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8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六 边民外逃
在苛政、饥饿和干部恶劣作风的压迫下，边疆的农民大量外逃。
一九五四年四月十四日《思茅地委、思茅军分区对今春以来外逃外迁问题的指示》中说，“自年初以来，边疆外逃外迁事件不断继续发生。与往年比，其主要特点是，面更广，规模更大。截至三月底，共外逃六百四十四户，二千四百三十三人。四月以来，不但没有停止，并有新的发展。”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六日，思茅边防司令部给军区的电报有如下叙述：
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区外逃严重，已达三千多人。其中澜沧一千六百人，孟连九百九十八人，猛混七十人，猛腊一百六十六人，江城十人。形势仍在发展。外逃的特点是：一，普遍性。但澜沧、孟连两区最为严重；二，由二线以内继续向纵深发展。开始是孟连、糯福区，现在深入到澜沧、孟连内地；三，外逃人员百分之六十五是我基本群众，并有骨干积极分子、党团员和政府干部带领，逃跑的地主富农只占少数；四，整户、整寨携枪结队，公开对抗，不听劝阻。
思茅边防司令部提供的外逃数字并不多，另一资料所批露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大跃进开始以后，外逃人员大量增加。仅西双版纳自自州所属景洪县，一九五八年九月到一九五九年初，全县山坝区外流外迁就有七千多人，其中，勐龙区就有六千九百多人。一九五九年春，贯彻中央的一些松动政策以后，外逃人员大部分回来了。一九五九年秋天反右倾，重新实行左的政策以后，边民又大量外逃。扣除回流人员不计，从一九五八年九月到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全县八个坝区总计外逃人员三千四百一十一人。（注四十九）
劝阻边民外逃有时还会发生武装冲突。丽江地委和军分区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六日二十二时《对碧江武装部电话请示要派部队帮助劝阻边民外逃的批示》中透露了以下情况：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晚，碧江县一区联合乡发现外逃三十五人。该县得悉后，于十六日晨组织工作队前往该村劝阻，但因路途太远没有追上。在返回中，又遇外逃者十八人。工作组当即喊话劝阻。对方不听，一直朝工作队方向走来。民兵当即朝天打了两枪。外逃者向民兵射毒箭，伤民兵一人。上午九时发生冲突，至下午四时冲突结束。我消耗子弹二百多发，打伤对方七人，我牺牲一人，伤一人。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六日，中共德宏地委《关于少数民族外逃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
从今年一月到十一月二十日止，已外逃五万六千二百六十七人占边沿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四。其中傣族和平土改区二万七千六百二十六人，景颇族直接过渡区二万四千八百八十六人。外逃者中，有国家供给干部一百八十九人，工作干部六十二人，小学教员四十六人，乡干部七十五人，州直机干部三人，中央民族语言调查组三人。农村党员外逃一百八十一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十六点一。
据瑞丽县材料看，今年外逃有两个高峰，一是四月，共外逃六千五百二十九人，占外逃总人数二万一千七百六十五人的百分之三十；二是九月末到十月初，外逃三千零六十五人，占外逃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四点零八。第一个高峰是大办水利的时候；第二个高峰是大办钢铁的时候。
一九六零年四月二十六日，《史怀壁同志电话汇报澜沧等地粮食和人员外逃情况记录》中说：“今年以来，澜沧共外逃一千八百八十六人，主要是糯福、酒井、东回三个区。”他将外逃原因归结为缺粮、大办食堂和干部作风。
七 骚乱和暴动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中记载：“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中共迪庆工委就平息叛乱、准备改革问题向省委汇报。藏族聚居的三个县自去年以来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叛乱。德钦一九五六年六月叛乱，经过一年来的打击，现只剩下少数残余。中甸今年三月叛乱，现尚有部分继续顽抗。维西六区也发生过局部小暴乱。”（注五十）
云南少数民族性格骠悍好斗，都有枪支武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常出现民族骚乱和暴动。民族骚乱和暴动的原因比较复杂，不全是“大跃进”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农业合作化中的过激政策、大跃进中的失误，群众生活太苦，至少是民族骚乱和暴动的重要诱因。
现将有记录的骚乱和暴动的历史资料抄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丽江小凉山暴乱
昆明军区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二日报告：
丽江地区叛乱情况：永胜、宁蒗、华坪共有叛叛乱武装三千五百多人，主要几股如下：棉花地（华坪东北）四百多人；毛牛坪三百多人；华荣庄三百多人；跑马坪地区（宁蒗东南）一千多人；辣子沟（跑马坪北）七百多人。
叛匪活动情况：一，羊坪、哨坪等地叛匪二百多人，四月六日开始暴乱，抢去大米三千斤，豆子二百余斤，菜九百斤。我方护送武装（民警七人，公安四人）及马帮二十多、马五十多匹，除逃出四个马帮外，其余无下落。同时，哨坪、莫尔坪地区将我工作队包围，打死打伤我十人，抢走长短枪四支、物资全部。当晚二百多人又包围了我羊场办事处，杀死我送信干部二人。二，华坪以西的水坪、毛牛坪地区有匪三百 多人、枪二百多支。于四月八日时，包围我通达地区政府，九日拂晓，我华坪民警及民兵两个战斗队向该敌进攻，毙、伤其五十余人。三，新营村（宁蒗南）有匪六百多人，于四月八日开始暴乱，抡走粮食三千斤和贸易组的全部物资。四月七日敌一千多人，将我跑马坪的一个连包围，我当即向宁蒗出动四个排进击，至四月八增援部队到达解围。
昆明军区四月二十八日报告：
一九五六年四月六日以来，小凉山的永胜、宁蒗、华坪地区举行叛乱的武装曾陆续达到四千多人，为平息这次叛乱，我们先后动用了十三个连的兵力及民警、民兵二千多人。从四月六日到四月二十七日，大小战斗三十六次，歼灭敌人一千二百三十余人（敌亡三百六十三人，伤三百九十七人，俘四百七十人）。
云南省公安厅四月二十八日报告：
自四月六日起，发生暴乱的小凉山羊坪关、跑马坪地区及华坪县四五两区共参加暴乱的人数约二千五百人。在宁蒗县境，部分上层集中三千多人，除围攻金棉、西营两地区外，并准备全面围攻我县区政府。
富宁县瑶族骚乱
中共云南省委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关于富宁县瑶族骚乱事件的报告》中说：
几年来，我省苗、瑶民族不断地发生搬家骚乱事件，肯定是有反革命分子挑起和操纵的。但问题是，为什么经过我们多年工作，反革命分子仍能进行这样大的破坏活动、群众仍听信反革命的煽动…….这就不能不从我们主观工作中检查。
文山地委一九五六年十月七日的《关于富宁县民族骚乱事件的报告》中说：
富宁县兰靛瑶族闹退社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开始缓和下来。但是，山瑶和黑瑶闹事又有新的发展。由闹退社到斗争村干部、到抢夺枪支、组织武装骚乱。地主张尚杰（黑瑶，已批捕外逃）持枪率领地富惯匪、以及社员群众四十多人，攻打我敬龙乡政府，抢走铜炮枪五支、党支部公章一枚、文件一捆、人民币四十元以及衣物，并追杀我乡文书。被乡文书开枪打伤一人后退去。事后敬龙乡弄登社八个寨子八十六的男子全部跑光。另外，龙绍、龙万两个乡的山瑶族也闹退社并斗争土族社长，抢走土族民兵铜炮枪五支。山瑶族男子大部分日夜上山开会并积极修理枪支、倒砂子、冲火药。民族闹退社骚乱事件与土匪武装暴动有所不同。尽管有敌人策划煽动，但它是以民族形式出现的，参加骚乱的大多是被骗的基本群众。事件发生后，我们加派了干部力量，部队也进驻控制，坚持以民族形式和平解决的方针，使多数群众平息。但是，敬龙乡还有好多名外逃分子没回来。楷绍乡还持枪拒绝我干部进去工作。群众怕捕、怕关，不敢下山，食盐断绝，地里的谷子成熟了没有人收。
维西县伏击事件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丽江公安处电话报告：
十二月八日，维西县民警十一人护送粮食六驮及慰问品支援凉山前线，中途遭八十人伏击，民警牺牲五人，重伤二人，物资全被抢走。
归化寺问题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在四村若依母战斗中，我方击毙叛匪七人，将尸体陈列在小街子（喇嘛寺附近），动员叛属认领。到场叛属二百多人，发生武装冲突。当场牺牲工作人员一名。我亦击毙喇嘛一人。部队闻枪声立即赶到，他们也向部队射击。归化寺是迪庆自治州最大的一个寺院。
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
《昭通地委关于昭鲁二县结合部暴乱事件的情况报告》说：
昭鲁结合部四个区、二十个乡，四十六名土匪暴乱。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晚，四十六名土匪杀害乡营业所干部一人、服务员二人。二十六日凌晨，先后杀害干部十人，打伤七人。他们提出“反对三化”、“反对公共食堂、反对托儿所”、“反对日夜苦战”的口号。我方组织力量即时围歼，历时五天，共捕获匪一百八十多人，其中公开出面暴乱的五十多名。打死十二人。此外，大理与永胜交界处，在国庆节前发生暴乱，口号是：“反对公共食堂”、“反对苦战”。打死叛匪几人，还有七人外逃，大部分被争取过来。
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暴乱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二十八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一百一十七人，大搞逼供信，打死二十四人，打伤致残三十六人（致死七人），判刑五十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注五十一）
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铁匠寨事件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八点三十分，元阳县毛草坡、金平县崇岗公社铁匠寨、芭蕉河、铁良寨、河头寨等四个村子四十三个人为骨干及部分群众共七十多人，持火枪十五支暴乱。他们攻打老街乡人民委员会，抢走布匹、衣服、胶鞋及零星百货，还抢走现款一千三百多元。打死粮食局干部一人、售货员一人。攻下老街后就煮饭吃。闹了五六个小时，四十三个人上了山。
宣威事件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三十日《关于宣威反革命暴乱案件的调查报告》中写道：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云南省宣威县阿都公社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波及增平、翠华、两个公社。这一带是云贵两省结合部，周围驻有铁道兵两个团和三万民工。有的叛匪就在军队驻扎的村里活动。暴乱涉及十三个管理区的三十七个生产队，共四百一十七人。其中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及财贸人员、小学教员一百三十八人，占暴乱地区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九。其中有公社党委委员二人、支部书记七人，党员四十七人，团员四十五人。在暴乱中，被杀干部十三人、群众一人，抢走短枪十一支。二十五日我部队到达后匪众即鸟兽散。二十六日叛乱基本平息。
这次反革命暴乱是今年七月二十八日开始酝酿的。叛匪番号叫作‘中建中央司令部云南分部’，号称四个团。暴乱起来的是一个‘团’。其余在宣威的宝山、双河等六个公社，及铁道兵五师二十四团所属的民工中建立的三个‘团’，共二千多名匪徒。在暴乱前夕被我一网打尽。到十一月二十五日止，主要匪首除徐汝俊一人被毙以外，全部捕获。经过审查，在三十九名‘营职’以上的叛匪骨干中，地富反坏占百分之五十四。
在这次暴乱中，反革命分子针对三面红旗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一些政治口号欺骗群众。如，‘实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户，不交公粮，不卖余粮’、‘解散公共食堂，粮食分到户，随便吃饭’、‘恢复自由市场，不要粮票、布票、饭票’，暴乱来以后，又提出‘土地回老家，土地各还各’等口号。
根据我们的调查，暴乱地区的群众对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是有意见的，主要有这样一些问题：一，粮食统管。群众说：“口粮三百二，墙上一行字。”群众的口粮自己看不到，摸不着，只是挂在墙上的一行字。二，食堂办得不好。管理不民主，不公布账目，吃饭不公平。山区居住极分散，有的住家离食堂二三里，最远的二十里，还不准代老人打饭回家去吃。三，共产风，搞“万头养猪场”平调了生产队和社员的猪，收回了社员开的小片荒地。四，生产指挥上要求“规格化”、“一字平”，该锄草时公社让搞积肥突击运动；该收庄稼时公社让割茅草。五，干部作风不好，脱离群众。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日谢富治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时说：“关于宣威反革命暴乱，经过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和公安部队工作组协同地、县委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工作，案情已基本查清。今年以来，西南三省发生大小暴乱十二起，其中四川五起，贵州五起，云南二起。”（注五十二）
八 退回去就有生路
一九五八年以来的过激的政策把农民推向了死亡之路。如何重新寻找生存之路？退回去。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初，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这实际是从激进政策中大步倒退的政策。中共云南省委于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中旬召开了有二千多人参加的三级干部会，学习贯彻中共中央的“十二条”。在这次会上，中共云南省会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出现的严重问题承担了责任：“在云南政治条件和自然条件都很复杂的情况下，对于如何结合实际执行党的政策，是比较忽略的。因而对山区、坝区以及不同民族的特点、差别注意不够，特别是内地高山分散地区更为忽视。在处理生产关系、组织生产、生活等方面都抹杀了这些差别，成为助长’五风’的一个根源。”明眼人一看便知，云南省委这认识并没有说出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而是把全局问题当作局部问题加以分析。这是为中央领导人开脱。在出现全局错误的情况下，地方官员为中央承担责任，这是拍马屁的最好机会和方式。这时你帮助中央领导人下了台阶，中央领导人就会让你的职务上一个台阶。
为了使倒退政策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一九六一年初，新任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到普洱、景谷、漾濞、弥渡等县进行调查以后，在五月九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生产队规模、公共食堂、社员分配、耕牛、大农具的所有制等五个问题提出了退回去的看法。毛泽东于五月十六日作了批示：“阎红彦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注五十三）
云南省的倒退的政策是全面的：一，退赔共产风刮走的财产，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错批错斗的干部和群众进行甄别平反；二，调整人民公社的体制、规模和农村经济政策；三，压缩工业基本建设，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四，调整商业政策，边疆地区不实行统购统销；五，恢复手工业；六，继续对边疆少数民采取特殊政策。（注五十四）
以上政策起到了休养生息的作用，一九六一年基本没有因饥饿而死亡，一九六二年浮肿病基本消除。一九六四年云南省粮食总产量达一百二十一点三四亿斤，超过历史最高年一九五六年的一百二十点二七亿斤。猪肉从一九六四年九月起就可以平价敞开供应。除粮食、棉布外，其余数十种凭票商品完全敞开。一九六五年春节，昆明市场上的日用工业品比一九六四年增加了一千八百多个品种。（注五十五）
注解：
[注四十九] 吕泽：《西双版纳一个基层党委秘书亲历三年大跃进》，未刊稿。吕泽先生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将此稿投《炎黄春秋》杂志社，编辑部部刊用，我引用了其中这个数字，请作者谅解。
[注五十] 当代云南编写组编：《当代云南大事纪要》，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一六八页。
[注五十一]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二十六页。
[注五十二] 《谢富治同志向总理、富春汇报云南宣威发生的反革命暴乱及粮食情况》，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日。
[注五十三] 《转发阎红彦关于调查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的来信批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五零一页。
[注五十四] 《当代中国的云南》上，第一五八-一七零页。
[注五十五] 同上。
（待续）
作者授权发表，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