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27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第十六章 大饥荒的祸根是这样酿成的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合称为“三面红旗”。这是一九五八年令中国人狂热的政治旗帜，是造成三年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也就是大饥荒的祸根。然而，执政者多年来把这一祸根视为珍宝，从一九五八年到改革开放以前的一九七八年，对“三面红旗”的态度是划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忠与不忠的一个重要标准。
“总路线”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简称。它的文字表达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当时报刊宣传说，“高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大跃进就是高速度的体现。所以，从思想认识上，总路线和大跃进是一回事。不过，总路线偏重于指导思想，大跃进偏重于行动，大跃进是总路线指导下的行动。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制定的，但它是建国以后逐渐形成
的，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到二十五日的成都会议起了重要作用。
一 把革命和建设搞得快一点
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都有一种思想倾向，总是过早地估计革命胜利的到来。人们称为“急性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认为欧洲的革命危机迫在眉睫。列宁论证了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他曾想直接从当时的俄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受挫以后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但他对共产主义的到来也估计过早。他在一九二零年《青年团的任务》中排了这样一个时间表：“现在已经五十岁的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产主义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十五岁这一代人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 （注一）按列宁的估计，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一九三六年斯大林就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注二）一九五二年又宣布，苏联已处于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有急性病，这种急性病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他们其所以有急性病，是因为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纠错机制。即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和经济上的市场制度能够对所谓“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端”不断自动地进行纠正。这正是他们认识上的盲点。这个盲点也造就了他们所设计的社会制度的根本缺陷：对市场的敌视和对民主的轻视。
旧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领导人迫切地希望尽快地改变中国的面貌，总想事情办得快一点：快一点实行城市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快一点实现农业集体化，快一点发展农业、工业、教育事业和其它事业。但是，为了实现这种愿望，领导人往往不顾客观现实的可能性，认为只要大搞群众运动，什么事情都能办成。由于缺乏民主的决策制度，第一把手毛泽东的意见占绝对支配地位。直接负责经济工作的几位领导人，知道很多主观愿望行不通，有一些切合实际的想法，但这些想法不仅得不到自由表达，反而被指摘为“右倾思想”。毛泽东一批评右倾，多数人就附和，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在这种政治气氛下，了解实际情况的领导人，要坚持自己正确的认识，不仅仅是面对毛泽东的批评，也面对众多人的批评。这样，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正确认识，转而附和毛泽东，从而使毛泽东的认识更偏离实际。他更强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更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认为只要有了这样的精神状态，就能把事情办好办快。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毛泽东一直批判经济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下午，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刘少奇向在京的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参加会议的有一百二十多人。刘少奇传达的大意是：
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择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这条保守的路线.……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注三）
据上引资料，在这个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听了传达之后，表示拥护毛泽东的看法，他还当场念了一幅对联，表示对毛泽东批评右倾保守的体会。上联是：客观可能超过了主观认识；下联是：主观努力落后于客观需要。他还说：“新大陆早已存在，我们发现得太晚了。”他要求各部委按照一九六七年粮食总产量一万亿斤的精神，修改原来拟定的各项计划指标。
按照现代的语言来说，当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想搞“超越式发展”。对当时的中国贫困落后的现状来说，谁都想“超越式发展”。如果有好的制度、好的思路，“超越式发展”也可能成功。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缺乏权力制衡机制，又是舆论一律，当权力中心提出一个指导思想以后，只有一个方向的力量推动，只有一个方向的舆论作动员，只有“正反馈”，没有“负反馈”。最高领导人只能得到他喜欢的信息。这就很容易把这种思路推向极端。按照刘少奇的上述传达，毛泽东要“批判各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批判的范围涉及到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在农村通过集体化剥夺农民，限制农民的自由；在城市通过国有化剥夺民有企业，消灭民间的经营活动。这实际是从根本上消灭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仅希望经济发展快一点，更希望消灭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也快一点。这样做，哪里还能实现“超越式发展”？
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定稿的毛泽东著作《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序言中还说：“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一九六七年，粮食和许多其它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注四）
一九五六年一月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对这个纲要作了说明，“说明”的稿子是经毛泽东审定的，（注五）“说明”指出，到一九六七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一万亿斤。共和国成立以前粮食（包括大豆）最高年产量是一九三六年的三千亿斤，增加百分之二百，即九千亿斤。事后的实际情况是，一九六七年粮食总是量只有四千三百七十四亿斤，不到毛泽东提出的目标的一半。直到一九九三年才达到九千亿斤。当时毛泽东讲一九六七年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亿斤也是组织人算过账的。不过，算账时从好的方面想得多，从不利的方面想得少。这个纲要还规定，从一九五六年算起，五年到七年内，基本扫除城乡居民中的文盲。然而，事实却是，二零零零年进行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是年中国文盲人口八千五百零七万人，文盲率为百分之六点七二。（注六）要说“冒进”的话，这个序言中的粮食指标“冒进”了近三十年，扫盲计划“冒进”了一百年。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他这篇序言，是“冒进”的罪魁祸首。（注七）
在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的精神下达后，国务院各部也不顾各自的实际情况，唯恐紧跟不快，急急忙忙地修改了一九五五年夏季在北戴河汇报时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到一九六七年）的指标。如粮食计划由六千亿斤提高到九千五百亿斤（加上大豆为一万亿斤）；棉花由五千六百万担提高到一亿担；钢由一千八百万吨提高到二千四百万吨；煤由二万八千万吨提高到三万三千 万吨。有的部干脆把上述指标的完成时间由一九六七年提早到一九六二年。国家计委，作为全国经济计划的权威部门，本来有审查计划、搞好综合平衡的责任，但是，各部提出的高指标报到国家计委以后，在政治高压力气氛中，他们怕人说自己“右倾保守”，不敢行使自己的职责，不敢提出不同意见。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以国家计委的名义，把这个高指标的计划，报送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注八）
有了国家计委提交的这个激动人心的计划，毛泽东心里更有底了。在一九五六年一月的多次讲话中都讲到，美国那点东西，一亿吨钢，几百个氢弹，算不了什么，中国要超过他，第一步是接近他。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开始，三十四个部委向中共中央汇报。这些汇报也是在批评“右倾保守”的政治气氛下进行的，汇报的内容大多是毛泽东爱听的。听汇报时毛泽东很兴奋，不停地插话，不停地鼓劲，说“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可以超过苏联”，说“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后来发表时改为“一穷二白”）这些插话向下传达后，进一步提高了各部委、各省市搞高指标的温度。（注九）
毛泽东如此急于建成社会主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他要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斯大林一九五三年逝世之后，苏联领导层几经反复，一九五四年赫鲁晓夫终于取得了比较稳固的地位。但是，毛泽东看不起赫鲁晓夫。朝鲜战争胜利以后，他的地位显然提高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他虽然口头上一再说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但在内心想取而代之。而要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儿”，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走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前面。毛泽东说要超英赶美，其实，他最想超的就是苏联。对毛泽东这一动机，李锐、沈志华的著作中都有较深入的研究。
二 周恩来带头反“冒进”
冒进，是指走得太快，不顾条件、不顾后果冒然前进。反对经济建设上的冒进是一九五六年初提出的，一直延续到一九五七年初。反冒进的主要人物是国务院的一些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因为速度太高带来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难题。而这些难题必须由他们来解决。他们是实际工作者，他们更多地从现实角度考虑问题。他们是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这批人以后发展为中国的“务实派”的主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逝世后的八十年代，他们成为左右中国经济政策的主导力量，对中国的命运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是后话。
在批判右倾思想的形势下，从一九五五年开始，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层层抬高经济指标的势头。特别是基本建设规模越来越大，项目越来越多。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八）规定，五年内限额以上的基本建设项目六百九十四个，建成的四百五十五个，后来基本建设项目追加到七百四十五个，建成项目追加到四百七十七个。几个月以后，又将建设项目追加到八百个，建成项目追加到五百多个。一九五七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原来是一百二十一 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后来又增加到一百七十亿，一百八十亿。基本建设项目一多，资金，钢材，水泥，设计等方方面面都显得十分紧张。各省市也大大地追加了基本建设项目。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感到“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压力很大。从他这个岗位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计划超越了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很多部门正在做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他指出现在“有急躁冒进的现象”。（注十）
一九五六年二月六日，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研究，决定在计划和财政会议上，把指标“压一压”，他们商定把一九五七年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要求的一百八十亿元压缩到一百四十七亿元。压缩以后的这个数字还是比上一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八。（注十一）
二月八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上说：“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注十二）
一九五六年四月中旬，周恩来、陈云还感到指标太高。但四月下旬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再追加二十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周恩来不同意毛的意见，说这样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会带来一系列困难。毛泽东最后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找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很生气。不久，毛就离开了北京。从五月起，周恩来从防止冒进转向纠正冒进，五月十一日，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断然提出：“反保守、反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注十三）
一九五六年五月，中共中央开会研究六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预算报告，决定经济发展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根据中央这个会议的意见，六月三日，财政部提交给政治局讨论的预算报告初稿中，写进了“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的文字。六月十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财政部提交的这个初稿。并指定胡乔木根据讨论的意见加以修改。在政治局会议的修改稿中，明显地加重了反冒进的份量。在这期间，又把一九五七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一百四十七 亿元进一步压缩到一百四十亿元。（注十四）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起草《人民日报》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其中有这样的话：“急躁情绪成为当前的严重问题，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干部中间，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间，下面的急躁冒进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系统都不愿意民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采取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这个稿件的初稿由中宣部王宗一起草，中宣部经过多次讨论，经过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三人修改，于六月二十日在《人民日报》一版头条登出。在发表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上面批了四个字：“我不看了”。（注十五）
由于周恩来等人反“冒进”，来势汹涌的追求高速度的浪潮被遏制住了。但是一九五六年经济还是有冒进的问题。基本建设、职工人数等方面还是增长过快，以致财政第一次出现了十亿的赤字。在编制第二个一年计划和一九五七年经济计划时，周恩来等人还继续坚持反冒进，把一些过高的经济指标压了下来。（注十六）
一九五六年九月五日到二十七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八大”通过的这个政治报告实际是政治上的反冒进。报告中有两个估计：
一个是对阶级关系的估计：“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从这个估计中可以得出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消灭的结论。
在上述估计的基础上，对中国国内主要矛盾的估计：“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从这个估计中可以得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结论。
在“八大”上通过的、周恩来作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中提出，“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强调“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个表面上两面都反的说法，在当时就是反冒进。
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中共“八大”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认识有些不一样。如果是在民主制度下，毛泽东必须放弃自己的主张，服从“八大”的决议。否则，他只能辞职下台。但是，中国是一个王权思想影响很深的国家，制度构架已经把毛泽东放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而且地位极其稳固。毛泽东是不会允许臣下违背他的意愿的。他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不满，对“八大”的决议不满。他不仅要对反冒进进行还击，还要否定“八大”提出的一整套方针和路线。在这个制度条件下，他有力量做这件事。他在等待条件和时机。
注解：
[注一]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一九二零年，《列宁文集》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八零七-八一一页。
[注二] 联共（布）党史特设委员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第三七七页。
[注三]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五二二页。
[注四]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第二二三-二二四页。
[注五]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毛泽东秘书手记》上，海口，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六十四页。
[注六]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九十三页。
[注七]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五八-一九六零），第七页。
[注八]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五二七页。
[注九] 同上，第五二八页。
[注十] 同上，第五三二页。
[注十一] 同上，第五三二-五三三页。
[注十二] 《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第一九零、一九一页。
[注十三]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一二二六-一二二七页。
[注十四]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五三四页。
[注十五]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四十九页。
[注十六]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五四五-五四六页。
（待续）
作者授权发表，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