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杨继绳《墓碑》（八十四）

【新唐人2014年3月4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五 残酷的高征购

粮食高产的神话带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大吃大喝；二是高征购。大吃大喝是在一九五八年秋季短暂时间，但也是造成一九五九年大饥荒的一个原因。有些地方“吃饭放卫星”，“甩开膀子干，敞开肚皮吃”，一天三顿干饭。个别地方还开“流水席”，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来了就吃，吃了就走。当时我上高中，利用暑假搞勤工俭学，帮邮局送信，在一次从浠水县城到洗马镇送信的路上，正碰上一个公共食堂开午饭，食堂墙上挂着“吃饭不要钱”的红布横幅。我也试着走进了食堂，管理人员二话不说，就给我一个大碗让我随便吃。我饱吃了一顿白米饭，享受了一次“共产主义”的美餐。在我家所在的八一大队，食堂还为农民炸油条吃。过去农民连节日也吃不上油条。

由于大办钢铁，大办水利，留在农业上的只有老年、妇女和儿童，已经成熟了的粮食烂在田里不能收。湖北省五六百万人上山大办钢铁，留在农业战线上的劳动力很少，有的乡只留下几个男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还提“秋收放卫星”，庄稼熟了不收割，等着放卫星的时候，“青黄一齐割”，个别地方甚至出现腊月二十七还割谷子的怪现象。收获上浪费，一般要丢失一成左右，有些地方，棉花、花生、红苕丢失二、三成。（注四十八）

对农民致命的打击是高征购。由于把一九五八年的粮食总产量估为八千五百亿斤，公布数为七千五百亿斤（两三年后粮食部的数字是三千九百八十亿斤，一九八零年代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四千亿斤，实际有多少只有天知道），征购指标也就水涨船高。一九五八-一九五九粮食年度（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到一九五九年六月三十日），实际征购粮食一千一百一十三点三五亿斤，比上一年度多征购了一百九十五点一四亿斤，增长幅度为百分之二十一点二五，粮食实际产量按四千亿斤算，只比上年增长百分之零点二六。（注四十九）一千一百一十三点三五亿斤比正常年景的八百五十亿斤高出二百六十三点三五亿斤。

高征购的直接后果是挤占农民的口粮。福建省一九五九年全省粮食总产比一九五七年下降百分之十二点二，而从农村净征购（征购扣减返销）的粮食却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四十点九，一九六零年比一九五七年粮食总产量减少十一点四五亿公斤，而粮食净征购量却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一点四亿公斤。粮食净征购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比例，一九五七年为百分之十六点八，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分别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一点九、百分之二十七点二。全省人均口粮水平从一九五七年的二百九十四公斤，下降到一九五九年的二百四十公斤，一九六零年只二百一十五公斤，再加上当时限制甚至不准农村公社社员个人经营农副业生产，使全省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根据省公安厅与省统计局资料统计，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达八十七万人。（注五十）福建当时并不是饥荒最严重的省份尚且如此，其它省份可想而知。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通栏标题：“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这是动用四百多名劳动力把其它已成熟的稻子移栽在第二生产队一点零一六亩的水田上造出的假典型。干部造假，农民糟殃。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到一九六零年一年多时间内，仅第二生产队所在地河北垸的四百多人口就饿死了七十多人，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它公社的人见了建国公社的人就白眼：“就沾了你们建国一社的光，牵连我们的粮食也卖超了。”（注五十一）

农民没有这多粮食，征购自然遇到困难。一九五八年十月四日，粮食部党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注五十二）中说：“今年粮食大丰收，粮食问题基本解决。可是粮食购销调运情况很不好。从今年七月一日到九月底，全国征购粮食二百六十八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四十九亿斤，销售粮食二百一十一亿斤，比去年同期多二十二亿斤。其中城市多销十亿斤，农村多销十二亿斤。全国九月底，粮食库存四百一十八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六十八亿斤。有十七个省市库存减少，其中津、京、辽、吉库存最为薄弱。”

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一九五九年四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十五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二千五百一十七万。（注五十三）从一九五九年春天开始，农村大批饿死人。由于地方官员隐瞒和缩小死亡数字，中央一直把饿死人当作个别现象，不承认粮食不足，继续加紧粮食征购。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一日，谭震林在晋、冀、鲁、豫、陕、川、鄂、苏、皖、京十省市小麦座谈会的总结上说：“现在粮食问题主要是心理状态，并不是实际上有什么粮食问题。河南整社还没有结束，据说就搞出来成百亿斤粮食。为什么这样的丰收他们还要打一些埋伏？这是一个心理状态。”（注五十四）谭震林其所以这么说，因为当时上层有这么一股舆论。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广东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写了《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 报告说：“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这个报告介绍了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对赵紫阳的报告作了长篇批示，肯定了雷南县对粮食形势的估计和做法。（注五十五）

时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的杜导正，当时经常列席广东省委常委会，是知道广东反瞒产私分的。他在二零零三年八月对本书作者说：反瞒产私分是陶铸的意见，赵是支持的，当时只有陈郁夫人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其他人都是支持的。陶在东莞反瞒产，赵在湛江反瞒。赵比陶缓和得多。陶整人，赵不主张整人。不过，到了在四月份，陶铸看到农民真的没粮食，主动停止了反瞒产运动。

无独有偶，一九五九年二月，国家计委办的供领导人参考的内部刊物《经济消息》第九期发表了《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调查报告（见本书第四章“安徽不安”）。毛泽东不知底细，二月二十八日，他对这个报告作了长篇批示。他认为只有实行“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才能解决瞒产私分的问题。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的郑州会议上，虽然各地闹粮食的严重情况不断传来，但中共中央还不承认缺粮。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说：

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有过之而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该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注五十六）

在这里，毛泽东认识到公社所有制还不行，要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是，毛泽东还不相信粮食不足，不相信农民挨饿。认为只要所有制调整了，粮食就会来。

【资料来源】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说明： 五七-五八年，五八-五九年，五九-六零年三个年度购销数字中包括周转粮和品种兑换，六零-六一年度和六一-六二年度不包括。财政供给是指军粮。>

高征购指标下达以后，农民算计了一下，按这个指标，口粮、饲料、种子都没有了，为了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有些生产队的确私下藏了一些粮食，但数量不多。中央和省级干部过高地估计了这个数量，在大批农民饿死的时候，还不相信没有粮食。有了这个错误的估计，中央和各省还继续加大粮食征购力度，征购指标一斤不能少。征购任务的沉重压力，上级对征购期限的紧迫要求，基层干部也顾不得按毛泽东所要求的从所有制上、从政策上做工作，通过反瞒产私分对农民的暴力掠夺是一条捷径。反瞒产私分和整风整社结合在一起，强化了政治压力。可怜的中国农民，在深受饥饿的拆磨的同时，又遭受反瞒产私分的暴力摧残。本书在介绍各省情况的章节中，对反瞒产私分中出现的惨状进行了描述，这里再补充两个案例：

一九五九年，四川省荣县小春征购任务没有完成，十月二日，在长山区召开五级干部千余人的会议，反瞒产，落实征购任务。县委第一书记徐某布置斗争说：“群众真正起来打人，不要泼冷水。”长山区首先打人，县委立即表扬，并批评其他地区右倾。这个会上吊打了三十多名社队干部，十多人致残，捕了三个公社干部。十月二十五日，又在钟鼓楼召开生产小队长以上的会议，规模为四千人。会议的内容是反右倾，查粮食。这个会有三十多个分会场同时打人，会场严加警戒，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乐德公社十四个公社干部中被吊打四人，撤职八人，受其它处分二人。该公社大小队干部被打的有一百四十二人，当场打死一人，打残病死一人。县委第一书记徐某等人提出“要粮不要人”、“要社会主义不要人”、“有粮不交者打”等的口号。会后，区、公社、生产队又层层打人。县里召开的会计会、医生会都打人，打人成风，“上级打下级，一级打一级，干部打群众，坏人打好人”。一些“敢打人”的干部被提拔重用，不敢打人的干部受到批评。于是，区、公社、生产队普遍设“警察”、“监狱”、“土劳改队”，任意对下级干部和群众进行殴打、逮捕、劳教、处分，并且普遍使用肉刑。据对长山、人和、刘家三个公社了解，就有七名小队长以上干部被打死。复兴公社三大队打死社员三人。（详见本书第三章《天府饥魂》）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九日，丰都县委在上游公社三合管区召开“反粮食瞒产”现场会，县委主要负责人提出“先打第一线(管区支书、大队长、会计、保管)，再打第二线（生产队长），后打富裕中农”的主张。现场会上吊打七人，其中一人当场打死。会后，区、乡先后召开现场会，当场打死一百七十三人，一千一百七十九名干部被撤职。（注五十七）

辽宁省铁岭汎河公社在查粮挖粮过程中宣布：“谁藏一粒粮食，就等于私藏一粒子弹”，“谁藏一粒粮食，谁就是反革命”。有的在党员干部会上提出“没有杀人的心，就购不出粮食”。公社党委书记徐某在杨威楼片召开生产队支部书记会时，把绳子摆在桌子上，问大家：“你们认识这个东西不？有没有粮食看着办！”当场把药王庙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崔凤伍斗争得尿撒在裤子里。在药王庙召开的生产队队干部会上，第一小队队长刘春林生病没有来，徐广仁让人用手推车推到会上“辩论”。徐问刘：“生产队大跃进了没有？”刘只好答：“大跃进了。”又问：“人民公社优越不？”刘答：“优越。”紧接着问：“那你为什么不拿粮食？”购粮干部（县委宣传部的）安某逼社员李墨林回家拿来七十斤口粮，还要他再回去拿。李说这是逼人命，安就说李“破坏粮食运动”，送县公安局押了十五天。购粮干部魏某（县农委股长）在药王庙生产队逼社员刘玉青拿粮，刘说没有粮。魏就把刘绑起来让其跪在地上，魏亲自用脚踢，还游街一天，刘被迫自杀，刘的老婆也逼疯了。魏在老河生产队开大会动员群众交粮时，叫社员跑步走，他站在台上学着日本人的腔调训话：“你们把粮食统统地拿来，粮食大大的有！”会后领着三十多人到各家搜粮。公社秘书李兴民，在城南堡生产队立公堂，审讯逼粮。在一九五九年购粮过程中，全公社有六十七名干部打过人，被打的八十八人，被“辩论”的一百一十二人。（注五十八）

农民本来没有粮食，反瞒产私分是反不出粮食来的。到一九五九年初夏，中共中央才承认粮食真的紧张，但不否认一九五八年的大增产。四月十九日，李先念在中央电话会议上说；“今年的特点是大增产也大紧张”，他认为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粮食产量还是比上一年度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五（上一年度的产量为三千八百九十八亿斤，增长百分之三十五即五千二百六十二亿斤）。他说，国家粮食库存比去年同期减少了五十五亿斤，今年六月底，库存连三百六十亿斤的最低线也保不住了，是统购统销以来库存最少的一年。（注五十九）

为了证明农民手中还有粮食，科学家钱学森又以科学为证。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五日，钱学森又在《知识与力量》八、九期合刊上发表了题为《农业中的力学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认为，按照中国的平均纬度，接受的太阳能转换成碳水化合物的干物质，每亩粮食产量应为七点八万斤，扣除阴天和非生长季节，也应有三点九万斤。

一九五九-一九六零粮食年度，还继续实行高征购政策。

六 粮食部的喜讯，农民的眼泪

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只有三千四百亿斤，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百分之十五。但当时继续头脑发热，认为粮食总产量将达五千五百亿斤。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日，粮食部长沙千里在他的报告中公布了这个数字后说：“在整个非常好的经济形势下，粮食形势也好得很。”（注六十）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向中央提供了一个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历年城乡粮食销售情况和历年国家粮食收支情况，建议把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的粮食产量定为五千亿斤，征购指标定为一千一百五十亿斤，销售指标定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七月五日上午六时，毛泽东作了很长的批示，说这个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我基本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印发与会各同志。批示说：

一，假如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二，下半年销售计划我感到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多了一点。是否可调为八百亿斤，或八百一十亿-八百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约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可以吃饱吃好。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配给自留地。四，好好地精细地过日子，是否可按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和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在三五七年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注六十一）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度，征购任务为一千一百亿斤，销售计划为八百二十亿斤。由于估产五千亿斤大大高于实际产量，征购任务一千一百亿斤很难完成。为了完成毛泽东钦定的征购任务，反瞒产私分还继续进行。征购粮食和反右倾结合在一起，用反右倾的的政治压力征购粮食。因此，粮食征购任务完成得快，打破了往年的常规。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李先念在全国电话会议上称：“从七月一日到十月十日，共收购粮食四百五十三点八亿斤，比去年同期多收一百五十六点八亿斤。”他强调，收购粮食“是一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要开展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和对右倾思想的批判。”（注六十二）残酷的政治斗争终于从农民那里拿来了粮食。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粮食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注六十三），字里行间露出喜悦之情：“今年秋季粮食征购运动声势浩大，来势猛，进度快，为往年所没有。从七月一日到十一月二十日，征购入库已达八百九十七 亿斤，比往同期多二百七十五亿斤……全年粮食征购任务预计十一月底可完成，比往年提早了一两个月，打破了往的常规。”这个报告还有其它的喜讯：粮食销售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二十亿斤；出口调拨计划完成了七十九亿斤，提前三十四天完成了一九五九年的计划；十月底，全国粮食库存已达六百五十八亿斤，为历年同期最高峰。报告还承诺：中央确定的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度一千零七十五点八亿斤的征购计划可以超额完成，各地决心很大，已安排了一千一百亿斤，完成一千二百亿斤是有可能的。……

宏观报喜，微观报忧。粮食部门的喜讯是对农民压榨和剥夺的结果。正是反右倾运动，使这一轮剥夺比往年更加顺利。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零年冬，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大饥荒中饿死的人，百分之六十发生在这一年。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国家销售给农村的粮食除了供给种经济作物的农民以外，基本是征购的“过头粮”的返销。从返销的数字可以看出，每年七-十二月销售少，一-六月销售多。七-十二月离秋收时间近，农民自己可以维持一部分，一月以后，就得完全吃返销粮了。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过头粮征得多，返销粮也就多；一九六零年和一九六一年过头粮征得少一些，返销粮就少一些。

注解：

[注四十八] 《湖北省委关于省委扩大会议的情况报告》，载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央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五六三页。

[注四十九] 一九五九年全国粮食厅局长会议资料。

[注五十] 林强：《天灾乎？人祸乎？——福建“大跃进”运动再认识》，载《福建党史月刊》二零零一年第一期。

[注五十一] 章跃兵：《图虚名招实祸 的“天下第一田”》，载《炎黄春秋》一九九五年第三期。

[注五十二] 粮食部党组：《当前粮食购、销、调运情况汇报》。

[注五十三]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七一四页。

[注五十四] 《谭震林同志在十省市小麦座谈会上的总结》（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一日，记录稿）。中共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印发。

[注五十五]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五十三页。张裕彬等主编：《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中国商业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一七零页。

[注五十六]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五八-一九六零），第二百页。

[注五十七] 《酆都县志》，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三十一页。

[注五十八] 省、市、县委工作组：《铁岭县泛河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总结》，中共辽宁省委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报送东北局。

[注五十九] 《四月十九日中央电话会议上李先念同志的讲话》，吉林省、江苏省、山东省、四川省档案馆都存有此件。

[注六十] 沙千里：《反右倾，鼓干劲，掀起红旗运动新高潮》，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日。

[注六十一] 毛泽东：《粮食问题》，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三六页。

[注六十二] 《中央书记处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电话二会议上李先念同志讲话纪要》。

[注六十三] 粮食部党组：《关于当前粮食情况和今后粮食工作意见》，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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