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杨继绳《墓碑》（七十八）

【新唐人2014年2月24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四 大臣们机变求自保

在中国当时的制度条件下，只要毛泽东拿定了主意，在领导集团中，绝大多数人就会积极响应，很快形成具有压倒优势的主流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谁要发表和主流意见不同的看法，谁就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就会遭到集体的围攻。所以，在这个领导集体中，谁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就很难有人为他说半句公道话。只有若干年后，随着大环境的变化，主流意见随之发生了变化，他的错案才能得到纠正。

西方国家是议会政治，当时的中国是“会议政治”。前者是民主制度，后者虽然只是颠倒了一个字，就变成了专制制度了。所谓“会议政治”，就是通过开会来贯彻最高领导人的意图，通过开会来围攻与最高领导人不一致的看法。“会议政治”比皇权政治还要厉害。皇权政治只是皇帝一个人讲自己的看法，没有那么多人跟着帮腔起哄，没有“多数人专政”，所以，皇帝想惩治一个人，如果错了，别人还可以为之说情。在“会议政治”条件下，连说情的可能也没有了。

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以后，风云突变，再也没有人说反左的话了。大会集中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进行批判，逼他们作违心的检查。毛泽东身边的高官们迅速改变态度，紧跟毛泽东，加入反右倾的大合唱。他们中的有些人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没有畏惧，在敌人严刑拷打中也没有屈服，而在极权制度中做了高官以后，有的变成了驯服的绵羊，有的变成了凶恶的鹰犬，更多人则是见风使舵，八面讨好。当然，他们这样做有种种堂而皇之的理由：为了维护大局，为了党的团结。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回避的：个人利害关系。在战争年代，他们多是孤身一个，没有家庭包袱，他们认定斗争的对象是邪恶的，成功了就是英雄，牺牲了就是烈士。当了高官以后，有妻子儿女，有荣华富贵。更为重要的是，惩治他们的是被戴上种种理想光环的政权，是被所有的宣传工具天天歌颂的“英明领袖”。这使他们感到，杀了头不仅殃及子女，还要遗臭万年。极权制度就是这样把昔日的英雄变成了奴才。中国的高官历来有一个追求：文死谏，武死战。实际在中国的历史上，武死战的层出不穷，文死谏的寥若晨星。这也是制度使然。

在庐山会议期间，林彪、康生、柯庆施、李井泉等左派人物，像一条条凶猛的鹰犬对彭德怀劲头十足地批判，无根无据地加罪，这是意料之中的。这些人在文革以后也没有多少人为他们说好话。值得注意的是，在文革以后受到报刊舆论备加称赞的高官中，在庐山会议上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令人深思的。

由于庐山会议档案还没有公开，我无法引证更多的资料研究七月二十三日前后高官们态度的变化。目前唯一公开的信史就是李锐根据他参加庐山会议的记录整理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庐山会议实录》中是按时间顺序写的，高官们的态度变化淹没在复杂的事件和冗长的过程之中。我重新整理《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中每一个人的资料，按人头把每一位高官的言行集中起来。这样就可以清晰看出每一个人在七月二十三日前后态度的变化。请读者原谅，在这一节中我只能大量用李锐这本书的资料。我尽可能再引用其它当事人的材料，尽可能地避免李锐一个人的孤证。

刘少奇

一九五九年四月，在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成为国家行政的第一把手。说是当选，实际是毛泽东指定的，选举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当时毛泽东不愿意当国家主席，这把交椅就让给了刘少奇。但毛泽东还是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是最有实权的职务。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是第一把手。但是，不管怎么说，当时刘少奇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真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时中央领导人的地位排序是：毛、刘、周、朱、陈、林、邓。陈云和邓小平因生病没有参加庐山会议。如果刘少奇是真正的第二把手，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就不可能随心所欲。在当时的制度条件下，名义上刘是二把手，实际上刘是毛的臣下。刘的命运还是由毛主宰。所以，刘还得看毛的脸色行事。

七月四日，刘少奇参加了中南组的讨论时发了言。他说，一九五八年的跃进，吃了一九五七年的库存、预支了一九五九年。他指出一九五八年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刻的教训。去年错误对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决不可忽视。聪明人是碰了钉子知道转弯，不犯长期性、全国性的错误。全民炼钢、亲身经验，碰钉子转弯，就是马克思主义、正确领导，欲速不达，不要责备下面。他谈到教训深刻的一面，但仍以革命的名义为失误辩护。（注五十二）

七月十六日刘少奇讲话，提出“成绩讲够，缺点讲透，鼓足干劲”，作为会议的开法。（注五十三）对于认为反左是主要矛盾的人来说，这十二个字中，“缺点讲透”四个字是核心内容。

李锐认为，刘少奇是主张反左的，在会议发言中没有明讲，但从许多言外之意看得出来。他曾找胡乔木长谈过反左问题，胡乔木没有敢向毛反映。（注五十四）刘少奇是毛泽东下面的第二把手，他的想法不能直接向毛泽东谈，还得通过地位比他低很多的胡乔木向毛反映，这正如皇权时代丞相的意见还得通过皇帝的近臣转达一样。胡乔木虽然地位远低于刘、周、朱、陈、林、邓，但他是毛泽东的近臣。在武昌会议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陈云也向胡乔木表示，不同意公布七千五百亿斤粮食产量，胡乔木也没敢及时向毛反映。王光美和刘源也说“庐山会议前后，刘少奇是反‘左’的”。（注五十五）

七月二十三日早晨，毛泽东通知要开大会，他要讲话。刘少奇头天晚上很晚才吃了安眠药入睡，突然接到开会通知，王光美只得把他叫醒。由于安眠药性还没有过去，警卫员扶着他晃晃悠悠走进会场。刘听了毛批彭讲话以后，约胡乔木到他的住处谈话，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进行，另外发一个反左文件。要胡乔木起草这个文件。胡乔木说，是不是同毛主席谈一下。刘生气了，说：你写出来，我自然会去谈。后来胡乔木让彭真找刘少奇谈，才决定不写。（注五十六）

在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的常委会上，对彭德怀的集体围攻中，看法本来与彭德怀接近的刘少奇，不仅没说一句公道话，在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刘少奇还抓住机会插话、帮腔，当别人追逼彭德怀交待什么问题时，刘少奇也积极参与追问。八月一日，刘少奇发言说彭德怀“脑子里所想的社会主义与党是否完全一致，值得考虑”，“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用自己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根本问题在此”。刘少奇还揭发了一件事：“会理会议（注五十七）前，批评军委，很不守纪律，我听不下去了。建议打电报，不要这样讲。我要打电报，话都是彭的，写好电报交彭和尚昆，彭不签字。会理杨、刘电报，是彭的意见。从那以后，我觉得此人不简单。”刘少奇的这个揭发引起了毛泽东和林彪尖锐的插话。（注五十八）刘少奇还揭发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彭认为中国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党章中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一条七大有，八大没有了。刘少奇的发言中把八大党中没有写上毛泽东思想这一条的责任推给了彭德怀。（注五十九）刘少奇这个揭发不仅打击了彭德怀，还讨好了毛泽东。

黄克诚回忆说，有人说我是彭德怀的走狗，我气得要命，说：你砍了我的头，我也不承认。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找我谈话，谈了两次。他以帮助我摆脱困境的善意，劝我对彭德怀“反戈一击”。我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绝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注六十）从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第二五三页可知，这位两次找黄克诚谈话的中央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

八月十七日，庐山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开了一个中央工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了主要发言。他一开头就说：“这次会开得很好，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接着又为大跃进中的错误辩护说：“我想，革命本身就是乱子。我们现在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破除规章制度等等，有些人视为乱子，实际并不是乱子，并不是缺点错误，而是一个革命的正常现象、正常秩序。”接着，刘少奇大力提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先说毛泽东的领导是“最好的领导，是最正确的领导”，接着说：“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有这个意见的。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晚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等等。实际上，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对‘个人崇拜’运动。我想，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注六十一）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和林彪在毛泽东面前进行拍马比赛，八月一日，在常委会上林彪肉麻地吹捧毛泽东，八月十七日，刘少奇又超过了林彪。

其实，刘少奇并不是不知道“三面红旗”的危害。庐山会议后不到一个月，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国庆观礼时，他和邓子恢一同上厕所。在厕所里刘少奇对邓子恢说：“想不到人民公社对生产力破坏这么严重！”当时邓子恢的秘书在场。事后，邓的秘书将此事告诉了刘的秘书姚力文。四十年后，姚力文将此事告诉本书的作者。可见，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心底里的看法和彭德怀是一致的，但他还是参与围攻了彭德怀。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他和其母王光美等合著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说乃父亲生前有两个错误：一是没有阻止大跃进，二是没有阻止文化大革命。书中说：“对大跃进，刘少奇的态度是被动消极的，他的观点即使在‘文革’中，对造反派的回答中也隐约可见；但他曾力图紧跟，积极去理解，对人民群众中迸发出巨大的积极性，倍感兴奋，为取得惊人‘奇迹’所感动，并由衷高兴。正如他后来说的：‘如果能够快，当然好，谁愿意慢呢？’不久，发现了严重问题。庐山会议前后，他坚决要反‘左’，并在以后的工作中，尽力去纠正‘五风’，反对高指标。”

“刘少奇虽不负有主要责任，但是他毕竟没能制止这场灾难。作为党的第二号领袖、国家主席，他参与、赞同了‘大跃进’，支持了反右。发现问题后又未能有效地修正错误，责任重大而不可推卸。”

“至今，因种种原因，对这场浩劫以及严重的灾难性后果，没有深刻总结。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总有一天，历史的伟人们，必须承受历史和后代给予的最严厉的批判。”（注六十二）

刘源说乃父没有制止大饥荒的灾难，这是苛求。他没有想到，乃父名义上是党的第二号领袖，但在当时的制度下，实际是毛泽东的臣下。不过，刘源这一句话是有道理的：“毛泽东最后得以凌驾于全党全民，人们自然归根到始作俑者的他。”他“被自己塑造的神祗砸死”。（注六十三）

周恩来

在过去漫长的革命岁月，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一直高于毛泽东。在长征中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是“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注六十四）。实际上，周恩来将军事实际指挥权交给了毛泽东。一九三五年三月的“打鼓新场风波”以后，毛泽东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军事指挥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并以辞职相要胁，最终得到了周、张的同意，毛泽东从此取得了独自指挥军队的权力。（注六十五）建国以后，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毛泽东以君臣关系相处。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和陈云根据在第一线抓经济所遇到的困难，提出了“反冒进”，后来在南宁会议以及其它会议上，遭到毛泽东的痛斥。周恩来一度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大跃进”就是针对“反冒进”而提出来的。周恩来从此“痛改前非”，再也不敢非议“大跃进”了，紧跟毛泽东搞“大跃进”。

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前期，全党范围内的纠“左”，已成气候。六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赴长沙的火车上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谈起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失误时，提到正在养病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竟说出了“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注六十六）那样耐人寻味的话。同时，他再三提议由周恩来负责编制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周恩来等人这才重新获得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会议的第二天，周恩来受留在北京主持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之托，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将国家经委党组提交的《关于当前工业生产中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分送到会各同志参考。这份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同时，着重强调：大跃进以来所出现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某些失调现象也是严重的，低估这方面也是危险的。为此，报告提出了一些调整、巩固的措施。

周恩来是七月一日上山的，二日，他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了毛泽东出的十九个题目，关于国际问题是他建议加上去的。以后，他先后参加东北小组、华南小组、华北小组、西北小组等小组会以及各协作区主任会议，都明确地指出了“大跃进”以来的党在领导工农业方面的一系列缺点、错误：生产计划指标偏高，基本建设规模偏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周恩来是一个聪明人，他深知，对某些“左”的错误进行一定程度的批评或纠正可以，但伤及“三面红旗”是绝对不行的。周恩来的传记作者认为；“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对形势有着和彭德怀类似的看法，但没有采取和彭德怀相同的做法。”（注六十七）

既要维护“三面红旗”，又要解决“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周恩来的内心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的心态，造成了他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双重人格。他一方面努力解决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迎合毛泽东。

七月十日，毛泽东召集各小组组长开了一次会，讲了一番话。这番讲话主要是为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辩护。第二天传达时，当传达到“一年来有好的坏的经验，有成功的与错误的经验；不能光说有坏的错误的经验”时，周恩来插话说，一九五八年邀请来中国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季科回国后谈在中国的观感，说中国高速度发展，“大跃进”超过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有好处；错误缺点发现快，纠正也快。苏联一教授说中国“大跃进”这个词好。其实，扎夏季科对中国有批评性意见。周恩来只转达人家的好话，把人家批评的话隐瞒了。周恩来为了用苏联人的话为毛泽东帮腔，竟片面地转述人家的意见。（注六十八）

七月十二日到二十二日，周恩来四次找国务院各部开会，讨论形势与任务。十二日周有一个长篇讲话，谈形势、摆问题、算细账，他认为去年是新的革命，当然问题不少，突破了旧的平衡，要解决新的平衡。（注六十九）他用大量的时间讲业务问题，这是国务院工作的需要，也可以回避政治斗争的锋芒。

七月十六日，关于大炼钢铁问题，周恩来讲话中算了一笔账：虽然财政补贴了四十亿，但是“取得了经验，争取了时间”。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钢铁生产的设备能力，而且大大缩短了投入生产的时间。“小土群”为“小洋群”作了准备，小高炉为大高炉作了准备。“两小”充分利用了分散的煤铁资源。钢铁账要算，但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既要算现在盈亏的账，也要算将来盈亏的账。（注七十）当时不少人认为，周恩来这么算账，对于维护“大跃进”，很有说服力。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毛泽东发表讲话批评彭德怀，却表扬了周恩来。在讲话中间，他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一边表扬，一边又说：“他们重复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三十公里了。”这句话虽然是指批评大跃进的那些人，但钩起周恩来南宁会议的旧痛。毛泽东又拉又打，使周恩来更加小心。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讲话散会以后，周恩来召集几位副总理谈话。其中，周恩来和彭德怀有一段对话颇有意味，不妨抄录如下：
/
周：九千万人上山。一千零七十万吨钢，是一个革命。二千七百万-三千万吨则根据不多，现在落实到一千三百万吨。

周：这是方法，不是一九五六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当时是冲口而出的，没有准备好就跑到二中全会上讲了那么一通。应当谨慎，汲取教训。今年你替了我了。其实，你有鉴于我，还是写了总路线基本正确，没写“冒进”字眼。但我那时说话也是这两个方面都说了的。（注七十一）

周彭对话中，彭很直率地批评周恩来“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让周恩来和彭德怀学海瑞，周恩来没有学，彭德怀学了。现在周恩来主动了，可以批评彭德怀了。

七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提出“对事，也要对人”以后，批斗升级。彭德怀写信成了“右倾活动”，成了“猖狂进攻”。这一天下午，周恩来向北京来的各部委的来参加会议的干部作了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坚持两点：一点是政治上维护总路线，另一点是实事求是地抓工作。说：“这两点一个是政治方向，一个是工作态度”。他强调：“政治主向是第一位的问题，是思想性、政治性、路线性的问题，工作态度是第二位的问题。”他不仅认为彭德怀的信属于政治方向的问题，还说国家计委李云仲的信（注七十二）也是政治方向上的错误。” 他苦口婆心地对他的部下关照。让大家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不要站错队，要保卫总路线，不要动摇；同时要抓好经济工作，渡过经济难关。（注七十三）

八月一日常委会上，主要是毛泽东讲话，其他人也不时插话，追问。周恩来也有不少插话和追问。彭德怀在谈到一些历史情况时，周恩来问，访问苏联时，他们一起同斯大林谈话后，送彭德怀出门时，斯大林跟彭德怀说过什么话。这是在追查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周还插话说，彭德怀的信“方向是向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是指向总路线”。“主席讲了话，还听不进去。”当林彪说彭德怀“不少人说你讲假话，有野心”、“看风使舵”、“马列主义世界观没有接受”的时候，周恩来插话：“相反，很骄傲，犯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辩证法。要脱胎换骨。我多次错误，认识不全面。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驯服就没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周恩来说彭批评毛泽东是“犯上”，这显然是皇权时代的思维。当刘少奇揭发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时，周恩来插话说：“这是感情问题。”当毛泽东说彭德怀过去和他七分合作时，周恩来急忙补充说：“华北又闹独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解放战争合作，抗美援朝，回到军委，不大靠拢了。”

八月一日，批判彭德怀的大批“援军”上山，他们是来参加八届八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八月四日晚，由刘少奇主持，向这批“援军”传达前两天常委批评彭德怀的情况。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他说：“会议中有一种苗头，就是多讲缺点，夸大缺点，以彭德怀国志为代表。他在火车上就谈到若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就会出匈牙利事件，七月七日在主席那里汇报时，他也谈了这个看法，我们听到就不以为然。”，接着，周恩来把常委会上强加给彭德怀的各种罪名，传达给“援军”。如：“常委会找彭谈，认为这封信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一个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主席的活动，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张闻天讲了三个钟头，‘文武合壁，相得益彰’。一文一武，国防、外交。省上的周小舟同志，他也是打着无产阶级旗帜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进攻的。”“彭信一出来，问题性质变了……是纠左之后，右倾机会主义露头了。山上山下，党内党外，国外都有。彭德怀同志是这一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所以，这次全会毛主席提出来，全会的任务，就是要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党内分裂斗争。问题本质是这么一回事。”（注七十四）

八月十九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集中力量批判毛泽东强加给彭德怀等人的“军事俱乐部”。八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这个会上作《善于彭德怀同志历史问题的报告》，不仅传达了庐山会议上加给彭德怀的种种罪名，还按照毛泽东的口径，清算了彭德怀在历史上的错误。（注七十五）

在彭德怀受到围攻的时候，周恩来没有说一句公道话，反而落井下石。在七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附和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还担任了刘少奇专案组组长，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这个定案材料，经周恩来签字，传达到全国每一个党支部。

注解：

[注五十二]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三十二页。

[注五十三] 同上，第六十七页。

[注五十四] 同上，第六十八页。

[注五十五] 王光美、刘源：《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八十二页。

[注五十六] 同上，第一三七-一三八页。

[注五十七] 会理会议是长征途中遵义会议之后的一次会议，于一九三五年五月在四川省会理召开的。这次会议之前，红军对中央军委领导军队绕弯子走路有意见，林彪曾写信批评，并建议让彭德怀担任前敌总指挥。三军团也给中央打电报也批评军委。当时三军团司令是彭德怀，政委是杨尚昆，政治部主任是刘少奇。这个电报杨尚昆和刘少奇签了字，彭德怀没有签字。会理会议就是解决这些军事上的分歧。

[注五十八]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二零三-二零四页。

[注五十九] 同上，第二零七页。

[注六十]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五八页。

[注六十一]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三五一-三五二页。

[注六十二] 王光美、刘源：《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八十三页。

[注六十三] 同上，第八十五页。

[注六十四] 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上，香港，利文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第四-五页。

[注六十五] 刘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一次辞职》，《炎黄春秋》二零零三年第四期。

[注六十六] 王任重日记，转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第一一七六页。

[注六十七] 金冲及 主编：《周恩来传》（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四七七页。

[注六十八]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五十八页。

[注六十九] 同上，第六十六页。

[注七十] 同上，第六十八页。

[注七十一] 金冲及 主编：《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四七八页。

[注七十二] 李云仲是国家计委的一位司长，他从工作角度向毛泽东写信，指出大跃进造成的一些问题，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示，说李云仲否定总路线。

[注七十三]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一六四-一六五页。

[注七十四] 同上，第二一八-二二一页。

[注七十五]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一四八五页。

（待续）

作者授权发表，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