国军了。
中共积极建立各地方政权后，透过组织民兵，参军运动，搜缴民枪，使得军队迅速扩张，自立财政，征粮收税，使军粮与军费无缺，有助其扩展，更经实施宣传与教育以鼓动斗争，宣传马列主义，扩建了党组织，稳固了根据地，为下阶段革命做了准备。
(四) 自卫队正规化与参军运动
中共为争取扩张二百万军队目标，在山东与华中方面继续从事扩军行动。其扩军最主要手段；乃依赖地方民众武装自卫队（民兵）之提升为正规部队，及参军运动，他们将农村视为部队兵源补充源源不绝的基础，以组训民兵为培养新兵的好方法。
1、自卫队正规化:
民兵是一种不脱离生产的抗日人民的自卫组织，如：基干自卫队；太行区的游击小组等；怎样去组织民兵；要依靠党员充份的政治动员，要从对敌斗争中去发展民兵，党支部首先送自己的党员参加民兵，工农青各救亦应送好的会员到民兵中去，组织起来，不断的提高。
正规军主要的补充来源，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从民兵中直接动员 加入正规军，尽量争取整排、整连的加入正规军。中共在其割据地实施政治动员，在“抗日”与“保卫家乡”口号下，号召了群众，编入各种武装自卫团队，经过“民兵”的过渡，改变了一些政治观念，于是更易向正规化的道路转变。其过程乃是利用“升级”的手段，他们认为升级是提高游击队的质量与地位的步骤，也是主力基干补充与成长的方法，可将民兵升为脱离生产的游击中队。
2、参军运动
中共在整个扩军行动中，除了将自卫团队整批的提升法外，亦同时透过群众宣传、政治动员、优待抗属等进行个别的动员，直接的进入正规军，其方式有三种：(1)直接由群众中吸收，(2)由各种组织团体中动员到部队中。(3)由共党的地方党部动员其党员领导其所认识的人到部队中去。
(五)“友军”工作
从中共建军历史看来，共军的基础，大都是从策反国军部队而来，建立了工农红军，这是他们长期以来，对国军进行兵运策反所获的成就。中共在其党中央先后设置了军事部、兵运部、白军工作委员会等，专门策反国军的机构，并一直把兵运列为党的中心任务。
抗战开始，中共完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为扩大统战工作，在中央书记处下设立“统一战线工作部”，二十七年决定自中共中央局至省委或区党委，均设统战部，分设友军科；负责进行对国民党政府正规军及各地方武装队伍的统战工作。而对国军的兵运工作改称为“友军”工作，策反工作改名为“交朋友”工作，名称虽改变了，但其渗透策反国军的目的未变。民国二十八年冬，中共中央华中局发出了“友军工作策略”的原则指示，由此一机密文件即可对其抗战期间整个友军工作方向有所了解。
1、“友军”工作的意义
中共所谓“友军”，即是指所有非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军部队，“只有当国民党称为友党时，部队才能成为友军。”，“友军工作就是统一战线期间的敌军工作，就是两个基本上敌对阶级做携手时的敌军工作。”。由此可得知“友军”这一名词极富于暂时性，变化性，名义上虽为“友军”，但在本质上仍以“敌军”相待。而“秘密、坚轫、持久”则是其工作的特点。
“友军”工作的中心目标，“是向着国民党政治领导最弱的一环，最容易在整个链子中个别的突破。”。国军部队系统复杂，对现实、对政府、对国民党不满的部队，最易受共党宣传引诱（如东北军、西北军、川军、桂军），此外带地方性质的部队，受中央忽视不被信任，及处境艰难的部队，均予中共可趁之机。
2、“友军”工作的策略
中共抗战期间的友军策略也是不断的发展变化着：
第一阶段，从发表“八一宣言”到“双十二事变”（即西安事变），是“争取部队”而不是“瓦解部队”（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即是例子）。
第二阶段，则从“双十二事变”，到“七七事变”，是加强抗战宣传，帮助部队教育，实行秘密工作发展，以巩固国内和平为方针。
第三阶段，是从“七七”到武汉失守，是以强有力的活动份子与中下级的带兵官为目标，创造秘密的“布尔雪维克”组织，并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工作方式，设特派员并由其中央个别领导。
第四阶段，是武汉失守后，在地方部队中争取上层领导，提高在友军中党员地位，以便扩展工作范围；
第五阶段，则在和共党有较好关系部队，自上而下的争取巩固关系，为将来分裂时做准备。对反共部队，则加强秘密工作，发展组织，实行瓦解与摧毁。
我们环视中共“友军”工作之整个程序，可综括其策略就是“打入、瓦解、拖出”，即派遣受过训之干部“打入”国军部队潜伏，有计划的进行“分化”、“瓦解”工作，待时机成熟，即行“拖出”，以削弱国军实力，增加中共之力量。
3、“友军”工作方法
(1) 经中央严格训练之部队，中共认为组织严密，官兵曾接受三民主义教育，对此类部队工作谨慎，着重士兵工作。藉新兵入伍混入部队，藉社会关系担任部队中军佐，考入我各军事及政治工作训练斑，毕业后分发，潜入部队工作。
(2) 对于训练组织较差部队工作，（所谓杂牌军）中共认为这些部队官长，思想不稳又具野心，干部训练较差，政治工作机构不健全，对此部队工作上下层同时并进。
(3) 利用慰劳队及宣传队等，接近部队中之士兵群众，以慰劳名义对士兵宣传并发生联系，或慰劳品中夹带宣传品，或以唱歌、演剧等方式向士兵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4) 进行伤兵工作，派人潜入伤兵医院中担任医生、看护或其他工作人员，进行对伤兵之宣传动员工作。
中共所称之“友军”，就是浴血抗侮之国军部队，在共党的对“友军”工作之下，造成了：山西新军十二个团叛变，为其所合并；皖北盛子瑾部叛变，枪械人员全被新四军缴走；煽动山东缪征流部叛变，编入其八路军；河南的十七师叛变，接受其领导。此外零星煽动叛乱事件层出不穷。同时被分化、瓦解后吞并的各地区游击部队更不计其数，因而抵消不少抗战力量。
除上列各项扩展手段外，中共亦收编土匪，改编其实力。同时经常利用友军与敌作战之机会，收容其散兵，收买友军枪支，甚至乘机截击缴械，因而被其吞并之民军及游击部队为数甚众。在其扩军、扩地与友军工作之两面政策下，敌后之国军部队成为其扩军扩地之阻碍，因而引发不少冲突，在其全力“摩擦”下，敌后华北之民军及国军几乎被其消灭驱逐殆尽，遂令日寇自由纵横华北战场。
肆、结语
抗战期间，中共之整个破坏国民政府的抗日行动，就是毛泽东和朱德们在抗战之初所决定的“扩张策略”所造成的。而二十九年的“活动策略”更演成了肆无忌惮的破坏行动。所谓不推翻国民党政权，不破坏全国政权的统一，取消苏维埃政府和取消红军等诺言，只是骗取政府收编红军，取得合法身份的策略而已。
所以蒋故总统中正先生在追述，他对中共《共赴国难宣言》发表谈话时的想法与教训写道：“我发表这个谈话，当时实在相信共党是有悔过归诚、共同御侮的诚意。而且我讨伐匪军的宗旨，一向认为中共党徒是中国人，终必爱中国。只要政府加以相当制裁，不难使其就范听命；只要他放弃武装暴动，自可与其他政党一样通力合作，为革命救国来努力。所以自十九年剿匪开始，直到二十五年为止，我对共党的方针，始终是剿抚兼施的。我认为共党这次《共赴国难宣言》就是我们政府精诚感召的实效。当时一般爱国有识的人士，都相信这是政府政策的成功，也就是民族抗战胜利的征兆。不料共党此后的行动，完全与他诺言相反。这固然是我自信太过，卒致重大的挫败，亦可证明共产党徒毕竟是共产党徒。他们决没有所谓祖国爱与民族感。……这一事实的严重教训，虽对于我个人是一种无比的耻辱，而对于今日自由世界反共斗争，却不无贡献的价值。”
上述各种相关史料；揭开了中共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施展其“既联合又斗争”之统战策略与方针，若进而从《危机与转机:抗战时期中共实力之扩张》一书相关领域:游击战与根据地；宣传鼓动与群众路线；扩展手段上之发展党组织、组织群众、搜缴民枪、建立政权、自卫队正规化与参军、策反“友军”，“对国民党要比对日本更紧张的进攻”等具体作法之记述与分析，其策略思维之缜密周详，政治环境之前瞻布局与掌握，干部之贯彻党中央意图，在无形战力的战争面经营上掌握了优势，确实值得我等去回顾。
换言之，已为政府戡乱的失利埋下伏笔，此虽为七十多年前之史实，但当吾人环顾当前政府政务治理面对的状况及两岸关系之互动形势下，前述中共扩展策略史料；值得国家安全主事者与相关研究学者去回顾一下，与当前政局发展动向相印证，藉以思考有效之应对策略。
【作者介绍】乔金鸥：政治作战学校政治研究所毕业，服务军旅与教育界三十余年，历练军职政战、教育各重要职务，教育部国立(私立)大学军训室主任、军训地区督考官；陆军官校ROTC教育中区、北区教育中心主任，教育部大学“全民国防教育”与“军事教学”访视评鉴委员。曾任教于中兴大学、文化大学、东吴大学及国防大学。现担任：中华民国团结自强协会理事、中华战略学会理事、中华军史学会监事。曾出版著作有《全民国防》、《非传统安全概论》及学术论文数十篇。
文稿来源：乔金鸥提供
视频来源：《透视中国》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