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7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三 公共食堂的几起几落
从一九五八年夏秋到一九六一年夏秋，公共食堂经历了一轰而起――大批散伙――强令恢复――中共中央批准解散的过程。
公共食堂一轰而起后，大吃大喝了两个月，没有粮食，不少食堂散了伙。相当多的食堂是开开停停。以甘肃省榆中县金崖公社红柳沟大队为例，一九五八年八月，前后不到十天，全队五十四户、三百零八人都加入了食堂。初办时每人每天口粮一斤，实际上还多一些，以后就放开肚皮吃饭，那时还能吃到蒸馍、面条、米饭等，节日也可以吃到包子、花卷。由于人人可以吃饱，干部和炊事员多吃多占不显得突出，群众意见不大。一九五九年四月，粮食定量下降，先是七两半，后是半斤，干部和炊事员多吃多占显得突出，群众意见很大，办了九个月的食堂散了伙。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上级又动员办食堂，大家不愿意，就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有十几户就勉强加入了食堂，其余户直到一九六零年四月份，将队里分给的、自留地的粮食吃完以后，也先后加入了食堂。当时的口粮每人每天半斤。吃糊糊，有时断炊。群众怨言很多。中央“十二条”下来后，于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份又开始回家去吃饭，实际是散了伙。从此食堂再没恢复，这一段也是九个月时间。前后两阶段同共经历了一年半时间。（注十六）据本书作者在各地调查了解，全国多数地区的情况和榆中县差不多。
面对公共食堂开开停停的状况，毛泽东还是持乐观的态度。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底，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说：
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不垮，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搞得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
我是到处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次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注十七）
一九五九年春夏之交，饥荒已经很严重，舆论上对食堂的批评也大胆一些。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教动态》上客观报道说：在陕西省商城县城关公社召开的党员和社员代表大会上，不少基层干部、代表对农村食堂提出了不少意见。有人干脆提出：要“掀倒食堂”，“解散食堂”。有的虽然未明显提出解散食堂，而却说出了一大堆缺点。（注十八）
此时，面对严重的饥荒，中共中央不得不向农民作出一些退让。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六，《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第六条中提出，“认真地整顿公共食堂”，提出了“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规定了“口粮分配到户，分配到社员，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食堂吃饭的，粮食全部分给个人保管使用。”（注十九）五、六月分中共中央允许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和家禽。按照中央精神，农村公共食堂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进行了初步整顿。主要的措施是：实行了“粮食分配到户、自愿参加、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的原则；按照便于生产，便于社员的原则，调整食堂规模，一般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食堂；根据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采取各种灵活办法，尽量给社员以方便；建立必要的民主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等。这些措施仅属应急性质，并不是解决食堂问题的根本办法，但使食堂初办时的混乱现象有所好转。
中央文件说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口粮分配到户”但到基层，农民的“自愿”被各级干部以种种办法剥夺。“口粮分配到户”变成了“口粮指标到户”，粮食还由生产队掌握。浙江省委在起草《为争取一九六零年粮油工作的继续大跃进而奋斗》的讲话稿时，起草者按照中央文件的意思写的是“以人定量，分配到户，凭票吃饭，节约归己”，审稿人改为“以人定量，指标到户，凭票吃饭，节约归己”（注二十），本书作者在十二个省调查，指标到户，粮食由生产队掌，不仅仅浙江如此，也是全国各地的普遍情况。为什么各地干部不愿分粮到户呢？因为粮食一旦分到社员家中，他们就不到食堂吃饭了，食堂就要垮台。一九六零年冬，浙江宁波地区停伙的三百九十六个食堂当中，有一百七十六个是分粮到户造成的。（注二十一）
在整顿中，有的地区的农村，从实际情况出发，取消了供给制，解散了公共食堂。一九五九年五月上旬，中共四川省泸州地委召开了县委书记会，同意暂时停办食堂。隆昌县解散了百分之九十八点七二（包括以前垮的一部分），富顺县解散了百分之七十五点五（以前垮的在外），合江县解散了百分之六十三（包括以前垮的），叙永解散了百分之七十五（包括以前解散的少部分），泸县、古蔺解散了大部分。（注二十二）安徽省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在无为县蹲点，看到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也解散了四千多个食堂。（注二十三）
河北省在一九五八年秋后有三十多万个食堂，参加食堂的有三千五百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一九五九年六月底，河北省只有食堂四万九千零四个，比原来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三点六，加入食堂的户数只有一百六十四万户，占总农户数的百分之十九点六五，较原来减省了百分之八十。（注二十四）
食堂纷纷垮台的情况，毛泽东是很不满意的。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赴庐山开会的专列上，接见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和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等人，毛泽东对他们说：“食堂要坚持下来，又可以坚持下来。我不是要你们的食堂垮，我是希望能够坚持下来。”（注二十五）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上庐山的船上，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重申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提出按人定量，分配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他要求在这个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轰而散。还说，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积极维持；一为湖北号召自愿，拟从少到多，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五十，将来百分之八十。吃饭基本要钱，一部分不要钱。四川老小不要钱，湖北半供给制。供给制部分要少，三七开，四六开，可以灵活。供给制不能否定。（注二十六）
到了秋收季节，粮食上场了，饥饿短暂缓解，毛泽东开始反击了。一九五九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对中共湖南湘潭地委工作组的一个报告中批道：
印发各同志。此件值得一看。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一会，又都恢复了。教训是：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的，也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几十天之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要吹回来的。孙中山先生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困难总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注二十七）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整顿农村公共食堂的工作，因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而被迫停止下来。七、八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谈到食堂问题时说：“过早地提出吃饭不要钱”，“提倡放开肚皮吃”，“都是一种左的倾向”。（注二十八）周小舟认为食堂“不利于节粮、养猪、造林、积肥，而且浪费劳力，吃得不愉快”。（注二十九）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注三十）这几位说真话的高级干部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这些正确的意见也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证。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的长篇讲话中，强调“食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 有些散了，还得恢复。”他说坚持不解散食堂的“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注三十一）
毛泽东对解散食堂的批评不仅停留在“悲观主义思潮”上，而是重重地扣上了一顶政治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对安徽省么书记处书记张恺帆解散食堂的十分愤怒，说他“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宣传机器紧跟毛泽东，密切配合，为公共食堂大唱赞歌，对批评公共食堂的意见大加鞭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转发了《中国妇女》的专论，驳斥食堂“办早了，办快了，办糟了”的说法。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以《公共食堂前途无量》题发表社论。用论战式的风格、政治高压语言说：“当多数农民积极支持公共食堂的时候，不但远在天边的帝国主义者为此而大吵大闹，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些死抱住习惯势力不放的人们，也借口某些食堂局部的暂时的缺点，指手划脚地议论起来。”接着，社论自己设问自己回答的方式批驳了对公共食堂的一些不同意见，高调地歌颂了公共食堂的好处，指出了公共食堂的“光辉前景”。社论最后写道：“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公共食堂的造谣诬蔑，除了又一次暴露他们的无耻和无知之外，还能再有什么呢”？“他们担忧和害怕的，不正是我国劳动人民所欢喜和热爱的吗”？“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果他们坚持他们的脱离人民群众的观点，也学着帝国主义者的腔调，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些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那么他们迟早就会发现，被人民抛弃的将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将是他们自己。”当时党报在批评把国内的不同意见时，总是把这些不同意见和被当作万恶不赦的“帝国主义”挂上钩。
各省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时，都找出了本省的“张恺帆”。四川最为激烈。四川省委在泸山会议之前就即时“纠正”了解散食堂的问题。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共四川省委得知泸州解散食堂的情况以后，当即严肃指出，这是右倾，责令地委限期恢复。几天以后，李井泉又亲自打电话批评地委，限七天内将食堂恢复起来，并且严厉指出：富裕农民干部搞垮食堂，其目的是企图搞垮人民公社，反对社会主义，因此，对抵制恢复食堂的干部要给以严厉批评。对搞垮食堂又带头抢购食品的坏分子，要立即逮捕。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各县的公共食堂又大部分恢复起来，由于没有粮食，还有些食堂无法恢复。庐山会议以后，中共四川省委对泸州解散食堂的作法进行了政治清算，地委几位主要领导人都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注三十二）中共四川省委指示：“通过大辩论，使不巩固的公共食堂迅速巩固起来，被右倾分子所解散的或被拖夸的食堂迅速恢复起来，……同时整顿基层组织，撤换那些右倾分子，树立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的积极分子的领导优势，把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领导权掌握在这些人手里。”（注三十三）
由于开展了反右倾斗争，用强大的政治高压坚持公共食堂，垮了的食堂又被迫恢复了起来。据国家统计局一九六零年一月份统计，截至一九五九年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三百九十一万九千个，参加食堂吃饭人数约四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二点六。分省统计如下：
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河南（百分之九十七点八），湖南（九十七点六），四川（百分之九十六点七）， 云南（百分之九十六点五），贵州百分之九十二点六），上海（百分之九十四点五），安徽（百分之九十点五）；
百分之七十-百分之九十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北京（百分之八十七点四），新疆（百分之八十五点一），浙江（百分之八十一点六）， 广西（百分之八十一），广东（百分之七十七点六），河北（百分之七十四点四），山西（百分之七十点六）；
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七十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湖北（百分之六十八点二），福建（百分之六十七点二），江西（百分之六十一）， 陕西（百分之六十点八），江苏（百分之五十六），宁夏（百分之五十二点九）；
百分之五十以下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甘肃（百分之四十七点七）、山东（百分之三十五点五）、青海（百分之二十九点九）、吉林（百分之二十九点四）、黑龙江（百分之二十六点五）、辽宁（百分之二十三）、内蒙（百分之十六点七）。（注三十四）
另据中央办公厅整理资料，一九六零年二月底统计，在公共食堂吃饭人数占农村人口数的比例，河南为百分之九十九，河北为百分之八十六点一，山西为百分之八十一，甘肃为百分之六十三点三，山东为百分之五十五点四，黑龙江为百分之四十，辽宁为百分之三十三，吉林为百分之二十九点四。（注三十五）
但是，因没有粮食，到了一九六零年新年刚过，公共食堂又有解散的趋势。这时，中共中央加紧了对公共食堂的巩固和提高工作。
怎样巩固食堂的？中共中央经常采用典型引路的办法，即通过总结介绍一个先进典型的经验，让全国效法。典型，即具有普遍意义的个案。在极权制度下，任何个案都具有普遍意义。在这种制度下，相隔千里的两个生产队都实行同样的制度和同样的政策，生活方式也没有多大差别。
贵州省是中共中央抓的第一个典型。一九六零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共贵州省委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两天后中共中央就向各省、市、县党委批转了这个报告。按语中说：“富裕中农阶层中反对人民公社的分子，为了破坏人民公社，首先是破坏公共食堂。我们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三月四日，毛泽东又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三月六日，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再一次下发各省。毛泽东的批语是：
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转发给你们，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时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全国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时要有步骤，要有坚强领导，要提高干部和群众觉悟，要走群众路线。在一九六零年一年内，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领导不强的地方可能一年达不到，那就一九六一年达到也可以。即使更长一点时间达到也可以。总之一定要达到，并且还要提高。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公社党委。（注三十六）
后来的事实证明，贵州省是饿死人比较多的省份之一，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推算，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八十九点五九万，妇女闭经、子宫下垂而少生人口一百一十六点九七万。一九六零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见本书第二十三章表二十三•三）。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贵州省委的报告是怎样“科学总结”的呢？
报告说，全省农村公共食堂十三万多个，百分之八十左右是巩固的或基本巩固的。
报告主张，“要办好食堂，社员自留地势必转交给食堂”。
报告认为，“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
在落实贵州经验中，中共中央还批转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干部参加公共食堂的规定”，要求所有的农村支部书记和队干部，除因病等特殊情况以外，一律参加公共食堂，不得独自立灶起伙；所有的参加公共食堂的干部必须同社员群众一样，按照定额吃，不得单立小灶额外吃好的；所有到农村的各级干部，必须到公共食堂去吃饭。（注三十七）这几条规定没有监督和惩治办法，实际很难落实。
一九六零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向全国各地推荐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九五九年底全国公共食堂情况》三个材料。（注三十八）其中，《河南省公共食堂情况》中说，河南全省公共食堂近三十三万六千个，在食堂就餐的人数占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基本办得好的一类食堂占百分之六十六，二类食堂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二，三类食堂只占百分之二点八。毛泽东对此深信不疑，说使人看了高兴。毛泽东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习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从省到社四级，都应组织生活福利委员会，派一个懂得政治、热心肯干、善于分析问题、勤于到食堂考察研究、而没有一点官僚主义作风的书记去当领导。在每一个食堂内都组织一个食堂管理委员会。
中央办公厅整理的《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是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个省的电话汇报整理的。这时正值全国批判彭德怀、反右倾运动的高潮，各省的汇报当然不敢说公共食堂不好。
《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中说，“目前多数食堂是办得好的”。文中说“办得好”有五条标准：种了菜，养了猪；吃得饱，吃得好；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进行了炊具改革；讲究卫生。还说，“各地结合整社，纯洁和调整了食堂工作人员队伍……培训了管理员、炊事员、保管员”。“许多食堂进行了炊具改革，河南省一半的食堂实现了炊具机械化”。“食堂管理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善…….山东建立了生活福利委员会……河南建立了伙食管理委员会……不少地方建立了社员生活委员会”。
《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文指出，办好食堂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口粮分配实行“指标到户，粮食分到食堂”，即社员只能得到指标，见不到粮食，粮食一律由食堂掌握，这比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的“粮食到户”向左迈进了一步。中共中央在这一条下面批注：“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坚决逐步实行”。第二，随着集体生活的发展，自留地的作用逐步缩小，要逐步限制和减少自留地。第三，坚持粮菜混吃，节约用粮。第四，除了食堂以外，还要全面安排群众生活，如黑龙江省全省农村搞综合性生活站。第五，关键在于领导，如甘肃通渭县由于领导严重右倾，全县二千八百多个食堂只剩下十几个，至今还没有恢复（此时，通渭县由于断粮，已是饿殍遍地，全县人口一九六零年减少了三分之一，请看本书第二章“甘肃不甘”）。
根据中共中央的上述精神，农村公共食堂在一九六零年春季再次进行整顿：一是调整食堂工作人员，坚决撤换所谓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如河南的信阳、洛阳、许昌三个专区，清洗各类“不纯分子”或调换不称职的管理、炊事人员二万八千多人。（注三十九）这里的所谓“不纯分子”、“不称职的”，主要是指富裕中农。二是重新没收社员的自留地。三是普遍实行统一用粮、指标到户、实物到堂、凭票吃饭节余归己的原则。粮食分到食堂，使社员不得不到食堂吃饭。这些措施，使得公共食堂大面积恢复。到一九六零年四月，据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贵州等十四个省的统计，参加食堂的户数达到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八点九，参加食堂的人数占农村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八点六，其中河南省达到百分之九十九。六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像抓生产一样抓生活》，乐观地认为：“我国各地农村的公共食堂，自从今年春季普遍整顿以来，越办越好”，“我国农村公共食堂已经进入健全发展的新时期”。
实际上，食堂维持下去十分困难。中共中央坚持逆水行舟。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提出了以食堂为中心安排好群众生活的要求，并且发出了“书记下伙房，政治到食堂”的号召。十二月，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省的报告中更加强调指出，“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尖锐所在”，要求“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在“政治到食堂”、“抓食堂就是抓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导下。农村公共食堂又进行了整顿。如河北省从省到公社抽调十四万名脱产干部下乡，对十八万个食堂大力进行整顿，“清洗了坏分子”，“撤换了徇私舞弊的炊管人员”，打击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和富裕中农。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共产主义的理想出发，竭尽全力、动用各种政治手段、组织手段和专政手段，保护公共食堂，使它不致于解散，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某种理想，给群众造成了巨大有灾难。
注解：
[注十六] 中共榆中县委第一书记雷秉让：《食堂问题调查报告》，一九六一年五月，中共甘肃省委收文：甘收（六一）二一六九七号。
[注十七] 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
[注十八] 陕西省委宣传部“思想动态”：《有些基层干部、社员提出要解散食堂》，中宣部《宣教动态》，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注十九] 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央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五六七页。
[注二十] 《为争取一九六零年粮油工作的继续大跃进而奋斗》修改草稿，从草稿上可以看到修改的情况。
[注二十一] 《部分地方发生食堂停伙》，载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编：《情况资料》三期，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
[注二十二] 四川省委整社生产检查团泸州分团安法孝：《关于泸州专区在整顿巩固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检查报告》，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印。
[注二十三] 见本书“安徽不安”一章。
[注二十四] 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一五三页。
[注二十五] 同上，第一三四页。
[注二十六] 同上，第一三六页。
[注二十七] 《对湖南平江县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材料的批语》，一九五九年八月五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四一零页。
[注二十八]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二八六页。
[注二十九] 李锐：《实事求是，何惜乌纱——怀念周小舟同志》，收入《怀念十篇》，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六十四页。
[注三十]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第四九七页。
[注三十一]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五八-一九六零），第二三九页。
[注三十二] 省委整社、生产检查团泸州分团安法孝《关于泸州专区在整顿巩固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检查报告》，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
[注三十三]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渡过灾荒的指示》，一九五九年九月二日。
[注三十四] 《一九五九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发展情况》，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央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六零二页。
[注三十五] 国央办公厅整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中央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示》，一九六零年三月十八日。
[注三十六] 《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的批语》，一九六零年三月四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四十四-四十五页。
[注三十七] 《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干部参加公共食堂所规定》，一九六零年三月七日。
[注三十八] 《中央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示》，一九六零年三月十八日。
[注三十九]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二九三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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