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山西日报4月16日头版文章,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称:山西有1/5的乡镇在两年多时间里一个案件也没查;反腐斗争查办案件的力度在逐级递减;一大撮地方“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参照西方习惯,这里将王儒林书记所遇到的“反腐递减效应”,称为“王儒林困局”。
王歧山书记也遭遇了“王儒林困局”。有一段时间,王歧山书记到各省调研,媒体暴出走到哪里都“拍桌子”、“讲狠话”。王歧山书记之所以如此,在于他的一个负面感受:无论中央如何反腐,下面我自为之。对此,王歧山书记抛出了“两个责任”论,将反腐的“主体责任”压到各级党委头上,从实际效果看,并未发生任何实质性改变。
“王儒林困局”的后果,王儒林书记本人看得非常清楚:不管打多少“老虎”,人民群众也不会满意。人民群众为什么不满意?对人民群众而言,归根到底要解决他们身边的实际问题,而解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光靠“顶层设计”、“巡视”、“上级”是远远不够的。至于打老虎,对人民群众无非多了一点谈资,而且全社会已经出现了打老虎围观疲劳症,打得越多,人民群众不是越高兴或越支持,正好相反,而是“说法”越多。
现代社会是社会进化的高级形式,比传统社会要复杂得多。用传统的“治理”思维来管理当今社会,尤其是用“集权”的方式来治理当今社会,路只能越走越窄,越走越黑。而且权力越集中,社会衰败越厉害。到了向社会、向人民群众放权的时候了;到了放手“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时候了;到了让社会自我和解、自我发育、自我改造的时候了。一句话:只有政改才能冲出“王儒林困局”。如反腐之类的形形色色的权宜之计,可以延缓危机的到来,但也必然让危机的暴发更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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