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3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三 鱼米之乡的饿殍
“共产风”破坏了生产力，高征购拿走了农民的粮食。上级农民留下的口粮已经不多了，到了公社，还要层层克扣。安吉县南湖公社，在安排口粮时，公社从十一个生产队的供应数中扣留了三万五千四百五十九斤，到余庄生产队，又扣了四千八百斤。（注二十）
从一九五九年春天开始，全省各地的饥荒报告频频送到省委。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浙江省委转发了两个材料：（注二十一）
《安吉等县口粮情况的调查》称：安吉县南湖公社全社二百二十四个食堂，已有一百六十八个停伙，占百分之七十五。全社生病的一千零四十二人，已死亡三十五人。建德县农村食堂吃饭人数二十六万三千多人，据五月十日统计，每人每天用粮食十二两（十六进位，十二两即零点七五斤）以下的占百分之五十五；八两（即零点五斤）以下的占百分之十一。大同公社上马大队五月九日到十一日，断粮三天。龙游县在农村食堂吃饭的共有二十万零六千人。平均每人每天用粮十二两以下的占百分之七十点七，八两以下的占百分之二点八；海宁县澉浦公社从春耕生产开始平均每人每天只能吃到四两稀饭，许多食堂停伙，有的食堂已经散伙。
调查报告称《有些地区粮食很紧张》，省粮食厅反映：长兴县虹溪公社二十八个生产队有二十七 个因断粮停伙，社员以麸皮、草籽、野菜充饥。平湖县一百多个食堂每天只有大米六两（即零点三七五斤）， 九十一个食堂无法开饭。余姚县的横河、郎下、低塘、四明、环城五个公社口粮很紧，全县吃青三千三百亩。部分社员上山挖葛藤根吃。安吉县五月一日到七日全县一百九十三个生产队中，有八十七个生产队食堂断粮停伙。据五月上旬十天的统计，全县已死亡五十多人。据南湖、安城、递铺三个公社的统计，患病者有三千零四十七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四点二。嘉兴县部分生产队断粮，陶庄公社南王、火星生产队断粮。上虞县东关公社五月十六日开始有六个大队六十二个食堂断粮。历海公社五月十七日有二十六个生产队断粮。
在浙江省档案馆存有各地向省委的求救报告：（注二十二）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五日，金华专员公署报告，据兰溪、浦江、义乌、金华、桐庐五个县统计，发生大量浮肿病人，仅兰溪县四月分就发生四万一千一百三十五人。
一九五九年六月七日，嘉兴专区安吉县南湖浮肿病报告，五月十日最高发病人数为一千一百二十六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点八六。病情为脚部麻木，全身疲乏无力，以后发展到足背浮肿，二、三天后逐渐肿至膝部，严重的肿至大腿及腹部，甚至产生腹水。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六日，金华专署卫生科报告，建德县浮肿病人大量发生。
一九五九年八月四日，景县卫生科报告，据对四个重点村调查了三百三十八人，其中有一百七十六人有浮肿病，有病者占调查人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二点零七。
一九五九年八月九日二十四时，瑞安县人民委员会电报称：我县南田、学口、大学、珊溪、黄坦王壶等公社，浮肿病大量发生。仅据南田、学口、大学、珊溪四个公社不完全统计，已有四千八百例。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温州专区《卫生工作简报》称，近来，瑞安、景宁、平阳等县发生大量浮肿病，其中瑞安县八月二十四日统计，就有一万零九百八十五人。
一九六零年三月三十日，黄岩县报告，全县有浮肿病人二千二百六十三人，死亡四人。主要发生在新桥、三甲、全清天个公社十三个生产队。
一九六零年五月二十日，吴兴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关于浮肿病的通报》称，从四月上旬以来，我县开始发现浮肿病人，据六个公社上报数统计，共有一千零七十二名病人。
一九六零年六月四日嘉兴县卫生局《浮肿病防治工作总结》中说，据一-五月份统计，浮肿病发生人数为一万一千八百七十三人。
除浮肿病以外，浙江省农村还发生了大量的“肠原性青紫病”。病人口唇等粘膜及四肢末端有青紫状，卫生单位认为，这是由于大量以青菜代食，引起亚硝酸盐中毒，使正常的血红蛋白变成了高铁血红蛋白。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均有发生，一九六零年突然升高。一九六零年三月一日以来，全省二十七个县市的一百八十八个人民公社的不完全统计，发病人数有一万一千七百六十二人，死亡三百六十五。其中金华地区最为严重，发病的有十一个县七十九个公社，病人六千八百零九人，死亡二百三十三人。这个专区的兰溪县八个公社中就有七个公社发病三千八百六十九人，死亡一百三十一人。发病和死亡的多是十五岁以下儿童。另据兰溪县游埠公社调查，全社七十六个生产队有六十八个生产队发现病人，从三月二日到二十四日，十八天当中，共发现一千一百二十例（不包括再发病人），死亡多人。（注二十三）
没有粮食，各级政府号召农民吃代食品。组织农民上山、下海，大搞代食品。安吉县青山公社大里生产队一九六零年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又多卖了三万多斤粮食。就“书记动手，干部带头，老农为师，大搞群众运动，十天挖掘代食品原料九万二千多斤”。葛藤、郎鸡根、野荢麻根、金刚剌都成了很好的食品。（注二十四）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江山县搞了番薯藤叶、橡子等代食品二万二千五百多担。（注二十五）
一九六零年五月十日，林乎加在黄岩召开的“全省改造落后队现场会”上讲到，落后队有几个特征，这就是；病、饿、流、荒、坏、官。病：根据系统二十九个县的极不完全统计，从三月一日到四月底，生浮肿病的有七万二千六百多人，死亡二百七十多人。流：是指人口外流逃荒。荒：是指土地荒芜。坏：是指坏干部当道。官：是指官僚主义。（注二十六）所谓落后队，并不是个别的，据路桥镇调查，占生产大队总数百分之三十五点五。林乎加把这些问题归罪于“反动势力复辟”，归罪于“地主、富农、反革命的统治势力还没有摧毁”。他的这一看法和毛泽东对信阳事件看法相似。不过，林乎加这种看法比毛泽东早了半年多。
在广大群众处于极度饥 饿的情况下，一些领导机关却讲排场、摆阔气，大吃大喝，挥霍浪费。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五日省监委向省委报告，杭州市交通局华侨饭店设宴招待哈尔滨来杭参观的干部，来宾五人，陪客十七人，共吃了二百零五元，有鱼翅、海参、燕窝和哈司蟆等高级名菜。杭州市商业局所属七个采购供应站，领导干部春节期间互相请客，花了二千二百二十六元。全国粮食基建设计会议在金华召开，除了大吃大喝以外，还在戏院看戏，在座位上摆水果、点心、糖果。（注二十七）
虽然有饥荒，但浙江省还算比较轻的省份，饿死有的不算太多。浙江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呢？我们还是用浙江省的人口统计资料作些研究。根据《浙江省统计年鉴》（注二十八）中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可知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三年中，历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分别为三点八五万、六点六八万和一点三七万，合计为十一点九万。另外，根据同书所载历年人口出生率进行研究，可知三年中的少生人口约为一百一十三点一四万人。
根据《中国人口•浙江分册》（注二十九）中的数据，用本书“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影响”的的计算方法计算的结果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为十点七七万人，少出生一百零五点一七万人。大饥荒对浙江人口的影响为二者之和，即一百一十六万人。（注三十）曹树基教授用他的方法计算结果是：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浙江非正常死亡为十四点一万人。（注三十一）
四 炉头生产大队：从丰足到饥荒（注三十二）
浙江省衢县石梁公社炉头生产大队原来是万田乡的一个自然村，距离县城只有几公里，人均耕地一点四亩，高于平均水平。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耕作方便，是一个富煦丰足之地。一九五三年这里有两个互助组，一九五四年，两个互助组发展为两个初级农业社。一九五五年，这两个初级社在超额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之后，平均每人口粮六百五十斤，每个劳动日分红一点二元以上（不包括土地分红和家庭副业收入）。这样一个丰衣足食的地方，从一九五六年以后，很快进入贫困，进入饥荒，而且出现了饿死人的悲剧。
这样一个丰衣足食的地方，从一九五六年以来，很快进入贫困，进入饥荒，而且出现了饿死人的悲剧。
问题是从一九五六年成立高级社开始的。当时，这两个初级社和万田乡的其它十二个初级社合并为一千一百一十六户的高级社（一乡一社），称为胜利高级社。开始，炉头的农民认为自己的收水平较高，与其它初级社合并要吃亏，不愿意合并。但上级领导认为“合作社愈大愈优越”，逼炉头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们在炉头河滩上筑了一道防洪坝，故意在炉头方向留了一个缺口，威胁炉头：“不参加大社，管叫炉头村变成炉头滩！”炉头被迫参加大社以后，就来了一个土地大调整，上百亩好的水田被调出。在年终分配时搞“穷富拉平”，炉头农民的收入比往年下降了不少。农民说：“泥鳅黄鳝一样长，多产不多吃，多做不多分，还有什么劲头搞生产！”
面对社员生产积极因素不断下降情况，高级社的领导人不分析原因，不纠正平均主义的错误，却期望用高压的手段来提高生产积极性。一九五七年整风之后，他们制定了《胜利高级社劳动纪律》，规定多大年龄的人必须做多少工分，只能超过，不能短少。要服从领导，听众指挥，农活不合干部标准的一律返工。不经组长或队长批准，不得外出。违反劳动纪律、不服从分配的要罚款或扣除口粮。从此，干部不仅掌握了社员的劳动权，还控制了社员的吃饭权。
一九五八年八月，县委又在这里重点试办“共产主义公社”，又把周围的五个高级社合并了进来，组成了一个一千六百三十九户，十月，又成立了更大的石梁人民公社，原来的“共产主义公社”成了石梁公社的万田生产大队。这一年自留地归公了，社员家庭饲养的猪、蜜蜂等都归公了，做饭的锅收去大炼钢铁了，灶拆去做了肥料。劳动力大调动，土地大调动，农具大调动，房屋大调动，社员说，这一年是真正的“共产年”。主要劳动力都调去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当时还大搞“吃饭不要钱”，其它生产队来吃，小学生来吃，中学生来吃，过路人来吃，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五九年三月，整整吃了五个月。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传达中共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听说自留地可以退回了，可以私人养猪了，社员很高兴，有的真的养了猪。可是到了十二月，管理区（在公社和大队间的一个管理层次）大搞千头养猪场，把社员新养的五十多头猪全收走了。群众说：“共产党是上半年骗，下半年变”。
为了达到公社下达的出勤率指标，大队干部把社员都赶下田，让食堂把粥桶抬到田头，不管男女老幼，都到田头吃饭。连七八十岁的老人和瞎子也得到田头才能吃到饭。在田间的人必须通宵达旦地干，下雨也不能回家。干部守在路上，见谁回家就打，连喂奶的妇女也不准回家，孩子在家里哭，妈妈在田头哭。对于不听话的社员轻则骂、扣饭，重则吊打，每次开会，迟到的人不管老小，都要罚跪。管理区私设的监狱，先后关押了二百多人。
一九六零年，管理区提出落早秧、插小秧，因为气温低，不是谷种烂了就是秧苗烂了，烂了补，补了烂，一直到七月只好搞直播，还是荒了一百多亩田。仅这一项炉头就损失稻谷两万多斤。原来炉头的一百多亩番薯是种在村西的桥头山上，那里的土质适宜番薯生长，管理区为了成片种植，硬让炉头把番薯种在东面的白塔山上，结果没有收成，损失了三万多斤番薯。管理区要求密植，还规定株距为五乘以二，社员觉得太密，就改成六乘以二，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发现社员没听他的话，就一把抓住正在插秧的社员的头发，狠狠地将他按在水田里，命令大家把秧拔起来重插。如果上级干部来检查工作，不但要集中欢迎，还要把大路上的野草拔干净。一九六零年双季稻收割时，公社书记来检查，管理区就从炉头抽一百八十个劳动力去蒋家滩二里长的大路上拔草，误了收割，损失粮食一万五千多斤。
共产风，瞎指挥，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连年下降。但是，大队上报的产量数却是连年上升。一九五九年，炉头大队产量实有三十四万斤，比“三包”产量五十三万斤少了百分之四十，大队上报的“核实产量”却是七十二万斤。年终分配时，为了掩盖谎言，让会计专门做了一个“超产粮”分配方案，把虚报的数字分配到每户的账上，作为社员口粮。一九五九 年，全大队需要口粮二十六万五千八百斤，种子三万三千七百斤，只能卖粮五万一千三百斤，由于浮夸，一下子卖出了十二万七千六百七十五斤，还上交储备粮五千七百多斤，支援其它大队数千斤。到了一九六零年二月开始，连续三个月断粮。七月夏收后，公社命令大搞春收入库，大队集中全部劳动力，连夜收割，脱粒，连夜挑送粮库，社员得不到粮食，以致秋收后又断粮二十多天。在断粮期间，只有下田的劳动力每天四两米（相当于零点二五斤），其余的人粒米不给。只能以树皮、野草、树叶充饥。因此，不少人得了浮肿病，不少人活活饿死。贫农邵根福的妻子临死时还挣扎着用筷子刮着空碗，说：“给我吃点饭呀！”贫农邵双土二十七岁的妻子因为把萝卜省给男人和孩子吃，自己生浮肿病死了。贫农邵石侬饿死了，他的妻子得了浮肿病，一个四岁的孩子得了干瘦病，双脚瘫痪了。邵石侬饿死时，有人告诉大队长周某，周却说：“人多了要吃饭，多死几个就好了。”贫农邵渭才，原来是初级社社长，夫妻二人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零年先后死亡，只留下四个孤儿。
经过几年的折腾，粮食产量年年下降，一九五七年全大队产量三十六万一千三百六十三斤，一九六零年只有二十九万八千三百一十七斤。社员的平均口粮由一九五五年的六百五十斤，降到一九六零年的数五十七斤。
五 富裕路桥镇的昔日
二零零一年十月底，中国改革研究会在台州召开年会。会议期间，我们参观了这里的工厂和商场。在飞跃缝纫机厂，参观者啧啧称赞这里的设备和管理，我用手摸一摸车间的油漆地面，手面一尘不染。我做了二十多年的工业记者，到过的工厂少说也有上千家，像这样先进的工厂是很少见的。这是小修鞋匠出身的邱继宝创建的飞跃集团的一部分。二零零零年飞跃集团销售额达十五点一三亿元，飞跃牌缝纫机百分之六十外销，出口到国外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十六个国家设有十七个销售公司。我们还参观了星星电器集团，这家公司二零零零年销售额达十三点一亿元。在路桥小商品市场，市场的规模和商品的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参观完了以后，我们在路桥大街边等车，看到宽阔的街道和繁华的商业，大家对这里的富裕和发达赞叹不已。
谁也不会想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曾是饿殍遍地。可见制度稍有松动，政府对老百姓的控制有所放松，同一个地方的面貌就会发生很大变化。
路桥镇公社共辖三十一个大队。据一九六一年省委工作组调查其中，洪洋、张李、方林、杨家、应家、李家、上马、古嶴等十一个大队是落后队，占大队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五。有章杨、永跃、龙头王、河西、下保、蔡宇等九个大队是先进队，占大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剩下十一个是一般队，占大队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五。这十一个队是：戴家、松塘、田洋王、乘风、洋洪、洋叶、洋张、竞争、萧谢、萧王、洋官。（注三十三）
落后队的特点是，生产和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社员生活十分困难，饿、病、逃、死、荒的情况非常严重。一般队的生产下降幅度比前一种小一些，社员生活没有前一种困难，但也有外流和非正常死亡情况。如戴家大队，一九六零年和一九五八年比较，粮食产量下降百分之十五点三，总收入下降了百分之八点五，发生了二十二人非正常死亡。有三十多名社员被大队长吊打过，二十二名社员被扣过饭。先进生产队粮食产量下降百分之十以下。其中全镇最好的尖子大队是章杨大队，虽然也吃不饱，但用粮有计划，瓜菜多，全队只有六个浮肿病人和八个妇女闭经。没有发现非正常死亡。先进队不是没有问题。章杨大队自一九五九年以来，集体的粮食和钱款大量被盗，一直没有查出，群众认为大队干部、食堂主任、会计、粮管人员嫌疑最大。
落后队社员的生活十分悲惨。如方林大队，一九六零年全年人均收入只有十四点九元，口粮只有二百五十五斤。倒挂户（即劳动了一年还欠集体的钱）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六，平均每户倒挂七十六元。两年来，全大队只出生了十二个小孩，死亡人数却有六十多人。仅一九六零年就死了四十六人，其中三十一人是非正常死亡（浮肿病死亡十七人，干瘦病死亡十四人）。社员变卖财产相当普遍。卖得少量的钱到路桥镇上买菜维持全家生命。两年来，社员卖掉二十间房屋全部拆了，有九间房屋拆了一半，有九十六间房屋拆了一部分，还出卖了大量的棉絮、棉衣、家具。
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不同的生产队的饥荒严重程度不一样呢？调查者将路桥镇最好的队章杨大队，和落后队利丰大队进行了比较。（注三十四）这两个大队相隔一里多，都是平原水稻地区，自然条件和原来的基础差不多。为什么在饥荒程度上出现了差别呢？
“共产风”刮的程度不一样。章杨大队在一九五八年刮了一阵“共产风”，一九五九年在传达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对“一平二调”拿走的东西还进行了部分退赔，以后再没刮“共产风”。利丰大队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共产风”一直刮到一九六零年，刮走了大量的物资和劳动力，社员的自留地也是“三擒四放”。两个大队在一九五八年都实行了“供给制”（实际只在粮食方面），但一九五九年以后，章杨大队，减少了供给制的比例，而利丰大队供给制的比重一直比较大，自从办公社以后就取消了评工记分制度。
生产小队的稳定程度不一样。自一九五八年以来，章杨大队对其所属的生产队没有进行调整，生产队的人员、组织和生产资料比较稳定。而利丰大队对其生产小队两年变动六次。每次变动，都把土地、耕牛、农具、劳动力打乱平分，因此人心不定，耕牛、农具损失很大。
生产上瞎指挥的严重程度不同。路桥公社对这两个大队都有瞎指挥。但章杨大队的社员采取了一些变相抵制的手段。大队干部对于社员的抵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而减少了一些损失。而利丰大队的干部执行公社指挥很坚决，社员无法抵制，因而损失很大。
浮夸风的程度不一样。章杨大队在上报生产进度、劳动力出勤率、施肥数量、估计产量方面也搞浮夸，但在上报分配粮食产量、接受粮食征购任务时，尽可能讨价还价，浮夸的比重要小一些。而利丰大队浮夸严重。一九五七年粮食减产百分之八，却上报增产百分之十，一九五八年亩产八百一十斤，上报一千四百四十斤，一九五九年亩产六百五十斤，上报一千零一十九斤。一九五九年粮食减产七万多斤，征购任务却增加了十六万多斤。
这两个大队的干部都有多吃多占和贪污行为。
由于以上种种不同，这两个在队的社员的遭遇大不相同。章杨大队虽然也有饥饿，但只有少数的患浮肿等营养不良的疾病，没有饿死人。利丰大队的社员就很悲惨。
一九六零年和一九五六年相比，利丰大队粮食亩产量下降下百分之三十二，总产量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一。社员每户收入下降了百分之六十八，社员口粮标准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一。据一九六零年四月调查，有一百八十九人患病，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六，其中患浮肿病的五十人，干瘦病的二十八人，青壮年妇女闭经的三十二人，子宫下垂的三十六人，小儿严重营养不良的十三人。两年内死亡八十八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点五，其中非正常死亡的七十五人。两年内出生的只有二十四人。由于无法生活，有夫之妇带着孩子改嫁的十二户（不办离婚手续），把子女送人的八户，结婚的只有一户（大队保管员，有贪污行为）。
一九五八年以后的两年内，被干部吊打的社员有二十八人，被拧耳朵的有一百七十五人，罚工分、扣饭票的有一百九十二户。一九六零年一月，社员陈开林看到干部大吃大喝，说了几句不满的话，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王某带几个人半夜敲开陈开林的门，把陈拉出去，让他脱去上衣光膀子去化“跃进灰”（用稻草烧泥块作灰肥），陈不去。就拉到大队办公室，说要送管理区，陈开林的妻子坚持要夫妻子女一同去，干部没有办法，骂了一顿才罢休。一九六零年七月，十三岁的男孩林应彩钓了两斤黄鳝，大队长王某全部拿走自己吃了。林应彩到黄岩城里讨饭，被王碰见，说是“给利丰大队丢面子”，当场打了两个耳光，并把林带回来，用伞柄打了一路。带回后又把林吊在梁上和绑在椅子上两个小时。一九六零年十月，社员陈小友偷吃了几块番薯，全家被扣了十七天口粮，陈已怀孕八个月的妻子带着五岁的儿子外出讨饭，下落不明。
这个大队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群众的生活水平是逐年提高的。公社化以后，特别是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零年两年，由于粮食减产、收入减少、征购任务增加，农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普遍出现吃草、吃糠、饿、病、逃，不少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社员说有十多：吃草吃糠多、生病多、死人多、出卖家具多、送儿送女多、妇女改嫁多、全家破亡多、人口外流多、讨饭的多、偷窃多。从社员蔡庙寿的变化可见一般。蔡家公社化以前十二口人，三个劳动力，家里生活比较殷实，大小家具齐全。一九五九年春，口粮不足，为了买番薯丝吃，出卖家具五件共得十三元：席床二件，四元；织布机一部，四元；铜火炉一个，三元；铜盆一个，二元。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一日，大儿子蔡小玉因浮肿病死亡，留下老婆和两个小孩（一个八岁，一个四岁）。二儿子蔡小头患了严重的浮肿病。到了一九六零年春，全家十一口人，没有吃的，为了到路桥买一角二分钱一斤的菜叶，一角五分钱一斤的番薯藤，再卖家具：共卖出二十六件，得一百一十七点六元。到此家具基本全部卖光。一九六零年三月，大媳妇带两个小孩改嫁，全家十二口人只剩下八人。（注三十五）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为了买吃的，利丰大队有一百九十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七）变卖了家具、农具、衣服，有五十一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三）拆房子卖砖、木料。
注解：
[注二十] 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当前整顿食堂和安排人民生活情况资料》（供领导同志参考），一九六零年五月九日，共印二十份。
[注二十一] 《省委转发省委办公厅关于部分地区粮食紧张情况的两个材料》，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浙江省委文件，省委发文[五九]四七八号。
[注二十二] 浙江省档案馆，年代一九五九，全宗号一六六，目录号二，卷号九十四。
[注二十三] 浙江省卫生厅：《关于青紫病的调查报告》，一九六零年四月六日。
[注二十四] 《大里生产队大搞代食品》载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情况资料》第三期，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
[注二十五] 省委农工部分配处：《当前农村生活安排情况》，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载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情况资料》第三十五期，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注二十六] 《林乎加同志在全省改造落后队工作现场会议上的讲话（纪要）》，一九六零年五月十日于黄岩。
[注二十七] 《中共浙江省纪检史大事纪》，第三十三页。
[注二十八] 浙江省统计局编：《浙江省统计年鉴，一九九一》，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五十八、六十二页。
[注二十九] 王嗣均主编：《中国人口•浙江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注三十] 数据和计算方法见本书“大饥荒年代的中国人口损失”一章。
[注三十一] 曹树基：《大饥荒——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二零零五年，第二八二页。
[注三十二] 本节资料除另有注明外，都取自衢县工作组，《炉头生产大队基本情况资料》，一九六一年五月四日。
[注三十三] 中共浙江省委工作组：《黄岩县路桥镇农村工作中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初稿）》，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注三十四] 中共浙江省委黄岩县路桥公社调查组，两个生产大队的对比》，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八日。
[注三十五] 省委黄岩县路桥公社调查组：《利丰大队群众生活状况调查资料（草稿）》，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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