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杨继绳《墓碑》（三十八）

【新唐人2013年12月30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第八章齐鲁之难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任中监委处长的李坚，当年曾到河南、安徽等省对大饥荒作过调查，他对我说，山东是饥荒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一九九九年，我到烟台养马岛讲完课就到济南，在朋友的帮助下，查阅了六十年代的历史资料。经过几天查阅，有一些收获，但觉得我看到的资料还不够完全。山东大饥荒的情况，有待档案开放后，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我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写这一章。

一 批判赵健民，大反右倾

山东也像其它省一样，“大跃进”也是以政治大批判开路的。山东批判的对象是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赵健民。

赵健民，一九一二年生于山东聊城冠县。一九三二年入党。一九三三年，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叛变，全省的党组织遭到破坏。赵健民也被捕，山东军阀韩复渠对他亲自审讯，他没有屈服。赵健民出狱后，和姚仲明等重新联络了地下党，恢复了山东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前，赵健民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等职。在解放战争中，他任第二野战军十七军军长兼政委，带领大军直入大西南，把国民党的军队赶出了贵州省。一九四九年后在西南局主管交通，主持修建了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后任铁道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任山东省长，大跃进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一九五八年因对浮夸风不满被扣上了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山东省委的第一、第二把手都是从华东局调来的。赵健民是山东的老革命，在山东必定有较深的人事根基。是这位老革命对新来的上司不够尊重呢，还是外来的上司畏于赵健民的地方势力呢？也许二者都有，他们之间是不够协调的。赵健民是敢说真话的人，恰恰在这一点上被新来的上司抓住了把柄。帽子是现成的，而且是致命的――右倾机会主义，再加上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其实，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只不过是对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说了一些真话，地方主义只不过是对中央派来的上司不够顺从。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山东省委发出通知，在全省基层组织批判赵健民，向全体党员传达。省委认为，“自一九五六以来，赵健民同志一直抹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成绩，成为反‘冒进’、夸大落后面的代表人物，处处和省委唱对台戏”。“一九五六年八月，在一届四次人代会期间，赵乘舒同、谭启龙同志不在济南的时机，在人代会工作报告中，却完全否定工作中的巨大成绩，集中工作中的缺点，搜集落后面材料，大肆揭露和批判工作中的缺点，反对省委‘冒进’。”（注一）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本书作者在北京交道口南大街七十六号赵健民的家中，见到了这位老人。当时他已经八十九岁了，身穿兰色化纤旧中山装，头戴一个大皮帽子。我到他家门口时，他扶着拐杖站在街边看着我，我以为是一位退休工人，没搭理他。我进他家，他才跟着进来。经他夫人杨瑞波介绍，我才知道他就是叱咤风云的赵健民。在他家简陋的客厅里，我们聊了起来。他首先谈到他和舒同的关系。他说：“舒同是个知识分子，是江西抚州一个学校毕业的，爱好书法。是从新四军来山东的。我到山东后舒同约我谈话，我们是在办公室外边操场上谈的。我谈了山东情况，谈了我的认识和我的意见，希望在他的主持下把山东工作做好。舒同说，你谈得很好，但我觉得你还没有和盘托出。我说，我实实在在地跟你讲了，你还感觉我没有和盘托出。他怀疑我联系地方干部孤立他，不支持他。我说，舒主任，我已经实事求是地向你讲了我的意见，再不能编一个‘盘’向你‘托出’，看以后的事实考验吧。”

为了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毛泽东对在省里有较深人际关系的干部倍加防范，在广东、山东、甘肃以及其它省份，都批判过“地方主义”，用外来干部钳制当地干部。赵健民在山东很有威望，当然是要防范的。毛泽东就是利用舒同来防范赵健民。

赵健民在接受我的访问时说：“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有全国的影响，寿张县西边有个范县，济南这边又有过高产卫星。这股风越刮越大，更大的卫星也出来了。我也是农村出身。知道这么高的产量做不到。高世贵是跟我一个村庄的，当时是支部书记，我问他亩产这么高行吗？他说做不到。我到农村考察，下面组织农民跳秧歌，我不高兴。我也到范县看过共产主义，是假的。舒同这个人，你越说好，他越高兴；你说实话，他不高兴。舒同在南郊宾馆盖了七栋小楼，毛、刘、周、朱、陈、林、邓，一个一栋。我当省长时修了泰山普照寺，批判我时还是一条罪状。一九五八年撤了我的省长，让我到济南钢铁厂当副厂长。济南钢铁厂搞扩建，需要材料，南郊宾馆盖别墅也要材料，我只好把材料让给他。

“山东饿死人不少哇！仅惠民地区就死了六十万。后来薄一波对说，山东饿死了三百万人。”说这句话时，赵健民满脸沉痛而严肃。

除了批判赵健民以外，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省委常委兼副省长王卓如也受到批判。全省农村开展了两条道路斗争运动。在济宁地区，“各地区都进入了大鸣大放阶段，大字报都贴了上千张，意见鸣了几千条，情绪很热烈，气氛很紧张。”（注二）与此同时，在全省各地乱拔“白旗”，乱扣帽子，成批地撤换干部和开除党员党籍。据山东省济宁地委监委不完全统计，济宁地区从一九五八年七月进行整风补课以来，到一九五九年四月，当作“白旗”拔掉的就有二万六千多人。一九五九年四月，中央监委转发一份报告中对济宁乱“拔白旗”提出了批评。（注三）中央监委在转发告的按语中指出：“‘ 拔白旗，插红旗’是一个生动形象的口号。有一些地方干部，没有弄清‘白旗’的概念，就到处乱扣‘白旗’的帽子，那些带有急躁和惩办情绪的人，更把‘拔白旗’变成强迫命令、惩办干部的工具，少数坏分子则乘机制造混乱。今后处理犯错误的党员干部，一般不要提‘拔白旗’，要实事求是地根据其犯错误的性质，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就按什么性质处理。”

但是，中央监委的批评并没有扭转山东左倾狂热，因为这种狂热来自中央。

二 毛泽东、刘少奇给山东鼓劲

河北省有徐水县的共产主义热潮，河南省建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又放了那么多“卫星”，与这两个省相邻的大省山东，却没有他的邻省热闹。毛泽东到这个省鼓劲了。

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毛泽东乘专车到济南，下午三时左右，召见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省委书记裴孟飞、军区司令杨得志到车上谈话。谈话要点如下：

[一] 下午三时到四时的谈话。

[三] 参观回来在车上毛又对谭说：“三年赶上英国，再加四年，苦战七年赶上美国！但是不要对外宣传，这会使帝国主义害怕。”

这个谈话记录存山东省一个资料馆里。我回北京以后发现时间不对，九月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不可能在山东视察。《叶子龙回忆录》记载毛泽东“八月九日在山东农村视察”，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上有毛泽东八月九日视察山东农村的报道和讲话摘要。但报纸上的谈话摘要中和山东省资料馆这份记录稿中的内容不同。不过，报纸上发表的中央领导人讲话和实际不同的事是常有的。可能是我把八月九日错抄成九月五日，也许九月五日毛泽东又视察了山东。看了这个谈话记录摘要，毛泽东的态度已经再明显不过了。还是要反右倾，还是要鼓干劲，要把群众的热情鼓起来，三年赶上英国，七年赶上美国，还要“引蛇出洞”鼓动人写大字报“让妖魔鬼怪都出台”。山东的干劲终于鼓起来了，赶上了河南，河北。然而，干劲鼓起来以后，出现的却是“五风”，这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

刘少奇比毛泽东早一个多月到山东。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到十八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他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三万至五万斤的玉米，三万至五万斤的谷子，三十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一万五千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报导说：“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注四）

一九五八年八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就是这篇报告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主观唯心论的口号。（注五）

中共中央地位最高的两位领导人对山东如此鼓劲，山东在“大跃进”中自然不会落后。

三 山东的“五风”有特色

批判右倾思想以后，大跃进狂潮叠起，青壮劳力都去炼钢、修水库去了，一九五八年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一九五九年老天爷帮忙，风调雨顺，夏粮长势很好。但既然四分之一以上土地没有播种，老天爷白帮了忙，应该丰收的夏季作物反而少收了十几亿斤。八月开了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又“大办水利”。“从十月下旬开始，全省七百万青壮劳力开上水利工地，到十二月初达到八百八十七万人。甚至在一九六零年春夏农村经济面临崩溃、严重粮荒笼罩全省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力不搞春耕春种、夏收夏种，而去大搞水利工程。”田地只好抛荒，“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两年，全省共荒地五千万至六千万亩。”（注六）

山东的大跃进是很有声势的，以泰安地区为例：

一九五八年八月泰安境内各地农业社大办公共食堂，农户停止自炊，一律免费入公共食堂就餐。一九五九年一月，中共济南市委在泰安召开会议部署发展公共食堂，各地办食堂再兴高潮。泰山市、泰安县十四处公社三百八十八个核算单位，建公共食堂二千六百一十处，就餐人数七十六点六五万人，占两县市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八。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全地区动员一百四十四点九五万人（占全区整半劳力的百分之八十）参加省委部署的钢铁生产“淮海战役”。各县主要负责人到工地召开誓师大会，分采矿、运输、建炉、冶炼几路大军。铁矿共有六家，矿工五千余人。投产的各种小土炉一万九千七百五十八座，还有各县发动群众搞起的土坯炉、水桶炉、大窑坩锅炉、烧缸炉等计四十六万二千九百八十三座。日产铁由四十四吨达到五点九三万吨，泰安、肥城放出日产千吨“卫星”。

一九五八年九月，中共泰安地委下发《关于办好人民公社的几点意见》。全区始办人民公社。至一九五九年一月，境内建成人民公社一百零三处，入社农户一百零二点六九万，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八点二，入社人口四百一十二点三二万人。人民公社多是数乡并为一社，其规模五千-一万户。实行工农商学兵（民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体制，下设生产大队。办社初，提倡“一大二公”，无偿平调各生产大队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至一九五九年，全区共平调各类生产资料和财物总值近二点五亿元。

在大跃进狂潮中，全省括起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风，生产瞎指挥风。以下内容除了注明出处以外，主要摘自曾希圣一九六零年十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山东省五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这个报告存山东省档案馆。

共产风 产风集中表现在对财产“一平二调”，平，即平均分配；调，即无偿调拨，当时简称“平调”，即充公。

山东省的“一平二调”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什么东西都平调。劳动力、资金、土地、山林、房屋、车马、机器、作坊、农副产品、建筑材料、锄头、镰刀、铁锨、猪、鸡、鸭、水桶、灯笼、尿桶等大大小小的财产，都随意从群众家里拿走。章丘县群众说：“切菜板子刀，扁担勾子梢，杈把扫帚锨，犁耙绳索鞭，下至黄泉，上至青天，都可以随便调走。”也有人说：“一平二调就是抢劫。”

第二个特点是干什么事情也得用“一平二调”的手段。大办钢铁，兴修水利，办社工业，搞丰产方（即在一块土地上搞高产试验），办红专学校，办养猪场，办食堂，办托儿所，办展览馆，开现场会，干这些事所需要的一切，都从生产队和社员家里无偿调走。

第三个特点是，搞“一平二调”的不仅是公社干部，上至省级、县级，下至生产大队、生产队，都搞平调。上级平调下级的财产，公家平调农民的财产。

第四个特点是，“一平二调”风不是只刮一阵子，而是连续不断地刮。自一九五八年以来，连续三年，越刮越猛。日照县刮了十五次，玉莲县洪凝公社刮了二十九次。寿张县张秋大队社员说：“三年来有五次大清剿：第一次是军事化大搬家，清剿家庭用具；第二次是大办钢铁，清剿铜、铁、锡；第三次是倾家荡产大投资，清剿社员财产；第四是反瞒产私分，清剿生产队的粮食；第五次是一九六零年春恢复食堂，清剿社员家里的粮食。”多次清剿，生产队、社员一贫如洗。

共产风除了“一平二调”以外，另一个方面是随意合并生产队，打乱基本核算单位。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零年春，合并了百分之三十的生产队，由此被牵动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六十。有的公社的规模三年变了五次。农民说：“今年变，明年变，哪有心思搞生产。”

共产风的第三个方面是在分配上破坏按劳取酬原则，公社按照浮夸的产量过多地扣留公积金，不少社、队连续几年没有分配，社员没有拿过工资，没有分过东西。

浮夸风 一九五八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上报八百多亿斤，后来落实到三百八十亿斤，最后落实到二百八十七亿斤；一九五九年粮食总产量上报四百多亿斤（原来是四百二十亿斤，书记裴孟飞建议上报三百二十亿斤，舒同不听，报四百亿斤），后来落实为二百七十亿斤，后来又说是二百四十三亿斤。一九六零年省委计划粮食产量五百五十亿斤，各市、地委报的数字是三百七十四点七四亿斤（亩产四百零五斤，粮田面积九千二百六十一万亩），比省里计划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一点九。后来说落实为总产量为一百八十二点三四亿斤（过秤入库一百七十四点九七亿斤，其余为自留地、十边地的收入），实际只有一百六十亿斤。

寿张县第一书记刘传友，一九五八年上报平均亩产五千斤，总产三十一亿斤，实际亩产只有二百九十七斤，总产量只有四点零五亿斤。一九五九年上报平均亩产七百斤，总产八亿斤，实际亩产只有二百九十八斤，总产量只有三点六亿斤。这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不同意浮夸的产量，讲了真话，被加上了“反对三面红旗”的罪名，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粮食浮夸造成了一系列恶果。一是造成了农业已经过关或问题不大的错觉。因而各方面事业的计划安排都跟着这个吹得过高的“基础”而膨胀起来，结果超过了负担能力。以水利建设为例，全省原定一九六零年修建大中型三十七座，结果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零年春，一个浪头就上了一百二十二处，八百万人上阵。第二个恶果是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一九五八年是少有的丰收年，但由于粗收浪费，放开肚皮吃，结果一九五九年春天就出现了粮食紧张。一九五九年收成仍然不错，但由于估产偏高，仍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到了一九六零年春，又发生了上年更加严重的紧张局面。（注七）这个报告没有说，即粮食产量浮夸造成了粮食的高征购，农民的口粮都拿走了，这是最为重要和恶果。

命令风 山东省很多地方，对社员强迫命令也成了一股恶风。

强迫劳动，大搞通宵夜战，分配过重的劳动，不顾社员死活。

强令摊派，寿光县收购鸡蛋任务层层往下派，不养鸡的也得卖蛋。这个县寒桥公社洛东二小队三十六户，只有一户养鸡，却强迫三十一户社员卖了一百零三个鸡蛋。强迫社员投资公社办的事业，逼得社员扒坟、卖家具，寿张县全县为此拆房五万三千间，扒坟三万八千多座。范县拆老百姓的房子、挖老百姓的祖坟，用拆来的砖瓦盖大礼堂、迎宾馆，盖大办公室。平民百姓哭哭啼啼，拆房挖坟的热火朝天。

乱批判，乱撤换干部，对完不成任务的，不浮夸的，就扣上“右倾保守”、“不听党的话”、“没有全局观念”、“和党唱对台戏”等政治帽子，被辩论、斗争、撤换、处分。五莲县洪凝公社自一九五九年以来，撤换基层干部一百九十二名，经调查，其中撤换错了的有八十多名。郭林大队的小队干部撤换了百分之六十，全队五十四名党员都当过干部，都被撤过职。

对强迫命令稍有不顺从的就打骂和刑罚。枣庄市阴平公社南庄生产队队长孙某，全村挨过他打的人有一百七十三名。社员张同云死了小孩没有即时报告撤户口，就停口粮十天，一家八口被饿死四口。益都县郑母公社副社长刘某打了四十多人，群众称他为“刘百害”。寿光县对群众的刑罚有：绑、押、打、冻，拔胡子、拧耳朵、不给饭吃、坐老虎凳、拨肋骨等。一九六零年一月到七月，这个县被迫自杀的社员有六百八十八人。

寿张县石佛公社雷庄大队专门成立了打人执法连，连长范某一个人就打了七十多人。供销社干部李某在修猪场时一夜就用木柴打了六十多人。这个公社根据重点调查，打过人的干部占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七十，社员因挨打而上吊的死六人，自杀未遂的十一人，伤重致残和发病的二十四人，外流人口四千多人中也有部分是因为受不了打而出去的。位海生产队共有五十二个小孩，在大兵团作战时，干部不让妇女回家喂奶，不能抱小孩看病，因而死了三十七个。（注八）

干部特殊风 在群众没有饭吃的情况下，干部却大搞特殊化。昌乐县朱田公社党委规定，商业部门（注九）的东西要优先满足公社党委的需要。公社党委五十人，从一九六零年三月到八月，就吃肉一千三百六十斤，平均每人二十七斤。一九六零年十月十二日，共青团山东省委孙继文、潘昭锡给省委写信，反映莱芜县的特殊化问题，其中写道：“县委五个书记除了田书记经常到食堂买饭和大家一起吃饭外，其他书记都在食堂单炒菜吃。每餐至少一个细菜，细粮随便吃。第三季度机关停止供应猪肉以后，每个书记每月发猪肉五斤。据说第一书记王某每月发猪肉票三十斤，他爱人赵华（副县长）每月二十斤。今年国庆节、中秋节，县商业局批给县委食堂猪肉四十多斤，书记每人分五斤，每个常委分二斤，剩下很少一部分才给其他机关干部吃。这次过节县商业局送给书记、县长每人一箱子食品，价值二三十元。这实际是送礼，不过是交钱而已。”

瞎指挥风 在农业生产中不尊重农民的意见，不尊重科学，全凭上级领导干部的主观意志办事。生产队里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什么时候种，甚至禾苗的密度多大，农民没有发言权，生产队长也没有发言权，全由公社领导或县里领导人发号施令。农民明明知道按他们的号令做不行，也不能说。谁要是说了不同意见，谁就会被辩论，被批斗。这样的事例几乎每个公社都有。

山东的“五风”不是曾希圣第一次揭露的，一九六零年三月，山东省召开了有一万二千人参加的六级干部会，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在会上的报告中也曾批评过“五风”问题。山东省六级班干部会议秘书处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一日编印的《会议情况》中，介绍了舒同报告内容。毛泽东三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对《会议情况》第一期和第二期作了批示，指出在一些县、社中，“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经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分子，一定要法办。”（注十）

但是，一直到一九六零年底，舒同撤职以前，“五风”还是十分严重。

注解：

[注一] 中共山东省委：《关于赵健民同志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主要事实》，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注二] 《谭启龙给舒同的信》，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八日于济宁。

[注三] 《中央监委转发山东监委关于济宁地区在开展“拔白旗，插红旗”的竞赛运动中发生错误的报告》，一九五九年四月三十日。

[注四] 《光明日报》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

[注五] 刘西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八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登的谭振林文章《论今年夏季大丰收》一文中也提过这口号。

[注六] 当代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山东》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一九四页。

[注七] 中共山东省委：《关于传达贯彻北戴河会议的报告》，报华东局并报主席、中央，一九六零年九月二十日。

[注八] 夏征农：《夏征农同志关于检查寿张工作情况向省委报告》，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八日。

[注九] 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生活用品都是靠商业部门供应的。

[注十] 毛泽东：《中央转发山东省六级班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的批语》，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九十八-九十九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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