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杨继绳《墓碑》（四十四）

北京时间：2014-01-07 08:08

【新唐人2014年1月7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四陆良事件――“大跃进”中较早暴露的饿死人事件

陆良县属云南省曲靖地区，位于省会昆明市东，距昆明不足二百公里。著名的石林风景区当时就属陆良县（现划归昆明市）。“陆良事件”以后，接任县委书记的孔祥柱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向省委作了一次汇报。（注二十七）孔祥柱汇报时说：

从一九五八年二月初就发生肿病，开始出现死亡。三月中旬蔓延到三十六个乡。小春后有了吃的，肿病开始下降。小春收获很快吃完，六月二十日肿病大量发生。七月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病人达一万七千多人，死亡一千七百多人。从二月到九月，全县发病三万三千三百一十九人次，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三，因肿病死亡五千二百零三人，占发病人数的百分之十五点六，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零四。

肿病的症状是：发病前疲倦无力，头晕眼花，耳鸣夜盲，四肢发麻；继则精神萎糜，表情淡漠，有的性情反常，容易急躁；随后下肢浮肿，浮肿部分皮肤发亮，神经反射弱甚至消失，面色苍白；进而肚子发胀，并有腹水，肿胀及于手脸；多数病人开始腹泻。这时病人心跳减少，血压、基础代谢及体温都下降，身体消瘦，体重锐减，妇女月经停止，小孩哭不出声；此时如不及时抢救，数日即死亡。

肿病大量发生，明明是饥饿所致，但地委还是责成卫生部门去了解发病原因。四月上旬，地委卫生局派医生曹钟朴和专区医院院长到了肿病严重的西冲和独木水库工地，曹钟朴认定肿病是过度营养不良造成的，提出了改善民工生活的建议。由于曹钟朴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县委否定了他的结论，还批评了专区医院院长。他们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曹钟朴的结论。党政干部和医务人员的不同意见，在全省其它地方也有发生，因此对肿病原因长期得不出结论，延缓了救援。当然，即使县里听取了曹钟朴的意见，也没有能力改善农民的生活。因为粮食掌握在上级手里。直到七月份省里承认疾病和死亡是饥饿所致，才开始采取救援工作。

孔祥柱在汇报中说，距县城三公里的茶花乡最为严重，肿病死亡九百四十三人，其它病死亡三百七十一人，共死亡一千三百一十四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点九。距县城三十五公里的大挤乡共死亡七百五十九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召跨乡死亡五百五十一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马街乡死亡九百六十五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点零八。省委检查组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的《检查陆良茶花乡情况报告》中说，陆良县茶花乡原有二千五百一十三户，因病、饿、打而家破人亡和死绝的有六十三户，现有二千四百三十七户。原有人口一万一千二百零四人，现有人口九千七百二十四人。今年一-八月全乡死亡一千六百一十人，占原有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四点三七。其中被打死的四十七人，扣粮饿死的七十九人，无粮而饿死的四十三人，被迫自杀的四人，肿病死亡的六百三十九人，痢疾死亡的二百二十五人，因伤寒、流感、百日咳等疾病死亡的有二百六十七人。其它死亡三百零六人。死人当中贫农占百分之六十一点八，中农占百分之二十三点六，地主占百分之六点六四，其它成分占百分之三点六二。余家村共有五十八户，死亡七十一人，其中当场打死或打而致死共十人。

一九五七年，陆良粮食不足，是农民闹粮最凶的一个县，县委被迫放了一些粮食。事后省委把这次闹粮当成“地主、富农和右派分子的反扑”，认为县委放粮是严重右倾。在一九五七年的四级干部会上，省委严厉批评了陆良县委，并撤换了县委第一书记张志。一九五八年初肿病发生时，新任县委第一书记陈盛年接受前任教训，不敢说粮食不够，眼看着农民饿死也不敢要粮，更不敢放粮救人。他还在六月十九日的电话会议上紧跟政治形势说，农村有一股叫喊粮食的妖风。

陆良县除去公粮以外，平均每人只有口粮、种子、饲料三百七十九斤，死人最多的几个乡每人只有二百多斤。而劳动强度成倍增加。据医务人员分析，一个农民在正常劳动情况下，每天需要热量二千五百卡，劳动最紧张时需要三千卡到五千卡。过去农民每天劳动六七个小时，大跃进中，增加到十二个小时，有时达十六个小时。云南省大米每斤含热量只有一千七百卡。没有油，没有肉，菜也很少。每天不到半斤粮食几乎是全部热量的来源。也就是说，农民每天从食物中得到的热量不到一千卡，而热量支出达三千卡到五千卡。这是造成肿病和死亡的根本原因。（注二十八）

发病和死亡人数中，男多于女，老弱多于青壮。一般是男女死亡比例为三比一，老少衰弱者占三分之二。因为男人干重活劳动强度大，容易发病。而青壮年大多参加会战队，集体吃饭，优先得到粮食供应，抵抗力又强，所以发病较少，死亡较少。

省委农村工作部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给省委的《陆良县茶花乡肿病死人情况调查》（注二十九）中说，茶花乡现有二千四百三十四户，九千五百一十人。从一九五八年一月到八月十六日止，发病四千零八十一人，占全乡原有人口一万一千一百零四人的百分之三十六点八，其中肿病二千九百四十六人。死亡一千五百九十四人，占全乡原有人口的百分之十四点三，占现有人口的百分之十六点七。较严重的第四社，共有二百七十三户、一千零八十九人，死亡二百七十二人，死亡率为百分之二十五。有的人患肿病后一泻肚子就死了，有的消肿反复两三次死亡，有的肿后皮肤破裂而死亡，有的不肿却干瘦而死。社员史正富没有肿，十分瘦，在拣小白菜时倒地即死。三十岁的社员王德民因肿病插秧时倒在田埂上就死了。社员史老秋肿病一夜小便多次，次日早晨死在床上。开始死人时还用棺材、木匣子装好埋葬，后来用席子卷了抬出去，再后来没有人抬，用牛车拉，一牛车拉三四具尸体，在村附近的泥塘、水沟、房前、屋后随便丢。县委书记孔祥柱还看到一个塘里有九个死人，一条沟里有几个。省委检查组十一月二十日的报告（注三十）说，茶花乡共有土地一万八千八百一十七点一四亩，一九五七年产粮五百二十六点四七九六万斤，一九五八年产粮三百八十一点零九九万斤，比上年减少了一百四十五点三七九九万斤。减产百分之二十七点六一。一九五七年人均口粮三百三十六斤，还要扣除吃掉的罗卜（十斤萝卜折一斤粮）和已超前吃掉的国家供应指标，到一九五八年春天，农民能吃的口粮已经很少了。

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卓甫给省委的报告（注三十一）中说，曲靖专区从二月到八月二十日，累计发病人数为十三万九千四百五十一人，死亡一万八千八百四十三人。究竟死了多少还弄不清。陆良原统计三千零六十七人，后改为五千一百六十七人，加上其它病死亡的人，共死亡一万二千九百一十二人。在病情严重时，个别母亲吃小孩，父亲卖儿女。由于大人死亡，留下大量孤儿，仅泸西五区就有孤儿一百五十多人。为什么死人问题拖半年之久？刘卓甫认为，主要是干部不敢提粮食问题，怕右倾，怕当右派。陆良、泸西对反映粮食问题的干部进行过斗争和处理。

死亡人数仅次于陆良的是泸西县。当时泸西县也属曲靖地区（一九八五年划归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省监委泸西检查组向省监委报告（注三十二）：一九五七年，泸西县上报粮食产量一万零三百六十三万斤，以十五万人口计算，每人应有粮食六百斤以上。每人应分口粮四百斤以上。这是一个浮夸的数字。实际上每人只分得口粮二百四十五-三百斤。（可见浮夸风不是自一九五八年开始，这是在极权制度下，迎合上级、讨好上级的必然现象。——本书作者注）部分群众一九五八年二月间就没有粮食吃，三月份开始发生浮肿病，五月份出现肿病死人。六月死人增多，七月死人最多。八月死人数开始降。据各公社上报数字，到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底，共发生肿病三万三千二百零三人，肿病死人五千一百二十三人，其它死亡三千二百九十五人，无病饿死三千三百三十六人，共计一万一千七百七十五人。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七点三四。全马公社共死亡四千四百二十四人，占全公社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中枢公社死亡二千一百七十七人，占公社总人口的百分之八。最严重的脚册、山口管理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有的饿得没办法上吊自杀，有的带孩子去找野菜，把小孩丢在山上，两天后，小孩在山上饿死，大人在家里饿死。有的把死人煮了吃，有人把孩子杀死本人投案。

路南、罗平、富源、师宗等县也发生了严重的肿病和死人情况。省委检查组提供的报告（注三十三）说，罗平全县有二十二点八万人口，据县委统计，一月到八月二十七日共发生肿病八千八百四十七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三点八，死亡九百三十四人。其中圭山乡一月到八月二十八日统计，肿病二千二百六十七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死亡四百四十三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点二。“地委书记会议资料之二”（注三十四）中记载，富源县三月到九月六日，发生肿病八千三百七十一人，死亡八百六十七人。曲靖县一-九月共发病一万二千零三十二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点三六，死亡一九六五人，其中劳动力八百多人。马龙县三月到九月十日，共发病八千六百零八人，死亡一千七百八十四人。

农民除了饥饿而死以外，还因一些干部违法乱纪而迫害致死。干部们怕说自己右倾，宁左勿右，在执行上级任务时强迫命令，打骂农民。陆良县茶花乡有一百二十九名干部打过人，占全乡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二点九。全乡五十七个生产队长，只有六个队长没打过人。二十个管理区的五十名干部全都打过人。全乡挨过打的农民有七百二十六人，其中贫农三百一十三人，中农二百六十四人，地主富农九十四人，打人时干部打人并不讲“阶级路线”。二十管理区生产队长邵安柱所在的生产队，二百多名社员中只有五个人没有挨过打。一些坏干部把农民打成残疾或活活打死。扣口粮把人饿死也是常用的手段。茶花乡打人最严重的十九名干部（处理陆良事件时这十九人被捕）共打过五百三十六人。被他们当场打死二人，打伤后致死四十五人，一二天后死亡的八人，十五天后死亡的五人。打残十六人，扣口粮而饿死的七十九人。打人的手段骇人听闻。捆绑、吊打、用木头塞咀，等。打人的工具有皮鞭、剌条、棍棒、扁担、锄头、钉耙等。打人事件多发生在五六月份紧张的抗旱插秧期间。（注三十五）

泸西县全马公社六百四十七个干部中，打过人的干部占百分之四十以上。管理区干部胡某，指使民兵吊打农民，经他指使吊打而死的就有四人。治保主任朱某吊打四十九人，打死二人，打残六人，强奸妇女一人，逼奸二人。富源县在春耕生产中，很多干部任意吊打群众，还规定不参加劳动的老人和小孩不给饭吃。这个县的黄泥河乡四个乡干部都吊打过人，社队干部有二十多人吊打过人，占社队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九。被吊打的农民有九十八人，其中，致残六人，病中被吊打死亡十人，吊打后死亡十一人，逼死二人，关死一人。贫农李小梅饿得偷吃了几个洋芋和红薯，被社主任李某等三人吊起来毒打四小时，成了残废不能劳动，将一岁小孩推入河中淹死。一个小女孩因扳了一个包谷，竟被砍掉一个手指。乡党支部书记郭某每次开会都说“不打人的是右倾”。社员饿得不能出工，郭说：“没有吃的也要去做，死也要死在田里。中国有六亿人，死几个没关系。”社员悲哀地说：“人的性命不如一只小鸡。晚死不如早死，死晚了没有人抬了。”曲靖县除松韶、松林两个乡外，其它九个区都有乡干部吊打群众、造成死亡、残废的情况。麦地社党支部书记刘某亲自打过十一人，打死三人。有一富农因病拉水走得慢了，刘用棍子毒打，当场打死在水车旁。一青年因到食堂吃饭去早了些，刘说：“你干活不行，吃饭倒很积极。”拉住就打，不久就死了。下坡社党总支委员张某亲自打了一百多人，一个农民偷吃了几个洋芋，张用火油将这个农民的手指头烧掉了一个。联合社六十六个党员打过人的有五十二个，其余十四个没打过人的有十个在水库工地上。社主任周某亲自打了三十一人，死亡二人。（注三十六）

云南省的问题如此严重，中共云南省委不得不向中共中央写报告。七月二十七日的报告（注三十七）中说：“据了解，现在八个专区（州）五十多个县发生此病，患者共计十一万多人，已死亡二万多人。而又集中在泸西、陆良、马龙、曲靖几个县，发病共八万多人，死亡一万多人。仅泸西就发病一万多人，死亡三千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三点三七。……另外，丽江、大理还有痢疾发生，患者上千人，死亡数百人。”这个报告还不敢讲出死人的全部真相。
中共云南省委十一月十八日向中央的《关于肿病死人的检查报告》（注三十八）称，到十月十日止，全省累计发病三十三万八千多人，死亡三万九千七百一十二人。以曲靖为最严重，共死一万九千零七十二人。而曲靖地区最为严重的是陆良、沪西、曲靖等县。陆良共死亡一万二千九百一十二人，占曲靖地区死亡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七，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五点六。

当时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是谢富治，他原来还兼任昆明军区司令员。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七日秦绩伟将军接替昆明军区司令员的职务，谢富治专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对于各地大量发生肿病死人的情况，谢富治感到害怕。就在一年以前，邻省广西饿死的人数比云南这次饿死的人少得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被撤职。现在自己面临的情况很严峻，他现在只有一个选择：主动承认错误，求得中央宽大。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他以省委名义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汇报了云南发生的情况并作了深刻的检查，并重点汇报了省委所做的善后工作及其效果。随同这个报告，谢富治还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一份检讨：

主席并中央：云南省肿病死人问题，在省委常委会上，大家都开始作了一些沉痛的检讨，已另有报告送上。在这一事件中，省委的其他同志是做了工作的。由于我个人缺乏完整的群众观点，存在片面思想，把领导生产与关心群众生活对立起来，把保护干部积极性与纠正错误倾向对立起来，在这一问题上表现了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在肿病的发展过程中，我虽然听到一些零碎的情况，但长期未作认真的了解和研究，也未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以致措施无力，造成这一不可挽救的损失。因此，省委所负的责任，主要决定于我个人；应得处分，也应由我负责。

这封信中最后一句话，是谢富治专门写了一个条子让省委秘书长梁治加上去的。这个用红铅笔写的条子至今还保存在云南省档案馆里。也许是他这种敢于承担责任的态度得到了毛泽东的宽恕。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以《一个教训》为题，对云南省委的报告作了长篇批示：

这是一篇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一百四十五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注三十九）

谢富治不仅顺利过关，还官运亨通。一九五九年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以后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谢富治走后，阎红彦接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毛泽东喜欢重用犯过错误、承认错误并向他表示忠心的干部。这样的干部最听话，最好控制。

事实上，云南省委的检查还是避重就轻。在云南省所留的资料中，情况比省委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的要严重得多。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地委书记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可能更接近真实。十七日的发言者说，大理发病二万二千多人，死亡三千多人。文山发病八千七百多人，死亡一千六百七十五人。红河发病三万六千七百人，死亡二千九百七十五人。弥勒发病二万五千八百人，死亡八百六十七人。新兴水库工地打死二十多人，打残五百多人，自杀七人。二十一日发言的马继孔说；“曲靖松林乡事件死了几万人，没有人敢反映，云南日报记者的报道中只说这里工效高，不说死人。”“ 松林乡事件还是铁道部队一个连队反映的，死了几万人。”欧根发言说：“肿病大理特重，其次是丽江、德宏。据十一月上旬统计，大理发病二万三千三百八十人，死亡三千多人。现在还有一千零八十人在集中治疗。丽江死亡九百四十八人，德宏一千多人。”发言中还谈到各地组织“学好队”（实际是劳改队），大量捕人。刘卓甫发言说：“今年已捕反革命分子五万三千多人，比历年都多。”（注四十）从这些发言中可以看出，肿病死人不仅限于曲靖一个专区，其它地区也很严重。还有一个死了几万人的松林乡事件，没有向中央提及。松林乡事件只散见于档案的只言片语中，没有看到全面的记述。毛泽东可能不知道更严重的情况，也许知道而故意装糊涂。他手中有了这些更重要的情况而不拿出来，这对谢富治是更有威慑的王牌，可以更好的控制谢富治，使谢不得不死心塌地地效忠于他。

五 “免疫力”难抗反右倾

毛泽东在《一个教训》中说：“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了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的确，在毛泽东这个批示以后，省委头脑开始有所冷静。毛泽东的批示下达以后，省委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进行了二十多天的整风。经过讨论，省委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十一月三十日，发布了《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群众生活若干问题的决定（试行草案）》和《中共云南省委关于保护个人生活资料所有权的通知》。在前一个文件中，提出了调整劳逸节奏，保证农民必要的休息；除了办好公共食堂以外，每个社员家庭要有一套小锅灶，以便社员热饭、炒菜、取暖等。后一个文件宣布：“永远保护社员个人原来的和分得的生活资料所有权。”私人存款不论数目多少，一律属于私人所有，别人不得提取；私人住房不得收归公有；允许私人培养猪和家禽；等。

一九五九年一月，又召开了省委第七次全体会议，对一九五八年的高指标进行了调整，降低了钢、铁、铜、粮、棉的指标。除了继续扩建昆明钢铁厂以外，各地兴建的小高炉陆续下马。“大战钢铁铜”时抽调的农村劳动力，陆续回到农村。与此同时，省委果断决定，边疆地区停办人民公社，一般不办公共食堂，已搭起公社架子的地方，仍办成初级社和高级社；有不愿入社的单干户，也应当允许；在一部分“直接过渡地区”，仍从互助组办起。但提出边疆在条件成熟后要向人民公社过渡。对内地的人民公社也进行了整顿，实行了三级所有、以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划小了公社规模，将原来的八百多个公社划为以前二百八十一个。公社实行“三包”（包工，包产量，包成本），小组和个人实行“四定”（定工、定量、定时、定质），使得管理混乱局面略有好转。

所有这些调整，在指导思想上虽然没有根本扭转“一高二快”、“一大二公的”问题，部分调整后的指标仍然是难以实现的高指标，但是，这些调整措施还是起了一定的刹车作用，使共产风、浮夸风有所收敛。边疆外逃的老百姓开始大批回归。

但是，到了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在“免疫力”的作用下略有清醒的云南，也卷入了反右倾的激流中，“大跃进”的势头又陡然升起。

九月中旬，在省级机关中开展了整风学习运动。从九月二十日到十月二十八日，列为重点批判或斗争对象的九百八十二人，占机关参加运动总人数一万六千三百零四人的百分之六。有些运动进展较快、斗争更为深入的单位，列为重点批判或斗争对象的达到百分之八左右。在这些人当中，厅局长或相当于厅局级的干部有十一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七点七；十七级以上的科处级干部有二百二十二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十二点四；一般干部七百四十九人，占这类干部总人数的百分之五点二。（注四十一）云南大学校长、著名作家李广田，医学院院长、长征干部颜义泉等名列其中。地县机关也开展了相应的运动，批判和斗争的对象比省级机关更多。

农村整风整社的风向也随之转变，由原来纠正“五风”变为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场斗争中，大批讲真话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受到批判斗争。一度暂时刹车的“五风”重新抬头。

在反右倾斗争的强大冲击下，一九五八年底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推行的一些旨在纠正错误的政策，有的停止执行，有的受到批判。省委提出一九六零年要完成粮食产量二百亿斤（一九五七年为一百一十六亿斤，一九五八年为一百零八亿斤，），钢二十五万吨（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四十），铁四十五万吨（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一），铜一点六四万吨（相当于一九五九年产量的三点四倍）。（注四十二）在高指标的压力下，“苦战”、“火烧中游”等口号又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出现。省委还组织“改造落后工作队”，到一些县进行检查督促。把办好公共食堂作为农村高举三面红旗、实施持续跃进的突出内容。边疆地区一度停办的公共食堂有的又恢复起来。这些使得虚报浮夸、强迫命令、瞎指挥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又有所猖獗。

于是，饥饿、浮肿、死人的情况又继续出现。

七月底，省委办公厅综合报告（注四十三）：“全省肿病继续有发展，六月底统计为一万八千人，七月底发展到二万八千一百八十九人。玉溪、楚雄、昭通、七月份都有很大的发展……仅据玉溪、红河、丽江、临沧、昭通不完全统计，自今年一月份起到七月底止，死亡人数七百八十七人，其中文山专区三百九十人，玉溪专区二百二十三人。”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九日，玉溪地委报告（注四十四）说，今年春耕期间肿病一千二百人左右，六月份增加到三千人，七月份增加到五千人。从三月到现在，共发生肿病一万六千二百零八人，死亡五百三十二人。

七月份以来，楚雄地区肿病、干病发展很快，据初步普查的结果，已上升到一万五千多人。其中，大姚县上升到七千六百六十七人，楚雄上升到三千零七十三人。大姚县弥兴公社七月一日到二十五日就死亡三百一十三人。弥兴公社有些管理区食堂领不到粮食，一二百人的食堂一顿饭只给一二十斤粮食。这个公社大苴区小春以后，公粮和余粮没入库就吃掉了，上面还紧催公粮任务，管理区就把剩下的五万七千斤种子全部作为公粮入了库。从七月十七日起，管理区就不能给食堂发粮了。小苴管理区是全地区的先进管理区，一九五五年以来公余粮从四十多万斤增加到八十七万斤。公粮一交，就要吃供应粮。（注四十五）

思茅地委一九六零年九月三日报告（注四十六）说，从二月开始，就出现了零星死人。七月，病情和死亡急剧上升。据现在调查情况，病人已不下一万五千人，死亡四千五百四十一人，其中非正常三千多人。据省委指示，集中一百八十多个点进治疗。到八月，全县还有病人一万三千一百六十五人，八月就死亡一千三百五十八人，平均每天三十多人。

据砚山县县委一九六零年统计，一九五九年秋收分配的结果，平均每人每天口粮三两以下的六十一个队、八千一百二十七人；三-四两的有三百四十三个队、五万零九十二人；五-六两的有三百五十七个队、四万零八百九十人。平均口粮四两以下的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六两以下的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五。这还不包括寅吃卯粮的数字在内。明德公社绿采大队去年分配每天口粮二点三两，今年五月缺粮。县委书记县长到那里搞安排生活的试点，反复搞了三次，时间持续三个月，都没有正式供应粮食。直到饿死九个人，才按五两口粮供应，继续死亡多人。生活困难的地区普遍出现卖衣服、家具、被子、手饰等物品换点巴蕉充饥。在这种情况下，社员出工不积极，也有人弃农经商。县委就通过开展一场群众性的对敌斗争来解决问题，在短时间内，斗争了五百多人。对敌斗争更影响了生产，截至六月五日，砚山全县十六万亩稻田只栽了六万亩。（注四十七）

由于“五风”重新抬头，品质差的干部为非作歹，农民继续遭受迫害。楚雄县苍岭公社党委副书记余某在春天插秧时公开在支部书记会上讲：“五十岁以上的社员干病、肿病不给治疗。凡是有病的人一律按半劳动力发口粮。”有些干瘦病、肿病人因此活活饿死。余亲自动手打了四十六人，其中打死四人，打残九人。朝阳寺生产队社员张发良，在大拐子犁田，牛吃了几口秧，余看到后用牛担击张胸部，张当场吐血。张受伤不能劳动，余又将张的粮食标准降低。张在大山咀犁田时，因饿得没有力气，抬不动犁，被余看见后又打了一次。五月十六日，张在大沟边犁田，饿得不行就拿了一点喂牛的豆子吃，被余看见，就将牛解掉一条，让张代替牛拉犁。张拉不动，余就用牛棍乱打，用脚乱踢。张被打得皮破血流，跪在地上求饶，余继续毒打，直把张被活活打死。余经常用扣口粮的办法来惩罚社员，致使六七十人生病和饿死。桃园生产队社员汪兆富兄弟二人，由于六天没给口粮，到山上找野菜，饿死在山上。汪兆富的妻子也饿死在家里。陈家坝生产队十二天没有口粮，全队七十六人只好吃菜根。八十六岁的社员程树生咬不动菜根活活饿死。他家还有四个月的小孩子没有奶，求余批点米给小孩度命。余把申请米的条子撕掉，还骂了一吨。过几天小孩也饿死了。桃园管理区共有一千六百九十二人，干瘦病、肿病二百零五人，死九十八人。七十一岁的社员郑关氏饿得上吊自杀，她儿子从田里回来料理丧事，余对郑明理拳打脚踢，不准往外抬，直到尸体腐烂才让抬出去。余某对社员如此残忍，自己却大搞特殊化。他家一九六零年吃了猪肉一百六十二斤，牛肉二百六十斤，鸡四十六只、鱼一百七十三斤。他家养三条狗，每月供应口粮九十斤。一母狗下了六只小狗，还供应了大米六十二斤。群众说：“余文明对社员不如狗。”余文明在一九五八年就打社员，一九五九年春天有所收敛。一九五九年秋天反右倾后更加嚣张。这样一个坏干部，在一九六零年的群英会上却获得了铜质奖章，又评上了“四好干部”，并由桃园管理区支部书记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在权力没有制衡的制度下，出现余文明这样的干部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余文明的问题暴露后，不从制度上找原因，却认为余解放前当过兵，是漏划地主，是封建势力复辟。采“民主革命补课”的办法解决问题。（注四十八）

饥饿一直持续到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文山地区马关、西畴闹粮问题的两个汇报》中说，马关县城关公社第三大队有六个小队，二十三日晚饭后，来自几个小队的七十-八十名农民到县委会去请求解决粮食问题。粮食由公社掌握，前几天是六七天领一次粮，现在是吃一顿，领一顿，而且要写报告。二十三日没有领到粮食，没有饭吃。农民找队长，队长让找大队，大队说找公社，最后一直找到县委。西畴、王栗坡每天只供应三两粮食。

注解：

[注二十七] 《陆良县肿病死人情况——陆良县委书记孔祥柱同志汇报纪要》，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注二十八] 《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肿病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注二十九] 省委农村工作部：《陆良茶花乡肿病死人情况调查》，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注三十] 省委检查组：《检查陆良茶花乡情况简报》，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注三十一] 刘卓甫：《关于曲靖专区肿病情况报告》，一九五八年九月三日。

[注三十二] 泸西检查组：《检查前泸西县违法乱纪问题的总结报告》，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注三十三] 省委检查组：《关于罗平县肿病情况的调查》，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

[注三十四] 此件存云南省档案馆，全宗号：二；目录号：一；案卷号：三零七五。

[注三十五] 中共云南省委检查组：《检查陆良茶花乡情况简报》，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注三十六] 马力、贾兴福给省监委的信，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六日。

[注三十七] 《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曲靖等部分地区发生肿病情况的报告》，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