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11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第十九章 “五风”肆虐
谓“五风”是指“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这“五风”是随着“三面红旗”而起的，它的产生又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五风”同时肆虐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观。“五风”以“共产风”为主，相互伴随、交织作恶，摧残了广大农民，破坏了农村生产力，是造成大饥荒的一个直按原因，也是大饥荒年间的灾难之一。
一 “共产风”留下历史的笑柄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到八月三十日的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共产风”的产生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个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中，对人民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的时间。”各地的领导人对决议的理解不同，有的认为，三、四年时间是就全国范围讲的，我们这里可以更快一些。毛泽东于八月三十日的总结中还讲到：“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二十二年，出了几个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目的，为了多数人而辛苦。”（注一）这种公开提倡平均主义的“最高指示”，对“共产风”的作用也不能低估。
北戴河会议以后，各级党报大造共产主义的舆论，理论家们纷纷出来写文章。张春桥为了迎合毛泽东，写了《论资产阶级法权》。这篇文章批评工资制，鼓吹供给制，很受毛泽东欣赏，毛泽东推荐给《人民日报》发表，并亲自写了编者按。八月份，《人民日报》又以“资产阶级法权”为题，开展专题讨论，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关锋发表文章认为，“部分供给制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分配形式”。胡绳发表文章批评工资制，赞扬供给制。在这个专题以外，《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不少鼓吹共产主义的文章，如吴传启发表《从人民公社看共产主义》等。发表文章的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对一般干部很有号召力。
人们对共产主义如此热心，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广泛深入人心。无论从小学到大学的教科书，还是各种政治培训班，都讲社会发展规律。说社会发展必须经历五个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后一种社会制度比前一种先进，后一种制度必定取代前一种制度。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并且进入共产主义是迟早的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多少年来，中国的知识界都相信这种理论，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都向自己的学生灌输这种理论。这种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到老百姓那里，就成了宿命论：历史发展规律是“天律”，谁也无法抗拒。大力推进共产主义的人们，都是符合这个“天律”的。扫除这个“天律”的实现的障碍，无论用什么手段，都是“替天行道”。
一九五八年，各级党报造同样的的舆论：全民所有制就是共产主义，是天堂。在舆论的鼓动下，为了早日进天堂，各地都企图比中共中央预计的速度还要快。各地的农村干部很快付之行动。结果闹了很多荒唐事，给农民带来了灾难。
搞共产主义，河北省徐水县最早成了全国学习的典型。这个县提出：一九五九年建成社会主义，一九六三年进入共产主义。
毛泽东、刘少奇先后到这里视察，并通过报纸向全国宣传。在全国起了示范作用。在发动大跃进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肯定了徐水搞共产主义的经验。本书《燕赵悲歌》一章详细个绍了徐水搞共产主义的情况，这里不再重复。
《人民日报》等媒体的大力宣传徐水的试点。毛泽东十分关注报纸对徐水的宣传宣传。毛泽东视察徐水后不久，他让身边的秘书叶子龙看《人民日报》上登的《徐水人民公社颂》的报道。文章对徐水人民公社的前景做了生动的描述。其中提到棉花亩产将达到五千斤。毛泽东说：“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到徐水看看。”（注二）后来证明，《人民日报》宣传徐水的一些报道和文章都是假话。但这些宣传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万朝圣者。到这里“取经”的各省及中央部门的单位共有三千多个。
一九五八年十月中旬，徐水县弄虚作假的问题被揭露，十一月九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以后不要宣传徐水。但徐水的“共产风”的已刮到全国。各地新出现了一批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典型。一九五八年十月，山东寿张县作出了二年内“基本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的规划。山东莒南县制定出大干二百天，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最先实行一县一社的河南武修县制定了“三年丰衣足食、五年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从毛泽东对山东范县（后属河南省）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当时对这些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是很欣赏的，是鼓励的。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四日，中共中央宣专部编印的《宣教动态》上，刊登了《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零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主要内容是，在两年内实现全县工业化、电气化；粮食亩产二万斤；建成四至六所大学和一个科学院；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等等。规划同时提出，用三年时间把全县九百九十三个自然村改造成二十五个新乐园。新乐园的前景是：“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种种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十一月六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这份文件，读后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返。会后出征，以为如何？”同时印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委书记。（注三）第一次郑州会议是纠偏会议。从这个批示可见，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范县这个“共产风”的典型却十分珍爱，没有“纠”的意思。不过在这次会上他说过：“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注四）看来，毛泽东只反对县以上范围的“共产风”，对一县之内的“共产风”是支持的。
湖北省当阳县（一九八九年一月撤县建市）跑马公社是又一个共产主义典型。这个公社成立于一九五八年九月底。共有农户五千八百七十五家、二万三千零二十五人。公社成立以后，打破了原有的乡社界线，人力、财力、物力集中由公社统一支配。按上级要求，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带领大部分劳动力上山“大办钢铁”，党委第二书记张天高留在公社主持工作。
张天高只有初小文化，上级对他的评价是：“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听党的话，工作热情很高。”一九五七年冬到一九五八年春在农田水利建设中，他带头大搞“车子化”（即用手推车代替肩挑），不仅受到省、地县的表扬，毛泽东还在成都会议上说“当阳县的车子化是技术革命的萌芽”。张天高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徐水县的经验和大量关于共产主义的宣传，又看到《湖北日报》十一月七日的社论《走向最终目的――共产主义》中“不要把共产主义神秘化”、“不应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将来”等说法，就很快付之行动。
十月，跑马公社开始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兴办以公共食堂为中心的各项福利事业。十一月十七日，张天高在公社干部扩大会上说：“我宣布，今天是社会主义的尾，明天是共产主义的头，共产主义已经到了。”“共产主义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家庭，除了老婆以外――这是我的意思，什么也不私有了。”在这个会上，有人列举了“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到了”的种种理由。在公社管委会所在的半月街上，相继贴出了许多欢呼进入共产主义的标语，如“人类最美好的社――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到了”、“不分你我，各取所需”等。
这次会议以后，就刮起了“共产风”。张天高在公社教师会上讲：“现在是共产主义，你们要文具，就到文具店里去拿。”他亲自带半月中学的事务员到文具店拿走乐器、球类等一百一十五件，价值一千四百六十三元。之后，其它学校闻讯而来，抢光了这个文具店的所有商品。公社党委的试验田需要化肥、农药，张天高带人将商店里的化肥、农药搬走了三十万斤。之后，商店里的化肥、农药一抢而空。当有的群众说没有衣服穿时，张天高说：“没有衣服到商店里去拿，各取所需。”结果，全公社商店被抢走了布一万一千六百二十四尺，棉衣一千三百零四件。在公社内不分集体和个人、不分你我，队与队之间牲畜随便拉，社员家庭的家禽、蔬菜随便吃。育溪公社关陵大队曙光生产队双目失明的李婆婆喂的五只鸡全部归公后，李婆婆嚎啕大哭。事后统计，共吃社员的鸡二千八百多只，蔬菜六万八千六百多斤。社、队占用社员的生活用具和小农具更是不计其数。公社集中了社员家庭喂养的一万二千七百五十三头猪、三万六千二百五十一只鸡。集中后，猪死了六千一百六十四头，鸡死了三千六百九十一只。
为了体现共产主义，跑马公社实行居住大集中，学校大集中，幼儿园全托化，老人一律收进养老院。全公社五千八百多户社员由原来居住的一千二百多处集中到六十二个居民点。食堂由原来的二百五十个合并为六十九个。三天内将二十七所学校合并为八所，而且全部学生一律寄宿。居住大集中后，房屋窄小，十分拥挤，三代同室，男女同室。学校集中以后，四个孩了盖一条被，被子被孩子带到了学校，家长只好盖蓑衣睡觉。
干部按自己设想的共产主义强迫群众实行，对不听话的社员，用罚做苦工、开“辩论会”、批斗、打、骂、不准吃饭等处罚手段。全公社共有二十八个干部曾用打、骂、捆、斗、罚、饿等手段，处罚社员六十八人。
不少地方到当跑马公社参观学习，跑马公社的“共产风”迅速蔓延到当阳全县。不少干部开会时讲“共产主义到了，不分你我。”社员怕自己的东西被“共产”，有的把自己竹园里的竹子全部砍光，有的把家里的楼板拆下来卖光。由于大力宣传供给制，有的社员说：“干不干，铁饭碗，搞不搞，少不了，反正吃饭不要钱”。劳动中出现了“三等”：等干部喊了才上工，等人到齐了才下田，等组长分了工才干活。劳动效率很低。（注五）
“共产风”在毛泽东的家乡韶山也刮了起来。韶山在大办钢铁、大修公路、大办水利、大建居民点的同时，实行“六大集中”：居住、吃饭、劳动、幼儿、学生、家禽家畜，都统统集中。韶山大队五十二个屋场的居民，都集中到六七个屋场里。在这个期间，社员迁徙无时，有的搬家十次以上。生活资料和私有小工具谁都可以随便拿。据大队统计，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零年三年间，共拆房屋一百四十四间，损坏农具三百六十件，平调木料五万根、砖瓦两万块、牲猪一百九十只、鸡鸭五百七十只、粮食六千、家具和炊具一千九百五十件、劳动日七千七百个。但是，这个大队的情况比湘潭县其它公社相比，不算是严重的。（注六）
东北的辽宁省，“共产风”从一九五八年一直刮到一九六零年底。一九六零年十二月《铁岭县汎河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总结》中说“这个社的‘共产风’，从公社化一开始就刮。经过去年春天作了一次纠正，但不久又刮了起来。每一个运动，每一个‘高潮’，每一个‘大发展’，都要刮一次‘共产风’。大运动大刮，小运动小刮，没有运动零星刮。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自省级，下至小队，各级领导机关都有。挂钩单位、试验单位和搞‘南泥湾’的单位也在刮。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自土地、劳力、车马，小至砖瓦石块、破铜烂铁、锅碗瓢盆、皮麻绳套，连幔杆子和供老祖宗的香炉也都刮走了。气得群众说：除了老婆孩子不要，其它什么都要。”这个报告还说，“总的看，共产风队队都刮，只是程度不同。大体规律是：在工作重点、富裕队、城市近郊、公社所在地、重点工程所在地，凡是离官近的地方，刮的就严重。”（注七）
“共产风”，实际是“共”老百姓的产，群众大量的财产被充公。四川省新繁县一个调查证明，是上一级“共”下级的“产”，即上级“平调”下级的财产。以这个县的三个典型公社为例：国家“平调”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九；公社“平调”管理区、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一；管理区“平调”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百分之十八点四；生产队“平调”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百分之十四点六。（注八）
由于“共产风”与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相联系，因而传播最广，最难纠正。“共产风”刮到全国各地，刮到哪里，哪里的农民就倾家荡产。本来生产力水平低下，硬要说到了共产主义；本来形势不好，硬要说形势大好；本来没有条件搞供给制，硬是宣布搞供给制。
共产主义的天堂是靠假话支撑的，“浮夸风”也就成为必然了。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从生产到生活，从政治到经济，什么都管，干部水平本来就很低，加上公社过大的规模超过了公社干部的管理幅度，“瞎指挥风”也就成为必然。“共产风”否定了“三级所有”，否定了一切管理制度，干部就有了支配一的权力，权力高度集中又没有制衡，就成了干部特殊化的沃土。“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本来就损害农民利益，违背农民意愿，要强制推行，就出现了“强迫命令风”。所以说“共产风”是“五风”之首。
毛泽东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有一个认识过程。一九五八年八月说是三、四年或五、六年，（注九）十一月六日的讲话中认为“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是快了，但他还说“苦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注十）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又说“总的讲，是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我们后进入，如果我们实际先进入了怎么办。可以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有实无名。”（注十一）十一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的的讲话》，其中有十二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意思。在苏联以后，还是十五年左右。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关于安徽桐城的报告上批示说：“至少在二十年内，不谈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可能这样快。”（注十二）
供给制是“共产风”的一个重要表现。据中央农村工作部会议简报提供了二十四个省区供给部分占的比重：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各占百分之五十的有河北、浙江、福建、黑龙江四个省；供给部分占百分之六十、工资部分占百分之四十的有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江苏、江西、内蒙九省区；供给部分占百分之六十五-百分之七十、工资部分占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三十五的有安徽、湖南、辽宁、吉林、贵州、甘肃和宁夏七个省区。（注十三）
另据二十三个省、区的二万一千一百七十六个公社统计：实行伙食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一万六千六百一十个，占百分之七十八点四三；实行粮食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二千八百七十二个，占百分之十三点五八；实行基本生活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九百八十九个，占百分之四点六七；实行半粮食供给制的有二百六十一个占，百分之一点二五；实行完全工资制的人民公社有一百二十三个，占百分之零点五八；实行劳动日制的人民公社有三百二十二个，占百分之一点五一。在分配给社员的总额中的工资部分，平均每个劳动力每月工资，据二十个省区反映，一般是三-五元。
据河南、山西、山东、安徽福建、湖南、广西、黑龙江等八个省的统计，在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八千四百三十一个公社当中，已发工资的有六千三百九十三个，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七点一三，大部分公社发工资二到三个月，准备发但未发的有二千零三十九个公社，占百分之二十二点八七。在两三个月以后都无力发工资了。不发工资以后，就全部实行“供给制”了，即政府给多少就吃多少。政府不给就没吃的了。（注十四）
注解：
[注一]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广州，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二三页。
[注二] 叶子龙：《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二一八页。
[注三] 毛泽东对《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零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的批语，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四九四页。
[注四]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第八八七页。
[注五] 冯有林、魏鹄立：《湖北当阳跑马公社的“共产主义”考》，载《中共党史研究》，一九九八年第四期，第九十二-九十四页。
[注六] 田家英定稿：《韶山大队概况》，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载《中国农业合作化史资料》，一九九零年第二期。
[注七] 中共辽宁省委工作组：《铁岭县泛河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总结》，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十五日。
[注八] 国务院财办调查组：《关于四川省纠正“一平二调”清理退赔情况的调查估算（初稿）》，一九六零年十二月。
[注九] 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稿上加写的话，一九五八年八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三六零页。
[注十] 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五八-一九六零），第一四三页。
[注十一]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五八-一九六零），第一四三页。
[注十二]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问题的批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四八页。
[注十三]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简报》[第十期]，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注十四] 同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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