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29日讯】【导读】1997年，一本后来被称为是“改变世界对中国经济改革评价”的书稿，在历经一年多，辗转中国九家出版社后，以《中国的陷阱》为名在香港出版。次年在被删去了数万被认为是敏感的文字后，这本书以《现代化的陷阱》为名在中国大陆出版。此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反响，上至官员下至工人争相阅读，使它成为学术著作中罕见的畅销书，并很快在中国大陆被列为禁书。何清涟女士在这部著作中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及改革后的社会状况做了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可以说这是一部中国的改革史，但与官方的歌颂版完全不同。2003年9月，《现代化的陷阱》的修订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由美国博大出版社在海外出版，作者结合她到海外后所获得的最新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更新了全书近三分之一的内容。2005年何清涟女士为德国版再次对《中国现代化的陷阱》进行了修改。
1998年10月8日美国《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8, 1998）亦发表长篇评论China, The Great Leap Backward，推介了这本书。随之美国《远东经济评论》、《威廉希尔体育官网周刊》、《时代周刊》等二十余家报刊杂志也予以报道。英国、法国、挪威、纽西兰、瑞典、荷兰等国的报刊杂志电视台等也都采访过本人，并对此书做过报道。该书当年被全国众多报刊列为中国畅销书榜首，亦被席殊书屋举办的一次由全国五十位著名学者担任评委的民间学术评奖活动评为1998年度中国十大好书之一。该书在2000年中国的“长江《读书》奖”读者评选中被评选为最佳书而获“读者著作奖”。 2002年11月，《现代化的陷阱》日文版一书由日本草思社出版。
2003年10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即《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由香港博大出版社出版。TaiwanNews 出版社于2004年1月以《中国的陷阱》为名出版修订版。2006年10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德文版由德国汉堡研究所出版社（Hamburger Edition）出版。 这里连载的是何清涟2005年为德国版出版而重新修订的版本。
（接上期）第八章 人口.就业与犯罪
二、城市化滞后引起的问题
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为78％，最高的达92％，中等收入国家为60％。而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官方估计己达30％。尽管这一估计过高，但仍然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仅与印度、印尼等国相近。由此可见，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即使就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来说，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集中表现在城市结构极不协调：
一是城市规模过大，大城市过多，中小城市发展滞后。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在10万以上人口城市人口中的比重为43％。而日本、美国等国在城市化处于30％的水平时，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占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人口的比重仅为33％；中国10～30万人口的小城市在10万以上城市总人口中的比重为27％，而英国、法国都在60％以上。这一特点说明，中国的城市化趋势与世界上的一般趋势正好相反。
二是地域分布很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城市发展严重滞后。
三是城市产业结构失衡。主要集中在工业，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特别是交通运输业和市政基础设施发展滞后。
城市化滞后是中国非典型化的工业化发展的一个严重缺陷，它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
1、二元经济矛盾不断拉大
改革以前，中国重工业超前发展和城乡隔绝制度下的城市化进程，造就了十分悬殊的二元经济结构。
1985年以来，由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缓慢，使二元经济矛盾又进一步拉大。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大量劳动力滞留在比重不断下降的农业上，导致农民收入不断下降，农民与非农民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据国家统计局对29个省、市、自治区6.7万户农户的抽样调查，1994年前三个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为838.4元，增长33.6％；而城市职工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38％（据说有瞒报的可能），高出5个百分点。（注11）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测算，1997～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仅增长4.0％，比1979～1996年年均增长16.0％的升幅回落了12个百分点。更为严重的是，1997年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不仅很低，而且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1997年为8.5％，1998年3.4％，1999年2.2％，2000年进一步降到了2.1％。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850元，增长8.2％；农民人均纯收入2,366元，增长4.2％。较城市低4个百分点，城乡差距继续扩大。（注12）2003年，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为1：3.23，即3.23个农民的收入相当于一个城镇居民的收入。（注13）
2、乡镇企业的低层次发展
中国农民一直存在从农业部门向比较利益较高的非农业部门转移的强烈冲动，然而由于城乡隔绝的“户口”制度的限制，基本上是离土不离乡，实行就地转移，转移半径不大。农民既不将非农产业看作自己的长期生存保障，脆弱的非农业也不给农民提供稳定的工作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发展滞后，农村工业被迫就地发展，形成了十分分散的格局，致使“聚集效应”十分低下。正是由于存在这些问题，中国的乡镇工业长期徘徊在小型化、分散化的低层次上，难以进入现代化工业层次。到后来，这一问题是造成乡镇企业发展势头减缓，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中国的乡镇企业因其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一直被视为中国经济改革中一项引以自豪的成就。1996年是中国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劳动力最多的一年，超过1.3亿人。此后，随着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日益凸显，乡镇企业的种种弊端尤其是它们对环境生态的严重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这些企业开始调整、收缩、整编、改制、淘汰。自1996年以后，乡镇企业连续关闭裁员，不但不能吸收多少新的农村劳动力，相反却吐出了上千万劳动力。这就使得“离土不离乡”这条路对于广大农村低素质劳动力来说，已经不再是一条畅通的坦途。1996年以后的三年中，乡镇企业的增长率都低于18％：1997年是17.8％，1998年是17.5％，1999年已经跌到14.2％。与此同时，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也日渐枯竭，1996年以后的三年当中，乡镇企业的就业人员以每年500万人的速度在减少，2000年以后，乡镇企业的实际就业人员已经远远低于1.2亿人。（注14）
正当乡镇企业开始吐出农民工时，城市吸收农民工的大门也同时变窄了。90年代中期以前，政府一直用银行贷款喂养低效率、高浪费、缺乏活力的国有企业，虽然暂时维持住了表面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就业，并得以回避国有企业改革这一在意识形态、社会控制政策诸方面令政府极为头痛的难题，但却为银行埋下了坏帐高筑、风险丛生、金融系统可能崩溃的隐患。90年代下半期，为了挽救金融系统免于崩溃，政府不得不部分放弃了对国有企业的保护政策，结果国有经济部门立刻陷入破产与半破产困境，数千万国企职工陆续下岗。为了减轻城市就业压力，自1996年开始，中国4个吸收农民工最多的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都制定了一些规定，要求企业雇佣劳动力时必须按比例接收本地居民，从而限制外来劳工的就业，减轻本地的就业压力。
3、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缓慢
第三产业要依托于人口、工业相对密集的区域，这样才能发挥其服务功能的规模效益。由于城市化滞后使人口和工业分布过度分散，严重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反过来又大大延缓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从而使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都大大偏离世界工业化发展一般规律的标准结构，由此把中国的大多数人口排斥在现代工业文明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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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1：《粤港信息日报》1994年12月29日。
注12：《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1）
注13：“我国居民收入六大差距，10%居民占有45%城市财富”，新华网，2005年6月17日，www.XINHUANET.com。
注14：“农业和农村经济面临新问题”，《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3月30日第8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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