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10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二 闹剧不只发生在徐水
有了徐水这面旗帜，有了毛泽东的亲自鼓动，河北省其它地方也像徐水一样，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肆虐一时，农民深受其害。
[一] 大跃进 大跃退 大破坏
衡水县大搞“红旗粮海”、“红旗棉海”，“红旗公路”等样子工程，劳民伤财，破坏了生产。仅“红旗棉海”就有四十二万亩，涉及到八个公社四百零四个生产队。大营公社划入“棉海”的旱地也要作畦，修垅沟就浪费了八百亩地、八千四百多个工。这个公社的一万零八百亩不宜种棉的地也划在“棉海”内，结果每亩只收三十斤籽棉。“红旗粮海”总面积四十万亩，在公路两倒，供人参观。修红旗大街、新农村，共拆民房一百一十一户、六百零三间，用工六万多。为了迎接参观团，调集猪羊一千二百多只，结果死亡百分之九十五。修衡南灌渠造成二百一十三名民工死亡。（注十一）
地处内蒙高原南端的张北县，平均海拔一千五百多米，是高寒地带，土壤贫瘠，气候干燥。在大跃进以前，平均亩产粮食一百斤左右。在全国“放卫星”高潮的鼓动下，这个县提出了“实现亩产四百斤，争当粮食元帅县”的口号。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县委就组织“大辩论”，“插红旗，拔白旗”，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张文光等三位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有不同看法，在一起议论过，就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新来的县委书记也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海流图公社副书记因为胆小不敢放“卫星”，也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时到处贴满了这样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低产思想，没有低产土地”、“天冷冷不住决心，地冻冻不住恒心”、“苦干硬干拚命干，严冬寒春变夏天”。为了提高土地肥力，以实现“元帅县”的目标，狗打死了，猫杀掉了，抓蛤蟆、捞蝌蚪、逮草鱼，把这些煮成汤倒到地里。还将四万四千斤食用麻油和牛奶施在试验田里。农民的菜缸、水缸都被收去当尿缸，衣柜衣箱则成为运送肥料的工具。但是，这些努力也没能实现亩产四百斤的目标。然而，全县还是放出了亩产莜麦三千零一十二斤，亩产马铃薯二万四千斤、亩产小麦一千一百七十六斤的“卫星”。还上报粮食总产量达四亿零七百三十五斤，人均占有粮食一千七百七十斤。（注十二）
河北省各地的瞎指挥比徐水持续时间长，不仅在一九五八年搞瞎指挥，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零年还继续搞瞎指挥。省里不顾河北不少地方缺水的现实，强行扩大水稻种植面积。一九五八年完成水稻插秧面积五百八十六万亩，实际收获面积只有三百一十三万亩，废弃面积占百分之四十六点六。一九五九年计划插秧四百五十万亩，完成二百九十万亩，实际收获面积只有二百五十七万亩，废弃面积占百分之十一。一九六零年计划插秧五百万亩，完成二百九十万亩，收获不到二百万亩。一九六零年，沧县按上级分配的计划在运河东种了六十万亩水稻，用了七百六十万斤稻种。由于水源不足，收获面积只有十二万亩，收获稻谷一百二十万斤，不到稻种的六分之一。大搞“丰产方”运动是河北省的创造。所谓“丰产方”就是把一块地四周挖深沟，把土铲上去，形成一个一个的平顶金字塔。在平顶金字塔顶和塔坡上种粮食。据说这样做可以实现毛泽东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一九五八年搞了大面积的“丰产方”，一九五九年冬和一九六零年春省里提出“无地不成方”的口号，省农业厅在唐县召开了现场会，组织各地干部参观三十万亩小麦丰产方和八万亩甘薯丰产方。（注十三）一九六零年，省里提出种甘薯计划一千五百万亩，后又增加了一千七百万亩、二千二百万亩，最后定二千万亩。可是下面都是按一九五九年栽薯面积留的种、准备的地（一九五九年种一千八百万亩），劳动力又不足，难以落实省里的计划。有的地方就用“听不听党的话”、“对党是否忠诚”的政治压力来推动种薯。造成了春薯夏种、洼地栽薯、拔了玉米、豆类栽薯的现象。有的地方到七月底、八月初还在栽薯。玉田县城关公社马头山大队只有三千五百亩的薯种，而上级下达了一千五百亩的任务，结果荒地一千二百亩。（注十四）一九五八年，上级分配沧县张辛庄种水稻二千亩，由于没有水，只种了一百三十亩，社员背着上级把剩下的地种了玉米、高梁。公社管理区书记得知后，让社员把种好的苗儿拔出来，社员没全听他的话，秋后玉米丰收了，这位书记说：“不听上级的话，多打粮食也不光彩。”还从这个村无偿调走粮食十多万斤。队里交粮不痛快，公社以反“瞒产私分”的名义，来了个大清剿，翻走粮食四千多斤，“辩论”了干部，撤了队长的职。（注十五）
共产风和瞎指挥，使得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然，这种破坏早就在农业集体化时就开始了。河北省的农业生产发展情况可以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二年发展最快。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积极性空前发挥；第二个阶段，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资料由农民家庭所有变为集体所有，影响农民的积极性；第三阶段，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由于共产风和瞎指挥，生产大幅度下降。河北省档案馆存有一份省农业厅工作组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向省委提交的一份调查材料，名为《沧州地区十个生产大队农业现状调查的综合情况》，调查人员选择的十个大队是：沧县马落坡公社的前李宅、孟庄子、张辛庄；献县陌南公社的新北峰、豆三町、杏元；宁津县杜集公社的大苏；肃宁县付佐公社西甘河；交河县于里王公社的后赵和庆云县城关公社的冯家。自然条件和管理上兼顾了上、中、下三等，因而这十个大队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个材料对上述三个时期有比较详尽的描述：
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二年，三年共生产粮食一千七百八十四点三六万斤，平均年产五百七十四点七八万斤。粮食产量三年平均递增百分之十四点三。一九五二年每人平均社会占有粮食六百八十三斤，每人平均口粮四百一十六斤。
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五年共生产粮食二千三百七十八点七四万斤。平均年产粮食四百七十六点一五万斤。年产粮食比上一个时期下降了百分之十七点二。一九五五年是收成最好的一年，但每人平均社会占有粮食由一九五二年的六百八十三斤下降到六百零九斤，减少了七十四斤。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四年共生产粮食一千三百五十四点七八万斤，平均年产三百三十八点六九万斤，比第一个时期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一点四，比第二个时期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八点九。每人平均社会占有粮食一九五八年为四百二十一斤，一九五九年为四百九十二斤，一九六零年为二百六十九斤，一九六一年为二百三十八斤。一九六一年的人均社会占有粮食和一九五二年. 一九五七年比较，分别减少了百分之六十五点二和百分之五十六点四。
西甘河大队是一个条件较好的生产队，第三个时期比第一个时期还是增产的。一九五二年粮食总产量二十二万斤，国家征收一点六万斤；一九五九年粮食总产量三十万斤，国家征收九点三万斤。由于人口增加，社员口粮由一九五二年的三百七十斤减少到一九五九年的二百八十斤，而且一九五九年的口粮中有一半以上是甘薯。（注十六）
| 一九五七 | 一九五八 | 一九五九 | 一九六零 | 一九六一 | ||
| 产量 | 原粮 | 一百八十二点零零 | 二百零一点零零 | 一百八十一点零零 | 一百四十六点五零 | 一百三十一点九七 |
| 贸易 | 一百五十八点二六 | 一百七十四点七八 | 一百五十七点三九 | 一百二十七点三九 | 一百一十四点七六 | |
| 征购 | 四十三点一一 | 六十四点三六 | 七十一点五四 | 三十一点五一 | 三十二点五一 | |
| 销售 | 五十二点八零 | 六十四点零一 | 六十六点零六 | 四十三点六二 | 三十六点九八 | |
| 净拥有 | 一百六十七点九五 | 一百七十四点四三 | 一百五十一点九一 | 一百三十九点五零 | 一百一十九点二三 | |
| 总人口（万人） | 三千六百七十点一 | 三千七百三十二点三 | 三千七百九十一点三 | 三千七百七十九点二 | 二千七百九十五点零 | |
| 人均净拥有（斤） | 四百五十七点六二 | 四百六十七点三五 | 四百点六八 | 三百六十九点一三 | 四百二十六点五八 | |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一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河北》。其它栏的数字是本书作者用上四项数据计算出来的。
表十一•一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约百分之三十为口粮。如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人均净拥有为四百六十七点三五斤，其中口粮大约有三百二十七点一五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口粮后，农村人均口粮低于三百一十斤，再加上层层克扣，吃到农民嘴里的就更少了。
[二] 和河北创造了开“吃饭大会”的经验
河北省提出的粮食产量计划一直是很高的，年年不能兑现，研究粮食产量指标时，多是算如意账，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又多次变动加码。全省粮食产量计划：一九五八年，从上年十月提出二百零八亿斤，夏收后又提高到三百亿斤，将要秋收时又提出保证四百五十亿斤、争取五百亿斤，一年之内计划指标变了八次。按最后确定的四百五十亿斤的计划算，比一九五七年的一百九十五亿斤增长了一点三倍。最后确定一九五八年粮食的实际产量为二百四十亿斤。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计划先后变动七次。最高曾设想一千亿斤，下达六百亿斤，五月间修改为三百四十八点六亿斤，而实际产量只有二百一十四亿斤。一九六零年全省粮食计划产量为三百二十亿斤，实际产量只有一百六十五亿斤。（注十七）表十一•一中列出的粮食部统计的河北省的粮食实际产量数比河北省农业厅的数字还要低。
一九五八年河北风调雨顺，庄稼长得很好，当时估产总产量四百五十亿斤。由于上报的产量高，国家的征指标也相应提高，再加上几个月的大吃大喝，秋收粗糙，浪费了不少粮食。到了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份，一些地方就出现短粮现象。到了一九五九年初春，缺粮问题进一步发展。省委还认定农村有粮食，说缺粮的呼声是生产队“瞒产私分”造成的。不顾农民饥饿的状况，省委继续提出了一九五九年的高指标。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四日，河北省委和省人委联合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报送的《关于召开一九五九年农产品购销合同会议的报告》（注十八）提出：“粮食产量由去年的四百亿斤增加到六百亿斤，争取八百亿斤。”征购指标是：“中央确定我省今年收购八十六点七亿斤到一百零二点一亿斤（包括大豆）。”“如果我们能实现收购八十六点七亿斤的计划，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度，我省就可以大部或全部包下天津的粮食供应。”当时天津还不是中央直辖市，属河北省管辖。
共产主义风刮得最凶的徐水县和它周围，一九五八年开始就出现了大批死人的情况。一九五九年一月，徐水县有二千四百四十七个浮肿病人，死亡二百六十二人。徐水县容城公社浮肿病人死亡了百分之二十三，经过检查的二十个病人中，有三户缺锅，两户没有热炕。涿县方官乡祈黄于池村从一九五八年四月到十二月共死亡五十七人，占该村人口的百分之九点六。（注十九）毛泽东表扬的安国县严重缺粮。这个县伍仁公社伍仁大队原估产（县城确定征购和分配的产量）亩产四百零五斤，总产三十八万斤，但拿到手的产量只有二十八万斤，比估产少十万斤。应给农民留十万斤口粮，只留给四万斤。（注二十）
一九五九年四月缺粮问题进一步发展，省委不得不承认粮食不足。但还说“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估计粮食总产量三百八十亿斤左右，比一九五七年增加将近一倍。近几个月来，我们对总产量进一步核实了一下。大家认为，增产一倍的估计是高了一些，但总产量达三百亿斤以上，比一九五七年增产百分之五十以上是没有问题的。”（注二十一）但是，饥饿的现实超过了省委的估计。一九五九年三月，黄骅、任邱、静海、沧县、武清等县缺粮人口达百分之八十以上。邯郸地区的七千九百六十九个生产队，缺粮的就有六千六百五十个生产队，占百分之八十三点四。农民每天只能吃到半斤粮食（其中主要是薯干），农民不得不以树皮、野菜充饥。永年县农民因吃野草（苍耳子芽）造成一百二十七人中毒，十六人因抢救无效而死亡。省委不得不放弃“包下天津”的大话，“请中央再次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按时按量完成调入我省的粮食计划。”
此时，中共中央对一九五八年的错误作法采取了一些纠偏措施，河北省执行了这些措施，情况有所缓和。但是，在一九五九年秋的反右倾运动中，河北省全省脱产的党员干部中，有五千八百零二人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帽子。省委候补委员、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省委委员、承德地委第一书记王克东等在庐山会议结束不久，就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全省八个地、市委中，有三个地、市委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右倾把一九五九年春天短暂的纠偏措施当作右倾罪证进行全面清算，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又点了一把火，言路更加堵塞，“五风”更加泛滥。生产力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粮食大幅度减产。但是，一九六零年的粮食征购任务反而增加。
当时河北省农民口粮人均五两左右，而且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甘薯（五斤甘薯折一斤粮食）。由于吃甘薯过多，蛋白质含量低。因此，一九六零年出现了大面积浮肿，人口死亡率大幅度提高。
一九六零年一月五日，粮食部在西安召开的北方十四省安排人民生活经验交流座谈会上，河北省代表发言说，河北省委大抓“三宝”：一是增量法做饭；二是粮菜混吃；三是抓代食品。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央转发河北省委批转的《保定市委关于发动群众开好吃饭大会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按语说：“所有灾区和非灾区都可以参考这个经验进行试点，取得当地直接经验后推广。”保定的报告称：吃饭大会是为了贯彻“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吃饭大会的经验是五个字：一曰管，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必须当管理员，从按人头称米称菜，到加工做饭，售饭收票，一直到结算公布，都必须亲自参加；二曰作，要发动所有干部都当炊事员，参加搞增量做饭，制淀粉；三曰吃；四曰算，算这一顿饭吃了多少粮，每人平均多少，一天多少即够；五曰安，按照三季度每天的用粮标准，计算清今后需用粮食数，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安排生活。
代食品能解决多大问题？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四日是个星期天，张家口市委领导人亲自出马，组织四万多人到山川采集种种野生杂物。不到十天，仅张家口市区就有五十多万人参加了采集代食品的活动。山坡上长的，平川里埋的，水底里游的，全部采集了回来，共获得战利品五千五百多万斤。代食品缓解粮食不足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用代食品做的窝窝头用火柴一点，即可燃烧。在宣化西望山召开所谓“吃饭大会”时，时任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的胡开明主持了这次会。他的司机吃了两个代食品的窝窝头。那还是拿到会上的展品，在代食品中属“优质品”，散会后刚刚把车子开到公路，他就觉得肚子里沉堕堕的，疼得像刀绞一样，汗水直往下流。胡开明看他这样，就让他停车。他怕耽误书记的工作，坚持开回市委大院。一开车门，便“哇”地吐了一地。门诊医生说，亏了车子颠簸，把这些东西吐了。要是留在肚子里非出大病为可。吃代食品的农民病号日益增加，最常见的是肠梗阻。食物中毒也经常发生。（注二十二）
[三] “吃饭大会”不能止饿
一九六零年二月十八日，中共河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注二十三）中写道：“到今年二月十五日，全省有四十九个县、二百三十九个公社、五千六百多个村（约占百分之十的村），发现浮肿病人五万九千名，已病故四百五十多人……其中唐山地区最为严重，只玉田、宝坻两个县就发现浮肿病人一万九千多名……绝大多数病人是脚部、下肢浮肿，少数已发展到面部、上肢和全身。患这种病的，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占百分之五十，壮年占百分之三十，青年儿童占百分之二十左右。”
实际情况比省委向中央汇报的严重得多。河北省监委一九六零年一月二十六日给省委的报告（注二十四）中反映：据省委农村整风办公室派往磁县的检查工作的同志汇报，双庙公社南开河生产队有三个食堂，三个自炊户，都是以干菜为主食。第四食堂是两锅饭，一个小锅中菜少一点粮多一点，这是管理区和县工作组干部吃的，社员那一锅基本是干菜。有的干菜已经吃完，就逃荒、要饭，把孩子送给人家。北白道村半个月就死了十个人。王家店有三十四人得重病，卧床不起，生产队已经停止了生产，而公社和县领导都认为这个村的口粮已经留足。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高估了秋季粮食产量，公社和县领导机关夸大了瞒产私分和群众偷秋的情况，认为群众中存粮很多。南开河生产队一九五九年共播种粮食六千零一十八亩，亩产平均二百九十二斤，公社党委按平均亩产四百四十五斤计算，向队里分配了粮食征购任务。为了使账面平衡，说社员偷秋九十六点三四万斤（平均每户近千斤），把这个数字算作口粮分配到户。社员气愤地说：“政府不给粮食，我们还落了个偷！”其它村庄也有这种情况。县里和公社派出了七百多名干部到村安排生活，都看到农民挨饿，但没有一个人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南开河管理区的李书记说：“这些情况我们都知道，就是不敢说，现在正反右倾呢！”
饿死人的现实使得河北省委对粮食问题的态度比前两年冷静得多。一九六零年十月十八日，省委向中央报送的《河北省委关于大搞群众运动搞好粮食工作和安排好生活的报告》（注二十五）中，对粮食产量“全年估产数字是一百七十亿斤多一点，也可能达到一百七十五亿斤。”“在正常情况下，全省粮食消费量为一百九十亿至二百零五亿斤。由于今年灾害重，收的少，我们决心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过日子，按一百七十亿斤安排生活。”
一九六零年是河北省饥荒最严重的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共河北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共中央报送的《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浮肿病情况的简报》（注二十六）中写道：“自从今年一月到十一月底，全省累计发生浮肿病人五十八万多人，死亡四千七百五十九人。现有患者十八点三万人，其中城市八点五万人，农村八点五万人，较重的占百分之十七。因农村漏报较多，实数将在二十万以上，其中十一月发病十五万人。目前浮肿病发展的特点是：一，城市骤增；二，平原多于山区；三，城市里青壮年多，农村老年人多；四，重灾区多而且病重。”
省委这个数字显然是缩小了的。据封云亭向省监委书记裴仰山报告（注二十七），衡水县一九六零年的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年的平均年产量降低百分之二十以上。牲畜死亡五千七百九十五头，致使牲畜总数比一九五六年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四。据衡水县委数字（这个数也是缩小了的），一九六零年人口死亡率为千分之十九点二，比常年高出约九个千分点。《河北日报》张家口记者组反映：蔚县一九六零年共死亡一万八千二百四十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三点三七，其中十二月一个月就饿死四千零八十二人。（注二十八）
一九六零年张家口市死亡五万八千八百七十七人，死亡率为百分之一点八九（一九五八年为百分之一点三一，一九五八年为百分之一点六四）。十二月，张家口市死亡九千五百八十四人，一九六一年一月上半月又死亡四千六百一十九人，一月下半月死亡又有速之势。（注二十九）
中共河北省委监察委员会一九六零年十月十三日报告（注三十）称：目前浮肿病、拉血、子宫下垂等疾病流行。特别是浮肿病，从今春到现在一直未断，个别地方仍在继续发展。据徐水、吴桥、宁津、交河、静海、蓟县、霸县、遵化、迁安、昌黎、玉田等十一个县的不完全统计，今春以来患浮肿病的有十万九千六百七十一人，已死一千二百一十六人（缺交河数字）。十月上旬是秋收不久的日子，为什么这时就出现饥饿？这个调查报告回答说：“对粮食的产量估计上，主观臆定，估计偏高，征过头粮，使口粮架空，给人民生活造成困难。”交河洼里王公社党委，去年分配给姜桥生产队的种麦任务八百亩，实际只种了四百亩，而今年仍按八百亩征购，致使严重影响人民生活。蓟县今年夏季评产七千四百万斤，实产五千八百万斤，亏产一千六百万斤，就压低人民的口粮。干部特殊化、大吃大喝也是造成农民饥饿的一个原因。从去年到今年六月，蓟县书记处就举行招待宴会五百七十三次，开支公款四千多元。该县十一个公社，有八个公社和管理区的书记、副书记腐化堕落。大厂公社有四十四名干部的家属不生产，单立食堂，该公社十一个管理区有十个管理区的干部不参加农民食堂。迁安城关公社省庄副支书尹某，从食堂的麦子碎米中筛出二十斤细面，给干部们包饺子吃。遵化县堡子店公社马相营管理区的临时肿浮病医院，从患者的食物中抽出鱼十二斤、大米四十斤、白面二十五斤，请客会餐。
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同时，中共河北省委还念念不忘粮食征购。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八日省委在一份“紧急通知”中强调：“十一月份必须十分抓紧粮食过秤入库工作。今年粮食征购，各地必须在保证四十七点六亿斤的前提下，力争完成四十九亿斤。”（注三十一）
除了饥饿浮肿造成非正常死亡以外，农民饥不择食，因吃野草中毒死亡的也不在少数。
一九六零年四月二十九日河北省委转发省公安厅党组报告（注三十二）：一月一日至四月二十六日，全省共发生中毒事件四百二十三起，中毒人数达一万四千七百五十六人，致死四百一十六人。
一九六零年五月十五日省防毒工作检查组报告（注三十三）：今春以来至五月上旬，涿县、宁晋、唐县三个县共发生中毒事件六十三起，中毒二千一百三十九人，死亡五十九人。唐山市委一九六零年十月七日报告，截至十月七日，因食苍茸籽中毒共计一万五千七百九十人。将这四个县、市的数字推向全省的一百一十四个县市，其总数显然大大超过省公安厅的报告。
一九六零年九月二十一日，河北省委转发省公安厅报告（注三十四）：五、六、七三个月，全省共发生中毒事件八百零二起，中毒二万二千零三十三人，致死五百一十九人。
[四] 两难：既要制止死人，又要完成征购任务
由于非正常死亡大量发生，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河北省委向地、市党委发出密电：《关于必须及时发现和制止死人问题的紧急通知》。通知这样说：
省委再次吁请你们严密注意及时发现和制止死人文题。前此，我们曾揭发了宁晋、衡水县和博野公社的死人问题，最近又发现了涿县、安新部分社队死人问题也很严重。但是，这些地方死人问题，大多是市委、省委派人下去检查才发现的，很少是县委自己向上报的。近日，又发现有的县部分社队也有不少死人问题。但那个地方的县委和有的干部对这样人命关天的大事仍然无动于衷，不能正视……可以预料，还很可能有被隐瞒的死人问题没有发现。
省委一方面要求它的下级注意解决死人问题，一方面大力催促它的下级完成粮食征购任。前者只是口头上的号召，而后者却是加速死亡的切实行动。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省委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在政策范围内多购一些，少销一些”，“全省全年的征购任务坚决完成三十二点一亿斤”，并把这个指标分配到了各专区。沧州专区接到二点四亿斤的征购任务后，再向县分配下去，有的县农民的平均吃粮水平每天只有二两多一点。（注三十五）河北省这样做也是中央逼出来的。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晚，周恩来总理召开了全国粮食问题会议，他强调指出：各省务必抓紧进行征购。李先念副总理在会上还批评河北省征购任务完成得极为缓慢。十月十六日，参加这个会议的省长刘子厚给在省里的领导人阎达开、李砚农、万晓塘打回紧急电话，提出“首先把征购任务切切实实地肯定下来（不是力争，而是坚决）完成三十三亿斤。”“ 我们必须向各级干部进行深入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认识，端正思想，明大义，顾大局。要了解在目前情况下，还要少吃一点，多拿一点。动员起来，做好群众工作，坚决完成今年的征购任务。”（注三十六）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各地区派大批干部深入农村。仅邯郸地区就派出了三千六百三十八名干部下乡，分片包干抓粮食入库运动，入库粮食在增加，但农民和基层抵触情绪也在增加，他们质问：今征购任务增加了两次，为什么还要增加？（注三十七）在这场“粮食入库运动”中有多少暴行？多少血泪？这是可想而知的。
一九六一年的饥饿情况还没有减轻。八月十二日，河北省委卫生厅党组报告（注三十八）：“进入七月以来，全省一百一十四个县、市中，有六十七个县、市疾病是上升的。七月中旬，浮肿、小儿营养不良、闭经、子宫脱垂现患较六月底上升了百分之五左右，其中浮肿上升了百分之十左右。在浮肿病人中，重症和干瘦病人较多，有的地区高达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在黄骅、静海、东光、汉沽等地，在儿童中又成批地发生了失明和瘫痪症，不仅病情重，而且很难医治，部分儿童已经长期瘫痪……值得注意的是，肠道传染病和浮肿病等营养疾病，由于互相影响，症状加重，突然死亡的现象又有上升。”省委办公厅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报告：一九六一年九月底统计，吴桥、南皮、庆云、盐山、宁津、黄骅、故城、景县、河间等县统计，月死亡率都超过百分之九。沧州全专区五月份死亡四百零一人，六月死亡六百八十二人，七月八百三十九人，八月一千一百八十四人，九月二千零五十四人，十月半个月一千四百一十四人。九月底正是秋收季节，还出现大批饿死人的情况，真是不可思议。
河北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只能以省官方提供的数据作为依据。《中国人口•河北分册》（注三十九）中提供了官方的数据。得出在大饥荒期间，全省饿死四十一万多人，少出生一百六十六万多人。二者相加即总人口减少二百零七万人。
注解：
[注十一] 封云亭致裴书记，一九六一年一月七日。裴仰山一月十日批示：此件可印发书记处、整办室同志阅。
[注十二] 《张家口地区党史资料》专辑，一九九一年第一期（总八十一期）。
[注十三] 河北省农业厅党组：《关于瞎指挥风的初步检查（讨论稿）》，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七日。
[注十四] 同上。
[注十五] 省农业厅工作组：《沧州地区十个生产大队农业现状调查的综合情况》，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
[注十六] 同上。
[注十七] 河北省农业厅党组：《关于瞎指挥风的初步检查（讨论稿）》，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七日。
[注十八] 中共河北省委文件， [五九] 八五号， [五九] 秘吴字第一五三号。
[注十九] 解学恭：《关于浮肿病调查报告》，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河北省委一月二十四日批转。
[注二十] 中办安国工作组：《关于安国县伍仁桥公社党委和伍仁村支部控制群众退出食堂问题的调查报告》，一九六零年七月十八日。
[注二十一] 河北省委：《关于当前粮食情况的报告》，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六日。
[注二十二] 《张家口地区党史资料》[专辑]，一九九一年第一期（总八十一期），第十二-十三页。
[注二十三] 河北省委：《关于防治浮肿病调查的报告》，一九六零年二月十八日。
[注二十四] 省委监委会一九六零年一月二十六日致省委的信，张承先二月三日批示：印发书记处、农村工作部、财贸部及到会各地市负责同志。
[注二十五] 中共河北省委文件， [六零] 五八三号。
[注二十六] 同上， [六零] 七零三号。
[注二十七] 封云亭致裴书记，一九六一年一月七日。裴仰山一月十日批示：此件可印发书记处、整办室同志阅。
[注二十八] 《河北日报》张家口记者组：《蔚县情况》。
[注二十九] 胡开明致刘子厚的信，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注三十] 中共河北省委监察委员会：《关于某些农村继续发生浮肿病情况的报告》，一九六零年十月十三日，中共河北省监察委员会报告，总号 [六零] 四十八号。
[注三十一] 《河北省委关于切实安排好群众生活问题的紧急通知》，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八日。
[注三十二] 《河北省委转发省公安厅党组关于我省中毒事故的情况简报》，一九六零年四月二十九日。
[注三十三] 省防毒工作检查组：《关于涿县、宁晋、唐县中毒事件检查情况的报告》，一九六零年五月十五日。
[注三十四] 河北省公安厅党组：《关于当前中毒事故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一九六零年八月，中共河北省委一九六零年九月二十一日转发。
[注三十五] 省委办公厅：《各地委对省委电话会议精神研究讨论的情况和意见》，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七日。
[注三十六] 刘子厚致达开、砚农、晓塘同志为各地委第一书记：《关于务必抓紧征购工作的紧急电话》，一九六一年十月六日。
[注三十七] 河北省委办公厅：《各地区粮食工作情况第四次简报》，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四日。
[注三十八] 河北省卫生厅党组：《关于立即开展治病防病运动的报告》，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八月十七日河北省委转发，中共河北省委文件， [六一] 二五八号。
[注三十九] 王明远主编：《中国人口•河北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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