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31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四 山东省粮食产量和征购
据国家粮食部一九六二年提供的几个的报表中的数字，山东的粮食情况如下表。这是最后的实绩数，在当年年度，还有一个讨价还价过程。
| 一九五七 | 一九五八 | 一九五九 | 一九六零 | 一九六一 | ||
| 产量 | 原粮 | 二百四十二点一零 | 二百八十七点零零 | 二百四十三点零零 | 一百八十二点三四 | 一百八十点零零 |
| 贸易 | 二百一十点五二 | 二百四十九点五七 | 二百一十一点三零 | 一百五十八点五五 | 一百五十六点五二 | |
| 征购 | 五十一点零四 | 六十一点八二 | 七十四点六九 | 二十九点五七 | 四十二点九五 | |
| 销售 | 五十五点六六 | 七十一点四二 | 六十六点七三 | 四十五点四四 | 四十点九三 | |
| 净拥有 | 二百一十五点一四 | 二百五十九点一七 | 二百零三点三四 | 一百七十四点四三 | 一百五十四点五零 | |
| 总人口（万人） | 五千三百七十三 | 五千四百二十二 | 五千三百七十三 | 五千一百八十八 | 五千二百六十五 | |
| 人均净拥有（斤） | 四百点四一 | 四百七十七点九九 | 三百七十八点四五 | 三百六十六点二二 | 二百九十三点四五 | |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山东》。
表八•一中的计算有两点说明（参看本书第一页“祸起中原”）。表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百分之三十为口粮。
从表八•一中可以看出，大跃进年代，山东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一九五七年粮食产量二百四十二点一零亿斤，一九六一年只有一百八十亿斤，三年减少了六十二点一亿斤，即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点六六。在产量下降的同时，征购却大幅度增加，一九五九年度产量比上年下降了四十四亿斤，但征购比上年却增了十二点八七亿斤。一九六零-一九六一年征购下降是不得已的事，因为这时农民大批饿死，想征也征不上来。
表八•一中的粮食产量还包括农民自留地和“十边地”产的粮食。例如，一九六零年的一百八十二点三四亿斤，实际过秤入库的只有一百七十四点九七亿斤，（注十一） 其余七点三七亿斤是农民自留地和“十边地”产的粮食。
一九五八年是少有的好收成。但由于劳动力都去搞大办钢铁和上水利工地，秋收劳动力很紧，收割、打场都很粗糙，浪费很多，丰产不丰收。由于浮夸，误以为粮食很多，秋收后放开肚皮吃了一阵子。结果，还不到一九五九年春，粮食就紧张得很。卫生部报告，一九五九年“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升趋势，涉及面也比较广。其中山东最为严重，一月至四月十日，发生肿病人七十七点九万多人。死亡六百一十八人，仅四月一日至十日，即发生肿病人十七点三万人。”（注十二） 在这期间，山东省委还不承认没有粮食，认为是生产队把粮食藏起了，有的县开始搞瞒产私分运动。一九五九年三月八日，舒同在发表了《当前人民公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其中写道：
当前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在一九五八年粮食大丰收以后的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除了灾区以外，全省各地几乎普遍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荒，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往往是那些大丰收的地方闹得反而愈加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原因虽然很多，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毛主席向我们指出的，应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寻找。
舒同在这里不认为没有粮食，他还坚信原来浮夸报上来的产量，认为还是大丰收。粮食哪里去了？他没有说在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但认为由于所有制的原因，生产队、农民不愿意把粮食拿出来。这也是反瞒产私分的理论根据。这不是舒同的创造。二月份，毛泽东对广东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经验的批示是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批示《经济消息》发表的《是粮食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文章是二月二十八日。舒同的文章说瞒产私分的根本原因在于所有制的观点都是来自上述毛泽东的批示在。在极权制度下，上面一呼，下面百应。作为封疆大吏，不应是不行的。同全国各地一样，不管是不是所有制造成的，舒同也是大搞反瞒产私分，广大农民受害很深。
惠民县搞得最厉害，召开了全县五级干部会，把瞒产私分提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省委总结了惠民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舒同亲自对这个经验作了批示，从而在全省开展了以反瞒产私分为内容的两条道路斗争与社会主义教育。各社队，村庄，都翻箱倒柜，搜查粮食。（注十三）
一九五九年收成也不算坏，还是浮夸，认为有粮食，一段时间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到了一九六零年春节，就闹起了粮荒。
一九六零年按二百二十亿斤产量安排：种子三十亿斤，饲料二十亿斤，农村口粮食一百三十亿斤（包括统购返回十五亿斤），征购五十五亿斤。以上说的种子、饲料是在最低限度上又打了折扣，实际是不够用的。农村口粮一百三十亿斤，全年平均每人只有二百七十斤，每天只有十二两（老秤，十六两为一斤，十二两即零点七五斤）加上麦收以后多吃了一点，从九月二十日到明年六月中旬，每人每天只有十两多一点粮食。加上地区不平衡，约有一千万人每天只有八两（即半斤）左右粮食，而且主要还是地瓜折粮。征购五十五亿斤也很紧：农村统销去年二十亿斤，今年只能安排十五亿斤，城市和非农业人口统销二十五亿斤，这需要压缩城市和非农业人口，二十社办工业人口，加上降低标准（原来已经降了二斤，还有降低二斤）。（注十四） 这里列出的数字都是原粮，而且多数是白薯干、萝卜干、菜叶代替，经过各级干部克扣以后，远不是这个数字。山东省委这里的数字是计划数，表八•一中粮食部的数字是执行结果数。后者的产量和征购数都比前者小。
一九六零年七月，山东农村公共食堂不断发生停伙，到七月上旬的不完全统计，六个地区（不包括青岛、烟台、临沂）有五千二百一十处食堂停伙。（注十五）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日，在粮食部召开的北方十五省生活安排座谈会上，山东省粮食厅副厅长张春生发言说：粮食入库和分配全省已结束。到十二月二十日，已经过秤入库的粮食为一百六十四点六亿斤，估计今年粮食产量一百八十亿斤左右，比去年总产量二百七十四亿斤减少了九十四亿斤。征购任务到十二月二十日已完成四十二点八亿斤（原粮，粮食年度），比去年征购实绩七十亿斤少二十七亿斤。种子留了二十三点八亿斤，饲料留了四点三亿斤，口粮留了九十三点三九亿斤，全省农业人口四千六百四十万人，平均每人一年二百零一斤。从粮食厅的角度看，粮食总收入为五十四点八二亿斤（其中：中央调给军粮五亿斤，调给种子一亿斤；华东支援二亿斤；征购四十二点六亿斤；一九六零年六月底库存四点二二亿斤）。粮食总支出为五十四点七零亿斤（其中：统销五十点二零亿斤；军粮一亿斤；种子一亿斤；损耗二点五亿斤）。收支相抵后山东粮食库存仅有一千一百六十八万斤。他说，这个盘子安排问题很大。统销五十点二零亿斤与各县要求销售的粮食差二点五亿斤。今年三四季度已销售出十九点一亿斤，明年一、二季度吸剩三十一点一零亿斤，比过去三年同期少八点一四-十四点一八亿斤。（注十六）
一九六一年春，山东农村粮食情况：到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日，全省农村口粮尚有二十二点二亿斤（其中农村留下的口粮还有十五点七八亿斤，国家返销六点四一亿斤）。从四月二十一日到麦收的几十天内每人平均口粮六两多一点（十六进位，六两相当于十进位的三点七五两）。其中五两（相当于十进位的三点一二五两）和不足五两的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三十点九。口粮不足五两的县有：即墨，胶县，平原，枣庄等。要知道，这不足五两粮食还包括地瓜干在内。（注十七） 扣除各级干部多吃多占，到农民手中已经不多了。而这点粮食是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农民每天热量的唯一来源（那时没有油，没有副食）。这已经挨饿的第三个年头了。
五 馆陶事件
馆陶属聊城地区，后合并于冠县。“五风”对农村的摧残，由粮食问题上的浮夸而引起的高征购，把农民推向了饥饿的困境。从一九五九年春天开始，各地就有饿死人的情况。但地方官员怕担责任，不让向上反映。最早传出饿死人的情况是馆陶县。馆陶事件是怎么揭开的？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党代会的时候，一位转业军人向中央写信，中央转到省委，省委转到地委，地委转到县委，县委不认账，地委也不认账。这位转业军人一告再告，最后他直接去北京找到门路告了状。中央知道了情况，有关部门打电话，指令认真处理。省委、省人委才派邓辰西、王斋去调查。调查组成员看到食堂停了伙，到处都有饿死的人，老百姓围着调查组的汽车哭。
从山东省委、省人委一九五九年一月十六日的检查报告（注十八） 中可见一斑。这个报告说，自一月份以来，馆陶县食堂停伙、半停伙的状态正在发展。截至一月十日，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全面调查，很难举出准确数字，但这种情况已经遍及全县。全县七个公社已有六个公社有停伙、半停伙的村庄。其中以房寨、柴卜、魏塔寨三个公社最多。潘庄、北馆陶、八岔路三个公社次之。南馆陶公社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生问题，但现存粮食（包括地瓜干、萝卜干）也只能吃一个月。据各公社自报，全县一千一百九十五个食堂，完全停伙的有八十二个（据群众反映，绝不止此数），半停伙的更多。很多食堂从中秋节后就没有见粮食，吃地瓜和罗卜干已经四五十天了。房寨公社芦里大队有四个食堂在去年中秋节后全部吃地瓜，十一月全吃萝卜，十二月二十九日停伙，直到中央转来人民来信后，才于一月九日、十日两天开伙。
食堂停伙、半停伙以后，社员四处觅食，不能远出者就近拾冻地瓜、冻萝卜度日；能远出者到河北邯郸、曲周、大名等地投亲靠友，逃荒要饭。有的卖儿卖女，有不少姑娘、老太婆出门求嫁，不正常婚姻大量发生。有人偷盗、自杀。因饿和饿加病者死亡二、三十人（这是大大缩小了的数字）。有的村劳动力全部逃光，生产停顿。
全县据不完全统计，自一九五八年十月以来，仅到邯郸一地逃荒的就有一万三千多人。检查组访问了五个公社的二十多个村庄，所到之处，男女老幼哭诉饥饿，惨不忍睹。
县委按照自己估计错误的高产安排征购任务和社员生活，征购任务在先，社员口粮有名无实，或名多实少。食堂绝粮后有的叫社员自筹，有的干脆宣布：“愿拾，愿偷自己办。”本来没有粮食反而加紧“核实”产量，不报高产不散会，发动群众反瞒产私分、挖“老鼠洞”（即小仓库），挨家挨户搜粮食，搞得群众十分恐慌。
报告说，群众有三个不满意：
第一，对干部虚报产量不满意。这次检查组下去前，几乎各公社都开了会，不让群众向检查组反映情况，只许说产量高，吃得好，不准说吃不饱，没饭吃。“谁乱反映，谁就是反革命。”
第二，对干部不关心社员生活不满意。
第三，对干部强迫命令不满意。不少干部打人、骂人，强迫社员脱光衣服干活。不脱光就是没干劲。强迫社员彻夜劳动，冒雨劳动。有村庄强迫青年妇女脱光衣服劳动。群众反映，秋收烂在地里不收，却强迫群众翻地三尺种小麦。
一个星期以后，中共中央批转了山东省委、省人委的这个检查报告（注十九） 。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写道：“一九五八年全国受水旱灾面积是四亿亩，成灾面积一亿亩，其中百分之八十是旱灾。经过几年水利工程，旱灾规律已经发生了变化，老规律是成灾成片，易于发现；新规律是旱灾插花，容易忽视。在丰收地区往往有一些减产、或平产或增产不多的地方。如不注意，就容易在这些地方发生严重问题。”
从全国来看，馆陶事件是发现得较早的大批饿死人的事件，如果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采取措施，可以减少其它地方的灾难。遗憾的是，中共中央并没有从这里看到全国性的大饥荒已经来临。从中共中央这个批示中可以看出，他们把馆陶事件当作个别事件来处理，并没有看到全局的问题，还强调自然灾害，根本没有从政策上检讨，这是酿成全局大祸的原因之一。
六 济宁事件
在馆陶盖子揭开以后，济宁的盖了也揭开了。根据上面批来的群众来信，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到济宁调查处理。
谭启龙于三月二十一日到达济宁，在济宁停留了二十二天。到了钜野、曹县、金乡、单县、菏泽、郓城等六个县，找了郓城、济宁第一书记谈了话，开了十几个座谈会，访问了一些农民，他的考察还是很深入、很全面的。三月二十三日，他从钜野给第一书记舒同的信中写道：
近三个月来，很多地方没有人干活，有的虽然下了地也是应付应付，效率很低，巨野一个队二十四个人一天只浇一亩麦子。全县七十二万亩耕地现在只了耕了二十二万亩……，牲畜死亡仍未停止，原有二万三千头，死了五千头，还有瘦弱的，现在能使用的仅有二千一百头。……巨野、曾县、曹县挖麦苗吃的现象相当普遍，有些丰产田的麦苗也被挖掉吃了。
郓城县发生抢粮库事件一百三十多起，有一万多人参加，抢去粮食十九万多斤。昨天早晨宋江公社又有五十多人集合准备抢粮。
金乡县共六十二万人，据他们汇报，有四十二万人需要救济。前天往单县运的二万九千斤粮食，行至金乡被抢走了一万三千多斤，有一百多人伪装成挖野菜的，见运粮车来了就一涌而上。
单县曹马公社前次四级干部会上报出瞒产粮食六百五十万斤，会后只搞出二百斤。大庄区一个生产队长报告瞒产八斤，回家后他就逃跑了。
这样的情况不是个别的。由于措施失当，生产没有安排好，现在除了挖麦苗剥树皮吃以外，巨野把枕头里的糠也扒出来吃了。田桥公社榆树皮四角钱一斤，饼干一角钱一片。有些人饿得脸已经变了颜色，有的摔倒了爬不起来，全县水肿病人原来四千人，现在一万二千人。人口外流现象也没有停止，单县枣庄管理区最近每天逃走十二人，有一个生产队弃婴六人。有的已经把棉衣卖掉了，现在只穿单裤。巨野县已经发现饿死的。现在群众情绪很不正常，有些人整天愁眉哭脸，有的连脸也不洗了，大小便随地拉，根本无心过日子。
干部不愿来参加会，仲山公社一位干部说：“我一见仲山头就头皮发麻，一进仲山城街就浑身发抖。”
谭启龙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一日从济宁给舒同的信：
……很多妇女、小孩提篮子挖麦苗,有的树皮也剥光了。牲畜毛猪大量死亡，农具破坏非常严重，单县原有牲畜四万四千五百三十二头，死亡一万零六百六十九头，占百分之二十四，原有农具五万八千七百八十四件，破坏三万六千四百四十六件，占百分之六十二。
据地委初步统计，最近三个月非正常死亡一千二百多人（我看不止此数），已发现弃子卖婴五十八起，单县仅三个月非正常死亡二百五十三人，蔡堂一个公社死亡一百五十三人，有一个生产队弃婴六人。曹县一个县外逃四万多人（全地区外逃跑三十四万人），他们在外面流浪，有的半途饿死，有的自杀，有的晕倒在河里淹死，有的躺在大街上叫喊救命。据了解，仅在河南开封就死亡六十二人，情景之惨，令人难忍；影响之坏，无法估计。全区水肿病发病人数曾达六十七万多人，单县四月上旬水肿病达五万三千多人，黄后楼一、二排三十二户二百六十人，患病的达二百二十七人，占百分之八十一，很多人卧床不起，有的大小便不通，有的肚皮肿裂了口。巨野县刘官屯村共三千多人，有一半以上水肿病，干部还扣着粮食不发。
……造成这种严重紧张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所有制问题上不仅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原则，而且还大量侵犯了个人生活资料所有制。例如，“猪羊大集中，粮食一脚蹬（即全部入国库）”，“苦战两昼夜，完成三脚踢”（即粮食、钢铁、猪羊都大集中）。单县实行穷拉平，全县统一分配。巨野、郓城去年秋收时，只准留三天口粮，其余全部入库，实行“三库合一”（国库、社库、队库），全部变成国库。他们全县较好的大车和大牲畜无代价地划归县运输公司。有的调社员的自行车归干部所有。很多地方将粮、草、菜、砖瓦、大材、锅，全都归了公。各县都有一部分地方实行移村并村，全县几天之内移村七百一十四个，三万六千一百四十户，占全县总户的三分之一以上。群众说：“这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还厉害。”
秋收季节，抽调了一百六十多万劳动力脱离农业办钢铁、挖煤矿、修铁路、搞大型水利工程。加上深翻土地大兵团作战，许多社队几乎没有劳动力，造成秋收粗糙，损失很大。
城武县受灾仍调出粮食四千六百万斤，发现粮食紧张后，又采取抽富济贫的办法。地县领导仍没有冷静地分析研究，死啃亩产一千斤、八百斤不放。群众不承认公社向县里报的帐，地县委则扭住不放（据现在检查，亩产只有四百多斤），说下面右倾刮台风。去年十二月，各县普遍召开了万人大会，今年三月上旬又召开了四级干部会，都采取了回忆对比、诉苦算账、反对瞒产私分，反对本位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办法，在四级干部会上报出粮食九亿多斤。地委领导很得意。但散会后干部外逃，很少拿出粮食。曹县四级干部会后几天，外逃四万多人。
有的地方干部提出：“有粮食不报，吃饭犯法”、“私藏四两钢铁和私藏一个美国鬼子同罪”（为收废钢铁化钢交指标）、“亩产不上五百斤的豆子一律翻掉”、“深翻不到一尺半的不准下种”等口号，大搞强迫命令。单县反映，干部有三大法宝：一辩论，二戴帽，三拔白旗。对群众进行体罚的花样有十多种，如，顶灯跪砖、穿梭、拔头发、挂玻璃、喝小便、坐飞机、学龟爬、熬鹰、戴高帽子等。群众说：“他们比汉奸、鬼子还厉害。”
一九五九年春，济宁事件已经很严重，但舒同在济宁会议的总结中，还要求济宁自己解决问题。到了冬季，毛主席不同意再搞反瞒产私分，但舒同还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搞反瞒产私分。在安排群众生活方面，舒同始终强调“是下面的思想问题，有点实际问题，也不大，是能解决的”。（注二十）
《关于金乡县防治肿病检查情况简报》记载了随同省委裴孟飞书记下乡的王瑛于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给山东省委的一封信。这封信说，金乡县在元月就在鱼城公社开始发现水肿病人时，经调查全县有五千多人，到三月发展到三万九千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六点二，其中以鱼城公社为最严重，这个公社的八人口中，有水肿病人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五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一点六，四月份又有发展，据四月二十六日统计，全县累计发病十万二千四百二十六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六点五（其中发病二次以上的有五万八千零三十四人），死亡七百九十二人。这个县对水肿病人推行了偏方治疗：芒硝煮鱼，苍术散，丝瓜络煮枣等。
注解：
[注十一] 《山东粮食问题（汇报材料）》，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二日，山东省档案馆，文号：A一三一-零二-五九二。
[注十二]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注十三] 舒同：《我的检讨》，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十三日。
[注十四] 中共山东省委给中共中央的《关于传达贯彻北戴河会议的报告》，一九六零年九月二十日。
[注十五] 山东省委办公厅：《通讯与资料》第三十一号，一九六零年七月。
[注十六] 《粮食部十五声省粮食厅长会议简报》，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日。
[注十七] 山东省粮食厅：《山东粮食问题（汇报材料）》，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二日，山东省档案馆，文号：A一三一-零二-五九二。
[注十八] 《山东省委、省人委关于馆陶停伙，逃荒问题的检查报告》，一九五九年一月十六日。
[注十九] 《中共中央批转“山东省委、省人委关于馆陶停伙逃荒问题的检查报告”》，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注二十] 舒同：《我的检讨》，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十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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