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杨继绳《墓碑》（七十四）

【新唐人2014年2月19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八 整风整社，把责任推给基层干部

上述纠错措施，都是针对“三面红旗”中过激的问题，事实上正是“三面红旗”造成了大饥荒。所以，一纠错，就会伤及“三面红旗”，一伤及“三面红旗”，就触动了毛泽东等人最敏感的神经，认为有一股“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认为大量饿死农民的原因不是“三面红旗”，而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

“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来自何方？毛泽东认为，在上层来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在基层则来自地、富、反、坏、右。他们反对“三面红旗”，是他们造成了农村的严重问题。自从一九六零年底信阳事件在党的高层揭露以后，毛泽东就把过去九分之一（“一个指头”）的问题改为“三分之一”的地方有问题。而这三分之一的问题是基层干部中坏人掌权造成的。这就把农民受摧残的原因归罪于基层干部。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日, 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的报告》。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一定要在五个月内把三分之一地区的形势扭转过来，争取一九六一年的农业大丰收。”“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的占三分之一地区。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扭转过来。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五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要争取一九六一年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在同一报告上，毛泽东批给周恩来一句话：“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注五十九）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问题的指示》中进一步阐述了民主革命补课问题。其中写道：

山东、河南、甘肃三省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你们已有所知。现将中央监委工作情况反映二一五号转发给你们。这个反映中描述的贵州省的遵义和毕节地区的群众生产、生活中的严重情况、特别是干部中极其严重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破坏党章、违法乱纪、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有些简直不能令人想象，其中某些反革命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上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报复。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最激烈的表现。要知道，中国农村人口中还有百分之八的地富分子及其家属，连同城市的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家属，总共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十左右。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都经过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已经生活在农村和城市人民公社中，在种种企业、事业、学校、机关、部队中，至少也生活在街道组织中。因此，我们有绝对必要改造他们。但是，他们中间或多或少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也天天在影响和腐蚀我们。其中，未被改造和不接受改造的最坚决的最隐蔽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极端仇视，有意识地随时都在准备“借尸还魂”篡夺领导，实行报复和疯狂挣扎。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不仅要继续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要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未了任务。革命胜利，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生产关系的改变，经过一定时间是可以实现的，而上层建筑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改造则需要更多的时间。只要我们领导疏忽麻痹，政策出了偏差，反革命分子利用钻进来的机会，把我们中间的革命动摇、意志薄弱的人拖过去，使部分地区、单位、至少个别地区、单位党的领导变质，随着也就极大地破坏现在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个材料揭发的事实中，已有不少明证。由此可见，整个社会改造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阶级斗争任务。反革命分子只要存在一天，决不会自动放弃他们绝望的破坏和挣扎，我们对他们万万疏忽麻痹不得。孙中山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们可以拿来借用……。（注六十）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没有从制度、政策、指导思想方面寻找大饥荒的原因，而把大量死人的原因归罪于早已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地、富、反、坏、右。说是因“民主革命不彻底”，而使阶级敌人篡夺基层领导权。这显然是违背事实。河南信阳是革命老区，民主革命就很彻底。但也被毛泽东定为“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典型。因此，一些饿死人较多的地方，都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就是像土地改革时期那样，像斗争地主恶霸一样斗争基层干部，让农下中农申冤诉苦，然后全面夺权。（见本书“祸起中原”一章中“信阳事件”）本书作者在九十年代到甘肃、四川、广东等地了解当年情况时得知，在民主革命补课中，也像信阳一样，有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受到摧残。

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央派到四川的工作组对据四川省合川县作一了次调查，调查结果是：由于反瞒产私分、反右倾、整风整社等运动，农村干部受打击的面很广：全县共有干部二万五千二百八十三人，自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共处理了五千一百八十四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点五。其中，公社党委书记被处理的占百分之六十，大队正副书记被处理的占百分之五十七点二，生产队正副队长被处理的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八。（注六十一）

中国农村的基层干部中，的确有一批流氓地痞，他们借助国家政权，狐假虎威，欺压百姓。但其中多数人是在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政策才伤害了农民。有些人在执行中过激了些，才对农民造成了更严重的伤害。这中间虽然有干部素质低下的原因，但其责任应在中央，而不能让一些基层干部当替罪羊。

九 几个重大错误一直坚持到底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一波三折地调整极左政策，也曾下令纠正农村干部作风，改变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一些过激的作法，但是，在几个重大的问题上，没有采取切实措施。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粮食问题上对农民见死不救，继续高征购，继续出口，从而加剧了饥荒；二是在建设速度和经济指标上，继续坚持大跃进，迟迟得不到调整。

一九五八年冬就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一九五九年春天饿死人更多。也就是说一九五九年春天，大饥荒已经全面出现。面对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执政者在粮食上没有采取应急救助措施，反而继续从农民口里剥夺粮食，继续出口粮食。

国务院秘书厅一九五九年四月六日，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四月九日，又送上了十五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毛泽东于四月十七日作了批示，只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将这两个材料印三十份，十五份在三日内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中，请他们迅速处理；二是给十五省在京开会的人大代表每人一份。毛泽东认为这是“暂时的（两个月）紧急危机”。（注六十二）对这么大面积的危机，毛泽东没有采取全局性的措施，还是当作局部问题交给地方自己处理。特别是没有在粮食上松口。

一九六零年一月七日到十七日，正是农村大量饿死人的时候，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面对遍地的饿殍，毛泽东继续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他在会上说：“庐山会议以后很灵，生产月月高涨，看来今年至少不弱于去年，可能比去年更好一些。我们准备分几个阶段，把我们这个国家搞强大起来，把人民进步起来，把物质力量搞强大起来。”（注六十三）这个会议批准了国家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零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了今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会议认为，一九六零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可能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确定一九六零年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六千亿斤。八年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要基本完成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会议还要求大办食堂，试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上海一月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气氛中召开的，会议以后，全国各地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压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共产内等“五风”又严重泛滥起来。（注六十四）

下面继续送上来欺骗毛泽东的报告。《内务部关于各地加强工作春荒有所好转的报告》（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报告说，河南、河北的春荒已经在全省的范围内停止发展，山东农民外流现象大部分已经停止，浮肿现象开始下降，但少数地区春荒俘在发展。其实，当时饥荒正在迅速发展。二十六日，毛泽东批示：“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注六十五）

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看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四名干部关于信阳事件的调查材料。这个材料说信阳地区饿死了几十万人，并介绍了农村的惨状。毛泽东只是轻描淡写地批了十几个字：“请刘周今日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注六十六）他还是把信阳事件当个别问题处理，当一般工作中的问题来处理。也没有在粮食征购问题上松口。

在粮食征购和返销给农民的粮食方面，一九五八-一九五九粮食年度征购数达一千一百二十五点四四亿斤，比上一年度高出百分之二十二点三二，大饥荒全面出现的一九五九年，不但没有减少粮食征购，征购数反而比上一粮食年度高出八十八点八五亿斤，高出比例为百分之七点八九。（从生产年度看，一九五九年的征购数比一九五八年高出一百零三点一八亿斤，高出比例为百分之九点四五）。而返销给农村的粮食，一九五九-一九六零粮食年度只比上一年度多二十一点二九亿斤。也就是说，在大饥荒全面爆发的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国家不仅没有救济，反而从农村多拿走粮食六十七点五六亿斤。（见表二十•一，表二十•二）在饥民口中夺粮，是一件十分残酷的、而且是很不容易的事，因而出现了本书前面所介绍的鲜血淋淋的反瞒产私分的大规模惨剧。直到大饥荒发生了一年半以后的一九六零年秋，才不得不降低了粮食征购数。一九六零-一九六一年度，粮食征购数从上一年度的一千二百一十四点二九亿斤，降低到七百八十点八四亿斤，降低了四百三十三点六亿斤（从生产年度看，一九六零年只比上一年降低了三百四十二点五三亿斤），但向农民返销的粮食也减少了一百六十四点四亿斤，实际农民负担只减轻了二百六十九点二亿斤。

【资料来源】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

【资料来源】同表二十•一。

一九六零年一月，大批农民正在饿死的时候，中共中央不仅没有考虑开仓放粮，反而刻意继续增加国家粮食库存。中共中央在粮食部的一份报告说：“粮食征购从一九五九年夏粮登场时计算起，到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已经收到一千一百四十二亿斤（贸易粮），比中央批准的计划一千零七十五点八亿斤超过了百分之六，按粮食季度计算，到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止，已收到一千零一十六亿斤，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九十四，再加上一九六零年五、六月的新夏粮，肯定可以超额完成计划。我们预计一九五九-一九六零粮食年度，收到一千二百亿斤粮食是完全可能的。”中在批转这个文件中写道：“中央认为，在今后粮食生产继续跃进的基础上，逐渐增加国家粮食储备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注六十七）在饿死人最多的一九六零年，国家还有数百亿斤粮食库存，却没有大规模地开仓放粮救人。

从表二十•三的粮食库存数中可以看出，几千万人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一九五九年四月到一九六零年四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八百八十七点零三亿斤（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初），最少也有二百八十六点三二亿斤（一九六零年五月）。一九六零年四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时粮食库存为四百零三点五一亿斤，这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四百八十二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一点四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由此可见这个制度的僵化程度。

【资料来源】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

粮食部另一个数字说一九六零年六月三十日，全国粮食库存为三百零一点四八亿斤，和表二十•三 中的二百九十七点七一亿斤差不多。这三百零一点四八亿斤粮食在各省分布如下：北京二点三零亿斤；天津一点一五亿斤；上海二点五三亿斤；河北十八点二六亿斤；山西八点一六亿斤；内蒙五点四九亿斤；辽宁七点八九亿斤；吉林五点零八亿斤；黑龙江二十点四一亿斤；陕西十五点九六亿斤；甘肃四点八一亿斤；宁夏零点七二亿斤；青海一点二五亿斤；新疆四点四九亿斤；山东二十二点四四亿斤；安徽七点零五亿斤；浙江十二点三七亿斤；福建二点七二亿斤；河南二十五点零七亿斤；湖北十三点二二亿斤；江西七点一四亿斤；广东七点四零亿斤；广西二点八四亿斤；四川四十一点六一亿斤；贵州十一点四九亿斤；云南十七点四三亿斤。（注六十八）

从这些库存数字可以看出，当信阳一百多万人死于饥饿时，在信阳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二十五点零七亿斤粮食存在库里，在信阳附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点二二亿斤粮食存在库里。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八百万信阳人，每人可以得到五十多斤粮食，根本不会饿死人！国家千方百计的增加粮食库存，准备用于何处？为什么见死不救？真是令人不解。

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在农民大批饿死的时候，却大量出口粮食。按生产年度计，与一九五七年相比，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二千五百万吨（注六十九），而一九五九年的粮食出口却增加到四百一十五点七五万吨，比一九五七年的二百零九点二六万吨多了一倍以上（见表二十•四）。这一年，中国的粮食出口创历史最高纪录，达四百一十五点七五万吨，这是“贸易粮”，每吨“贸易粮”相当于一点二吨原粮。四百一十五点七五万吨贸易粮相当于五百万吨原粮。留给农民的口粮都是原粮，其中大部分还是山芋（又称白薯、红薯、甘薯、红苕。由于本书引用各地档案资料，所以在各章中名称不一）。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农村人均年消费粮食量为一百六十四公斤，一九五七年为二百零四点五公斤。按一九五七年的标准算，五百万吨原粮足够二千四百五十万人吃一年。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九六零年，还继续出口粮食二百七十二点零四万吨。一九五九年几乎没有进口粮食，一九六零年也进口很少，直到大饥荒发生以后的第三年，才开始进口粮食及少量砂糖。而进口食品都是供应给城市。（见表二十•五）

在这期间，不仅出口粮食，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珍贵的食品。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在中央召开的全国电话会议上，李先念讲了四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猪和蛋出口的问题”。当时农村已经饿殍遍地，没有饲料，猪长得又瘦又小，几十斤就收购走了。李先念说：“今年一季度二点六万吨猪的出口任务只完成一万零几十吨，这样不行。请各省委考虑，既要很好地说服，也要加一点命令。”李先念抱怨说：“猪出得很不好，出的不是猪而是狗猪。香港挖苦我们，把我们出口的猪烧掉了，说有瘟病，不然三四十斤为什么卖掉呢。捷克总理西罗基给周总理写信抗议，说：一是交不了货，二是交来的不敢在市场上出售，质量太次。”谈到蛋，李先念也抱怨出口任务完成得不好。他要求商业系统“来一个突击收购运动”，“要采取断然措施来解决出口问题”。（注七十）

为了从农民嘴边挤出食品出口，在收购中出现了大规模的暴行。四川省壁山县狮子公社虎峰大队在一九六零年四月收购鸡和蛋时，不是按社员实有的鸡和可能生的蛋来摊派，而是按人头下指标，不管有鸡无鸡，不管鸡下不下蛋，不管是不是下蛋季节，将任务层层下达，社员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到惩罚。谁家拿不出鸡蛋，食堂就不让谁吃饭。六队社员柯政国没有蛋上交，全家七口人被扣饭。他母亲到亲戚家借了六个鸡蛋上交了才解除扣饭。除了扣饭以外，完不成鸡蛋任务，还不准买盐、煤油、烟等日用必需品。有的供销社干部和生产队干部，为了完成鸡蛋征购任务，竟不经社员同意，到社员家强行捉鸡。捉鸡经常是深更半夜进行，弄得鸡飞狗叫，人心惶惶。（注七十一）

【资料来源】一九八一年《中国经济年鉴》Ⅷ-四七 到Ⅷ-五十页，《中国经济年鉴》（一九八二年海外版）Ⅷ-四十七到四十八页，花生仁出口数比内地版多一些。

商业部党组提供的肉、蛋、水果等食品的出口数字是：一九五九年商业部系统供应出口的任务完成了三十万三千万元，占出口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一十点八。比一九五八年供应出口实绩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八点九，其中，猪肉供应出口二十三点三万吨，是建国以来出口最多的一年；冻牛羊肉二万吨，为出口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五；鲜蛋出口五千二百多万斤，冰蛋出口六千二百零八吨；活家禽出口九百五十四万只，冻家禽出口七千零二十二吨。此外，还出口苹果十点二万吨，桔柑九点一万吨。（注七十二）

【资料来源】同表二十•四。

从表二十•四中可看到，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零年，在全国饿殍遍地的时候，中国出口了多少食品！这食品可以救出多少饥民！但是，当时的中国的领导人却没有想到饥民，想到的只是外汇和进口机器。为什么抛饥民于不顾而急于进口机器，是因为没有放弃大跃进的指导思想。

由于在政策调整中不能放弃“三面红旗”，所以在经济建设中，“大跃进”的思想始终存在。直到一九六零年，还保持着很高的经济指标。原来这一年大钢的指标为一千八百万吨。七月份，又调高到二千万吨。除钢以外，其它工业生产的指标也是居高不下。一九六零年，固定资产投资达四百一十六点五八亿，不仅高于一九五九年，还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高出百分之四十九。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百分之九十三是基本建设投资。全国到处是基建工地。到一九六一年被迫下马，到处是半截子工程。

【资料来源】一九八八年《中国经济年鉴》Ⅺ-七三。

现在回过头来看，对挽回危局起重要作用的是自留地、自由市场和责任田。但这些是中共中央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做出的无奈的选择。而自留地、责任田中的大多数是农民背着政府做的，县以下干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央和省级不知道搞责任田的面有这么广。从一九五八年过激政策退回去（所有制，高指标）是形势所迫，但对阻止形势进一步恶化起了作用。在这期间，中共中央所做的事就是反右倾。这场政治斗争，加剧了灾难。

对中国共产党挽救危局如此无力，罗隆基有一段精辟的谈话：“他们知道出了毛病，但到现在还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检查纠正没有触及到基本问题，订的措施没有抓住要点，只会把事情愈搞愈糟，毛病愈出愈多…….共产党讲唯物，实际上最唯心，说的是客观规律，实际上最不尊重客观规律。他们现在拿着一八四八年的资本论，解决一九五八年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制度？平心而论，我要对人类负责，就不能同意这个制度。”罗说：“物资供应如此紧张，不是一时的，而是永久的，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这段话本来是罗隆基在私下说的，后来被人打小报告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把它当作反动言论。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九日，毛泽东批给庐山会议的参加者，作为反面教材。罗隆基还说：“目前物资供应如此紧张，是古今中外所没有过的大乱子。依我看，一九五六年就把事情搞坏了，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大工厂只能解决大问题，日常生活问题要靠小工厂来解决，现在只见其大而不见其小。私营工商业改造以后，又来了个反右，反右以后又接着搞政治挂帅、大跃进、人民公社。”（注七十三）

半个世纪以后，人们才知道，罗隆基的这些“反动言论”，是远见卓识的金石之言。

注解：

[注五十九] 《在中央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报告上的批语》，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三四九-三五零页。

[注六十] 《中央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的指示》，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八日。

[注六十一] 中央工作组（统战部小组）编：《情况简报》（第二十四期），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三日：《四川省合川县三年来公社一级党委书记受批判、处分面达百分之六十》。

[注六十二] 《关于解决春荒缺粮问题的批语》，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二零九页。

[注六十三]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第一零四四页。

[注六十四] 同上，第一零四五页。

[注六十五]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第九三九页。

[注六十六] 《对中组部、中监委关于信阳问题的调查材料的批语》，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三二六页。

[注六十七] 《中央批转粮食部“关于今后三年内把国家粮食库存增加到一千亿斤的报告”》，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注六十八] 粮食部计划司统计数字，一九六零年七月五日统计。

[注六十九]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一九八四）》，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一四一页。

[注七十] 在中央电话会议上李先念同志的讲话，一九六零年四月十九日。

[注七十一] 《省委农业检查团江津组向四川省委的报告》第五十六-五十九页，附件三：《关于财贸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材料》，一九六零年五月三日。

[注七十二] 商业部党组：《关于一九五九年供应出口计划完成情况的报告》，一九六零年一月八日，（六零）上海会议文件九七。

[注七十三] 《罗隆基最近对物资供应问题的一些反动言论》、《罗隆基妄称目前物资供应紧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九日毛泽东批示：“印发各同志”。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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