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26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三 高要闹剧（注十六）
高要县可以说是广东省的一个缩影，也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影。在三年大饥荒期间饿死了不少人。由于这个县没有通“天”的大人物，上面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因而没有成为“高要事件”。在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一年任县委书记秘书的黄东文先生，在二零零二年投稿《炎黄春秋》杂志，详细记述了他当年亲身经历的情况。由于受政治条件所限，《炎黄春秋》杂志只能发表他文章中的一部分内容。现我据其原稿，摘抄如下。
放“卫星”
一九五八年夏秋在中原刮起的一股大放“卫星”的浮夸风传到广东时，早稻已收割完毕。要放早稻“卫星”已经来不及了。十月初，晚稻刚刚开镰收割。地处西江地区丘陵地带的新兴县迫不及待，率先向省委上报了“特大喜讯”：全县晚稻平均亩产一千多斤，出现了一大批亩产三千斤、四千斤、五千斤的晚稻高产“卫星田”，成为全省最早出现的晚稻高产“状元县”。对此，报纸大张旗鼓地宣传，省委各部门奖励十多辆汽车给新兴县。接着，县委书刘某调到高要县任县书记。高要县是西江地区的首县、富县，又是地委所在地。从新兴县调到高要县是升了官。出了名，得了利，又升了官。对刘某来说，“放卫星”的收获的确是很大很大的。
刘书记尝到了放卫星的甜头，一到高要县，就组织分管农业的副书记率领各部、委、办局的领导人及各公社党委书记到新兴县去参观晚稻高产卫星田，并指定黄东文同去。
新兴县的一位县委书记向来参观的人说：“现在形势一派大好，’卫星’连片、连村，大面积出现，估计全县晚稻亩产至少要超过三千斤！”吃过午饭，他们到天堂公社参观“卫星田”，田里的稻子已经割完，田头整齐排列着已经脱粒的一百多箩谷子，大木牌用白纸红字写着情况介绍：一块是地委书记的试验田，亩产八千多斤；另一块是地委常委、妇联主任的试验田，亩产六千多斤。参观的人都说：“真是大开眼界，思想解放了！”可是大家心里怎么想，谁都十分清楚，只不过没人挑明罢了。当晚回到高要，刘书记要黄东文第二天带领各公社农业副书记再到新兴参观。在参观回来的车上，由于没有领导在场，大家说话没有顾忌。有人说：“我点过禾头，数过穗数，算过谷粒，什么亩产八千斤，有六七百斤就很不错了！”有人说：“这样的高产状元县，我看全省到处都是！”接着，莲塘公社党委副书记张有才冲着黄东文吼道：“老黄，明天下午你在办公室等着，莲塘公社也要向县委报一个卫星！”黄说：“好啊，一言为定，你报来，我给你整理材料！”于是车厢里响起了一阵哈哈大笑。
第二天下午，张有才果然打来报喜电话，说：“今天上午，我们莲塘公社在镇安大队召开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生产队长卫星田实割现场会，经过丈量土地，专人过秤，核实亩产，干谷五千一百多斤，特向县委报喜。”黄东文立即整好材料送刘书记，刘书记看了十分高兴，立即批示通报全县各公社。接着全县各公社纷纷放晚稻高产卫星，都是亩产四五千斤，五六千斤。这时，到高县要蹲点的地委副书记徐瑞沉不住气了。他在新桥公社道悦大队搞了一块晚稻高产卫星田，是用白沙大队一个生产队早稻错播的晚稻禾全部移移过来插下的。早造误播晚稻品种是不会和早稻同时抽穗的，由于生长期延长了一倍，可以高产。加上用十亩已经拔节了的禾苗移在一起，徐书记认为实现高产就很有把握了。于是就把计划指标定为六千斤。为了十拿九稳，这块田一共施了二十车猪屎肥，田底里埋了二十根凿通了的大竹子通气。为了加强通风和日照，四周还架起了十多台大电扇往田里吹风，架起十多面大镜子把太阳反射到田中间。在全县大放高产卫星运动的推动下，徐书记把原来报的六千斤亩产计划一下子改为十万斤，并立即组织全县各级干部去参观。不久，广东省委组织晚稻高产报喜团上北京向党中央报喜。全县第一个放高产卫星的张有才代表高要县上了一回北京。
查“黑仓”
高估产带来高征购。再加上一段时间吃饭不要钱，十万人大炼钢铁，粮食很快耗尽。一些大队三个月就把粮食吃光了，春节前就开始出现粮荒。有一位公社书记几次打电话向县委要粮食，在被拒绝的情况下，跑到县长办公室，跪在县长脚下痛哭，说什么也不肯起来。为什么放了那么多“卫星”短短三四个月就没有粮食？这使县委很困惑。经过反复研究不得其解，这时听到了省委传来的风声：生产队干部对上级无偿调拨粮有抵触情绪，就把粮食藏起来瞒产私分了。高要县委相信省委瞒产私分的看法。在省委的号召下，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次“查黑仓、反瞒产”运动。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四千二百多人参加，西江地委书记也到会讲话支持县委“查黑仓、反瞒产”运动。县委书记在动员报告中要求：把瞒下的粮食报出来，不解决问题不散会，开到过年也要开下去！当时临近春节，参加会议的人思家心切，心情浮躁不安。黄东文到禄步公社禄步大队参加讨论。大队长胡启满把黄拉到一边悄悄地说：“老黄，实不瞒你说，我们大队确实搞了三个黑仓。”黄东文一听心头振奋，忙问他：“总共多少谷子？”胡启满一本正经地回答：“八万斤左右吧。”黄说：“你真笨，干嘛要搞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胡启满说：“这你就不明白了，像现在一日三餐干饭，放开肚皮吃饱，全大队两千多口人，粮山也要吃崩，到时候没有粮食了，社员找我要饭吃我向谁要去？”黄听后觉得有理，就深信不疑，马上向刘书记汇报。刘书记当即说：“好！立即通知禄步公社党委，召开全体大会，让禄步大队作典型发言。”胡启满在大会上讲得有板有眼，二百多人听得很入神。胡启满讲完后，县委刘书记强调自报瞒产，谁报归谁，县、社一律不调走、不没收。号召大家放心自报。果然各大队纷纷报出了不少黑仓。县委立即召开公社书记会议，介绍禄步公社的做法，各公社书记听了十分兴奋。第二天是腊月二十八，各公社掀起了自报“设立黑仓、瞒产私发粮食”的高潮。整整一天，全县共有一千八百多位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报出了隐瞒粮食一点二亿斤。
春节后，黄东文到禄步公社进一步了解粮食“黑仓”清查落实的情况。出乎意料的是，公社干部说：“四级干部会上揭发的黑仓绝大部分是假的。当时已是年关，不报个假账不能回家过年。”黄一听，心里凉了半截，马上到禄步大队去找胡启满，问他报的三个黑仓的情况。胡启满慢条斯理地说：“三个黑仓是假的，我们根本没有瞒产。”黄回到公社，公社书记杨希明对黄说：“公社党委在外坑大队查出了一个黑仓，有几千斤谷子，准备下午开现场会，请黄去参加。下午，黄到了外坑大队，果然看见场上摆满了几十箩谷子。趁现场没人，黄伸手到谷箩去探查，发现只有表面一寸厚是谷子，一寸以下全是谷壳。
饿死人
一九五九年二月下旬，莲塘公社普遍闹粮荒。饲料吃完了就吃种子，有的大队种子也吃完了。社员口粮标准一降再降，各种疾病大暴发。大部分妇女患了子宫下垂、闭经症，男人则普遍患上了肝炎、水肿病，很多小孩患“马骝湿”病。各大队都出现饿死人。到四月初，有的大队死人已占上年年终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以上。到七月份，早稻收割大忙季节，由于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社员身体瘦弱等原因，病人大量增加。公社卫生院和各联队卫生站的走廊、办公室都摆满了病床。这时又发生了夏季流行病痢疾。到七月下旬，这个公社的温贯、罗勒、波洞等十一个大队死人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其中，温贯大队死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三。
黄东文在石脚大队的两个月中，一两天就有一个人死去。死的都是长期挨饿的中、老年人。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由于患病不能顶一个劳动力干活，口粮也由三级降到四级。她为了能吃到三级的饭（一天多四钱米），向队里苦苦哀求，参加食堂的粮食加工组（舂谷、筛米等繁重体力劳动），队里同意了她的请求，但只劳动一个星期就悲惨地死去。
有一些人是因为被干部扣饭而饿死的。高要县四甲大队在大队二百六十八户社员，除了干部家属以外，其余全被队长黄＊＊扣过饭或不给饭吃。全大队死亡一百八十四人，占原有人口的百分之十。社员有病不能出工就降低口粮标准，由吃六两改为三两，或者干脆不给饭吃。一九五九年春天，在建设双金运河工地上，社员黄龙富因有水肿病不能挑得太多，黄均仔给他停开两餐饭。他又饿又累又冷，晕倒在地当场死亡。临死前说：“我今天是死在你＊＊仔手上，看你怎么下台。”黄＊＊回答说：“死你两个算一双！”不到两个月，黄龙富的儿了也死了，妻子改嫁，家破人亡。（注十七）
抓“恶鬼”
饥死人的情况出现以后，县委就将责任推给农村基层干部。
一九六零年四月三十日，由高要县委将由下放干部组成的“公路绿化专业队”一行七十多人（黄东文是其中的一员）集中到县委，听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讲话。部长说：“现在全县有一部分公社因为干部官僚主义，作风恶劣，不关心群众，造成种种疾病流行，不正常死亡严重，特别是莲塘公社，情况十分严重，县委已派去工作组，对公社党委进行整顿。县委决定撤销公路绿化专业队，全体队员改为抓生活治病专业队，集中到莲塘公社，具体任务就是整顿食堂，抢救病人。”部长还一再强调：“莲塘公社党委已经烂掉了，你们到莲塘后，归县委工作组领导。”五月一日，全体下放干部到了莲塘公社。才得知调到莲塘公社两个月的杨希明和放高产卫星的张有才被指控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高高在上，害死了大批贫下中农”，两人都被开除党藉，开除公职，判了刑。七月，公社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在会上讲话说：“今天这个大会是捉鬼会！近几个月来，莲塘公社发生了那么多种病，就因为有鬼！水肿鬼，闭经鬼，肝炎鬼，马骝湿鬼……都有！鬼在哪里啊？公社里，大队里，生产队里都有！要治病，不死人，就得捉鬼！把这些鬼都捉了，种种病都会好，就不再死那么多人了！”下午，县长宣布“莲塘死人事件”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被捉的“鬼”共有四十八名。第一名是公社党委书记王北水，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留在公社继续抓生活和治病工作。其实王北水在莲塘任书记只三个月，在此期间还拯救了数以千计的濒危病人。受处理后的第二天大清早就出门走访了五个大队检查病人情况，直到晚上一点才回家。受处理的干部，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非党团员撤销职务。下放干部中有两个人当“鬼”被捉：一个是温贯大队队长陈介忠，因为这个大队是莲塘死人最多的大队，另一个是张子尧，马来西亚归侨，原南方大学学生，他在给病人熬牛骨汤，为了调味尝了一点，说他偷吃，被开除团籍。
除莲塘公社以外，其它死人较多的公社也进行了“捉鬼运动”，全县一共捉了二百多个。
过了半个月，地委工作来了，主要是了解一九五八年稻谷产量的真实情况和群众对县委大批处理干部的意见。又过了几天，地委召开会议，宣布县委大批处理干部是错误的，分别恢复了四十八人的党籍、团籍和公职。放卫星演变成捉鬼的闹剧终于落下帷幕。
四 南雄之灾（注十八）
广东省南雄县始兴公社也是一个饿死人较多的地方。地委工作组郑群、成家英、张乐民一九六零年七月三十一日提供的《关于南雄县始兴公社严重违法违纪和大量死人事件的调查报告》，反映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据地委工作组在黄所、石下、周所、南山、上升、寨头、千家、东风、高留、丰村等十个大队调查，并在其中六个大队反复查对后统计，一九五九年一月到一九六零年五月止，共死亡二千零一十六人占原有人口二万零八百一十九人的百分之九点九。一九五九年死亡率（死亡人数／原有总人口数）是：周所大队为百分之九点九，南山大队为百分之七点八，黄所大队百分之六点五，上升大队百分之五点五；一九六零年死亡率是：黄所大队百分之六点九，南山大队百分之五点二，周所大队百分之五。死亡时间大部分集中在一九五九年秋季到一九六零年上半年。其中一九五九年死亡占死亡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三点七，一九六零年死亡占死亡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七。黄所大队仅一九五九年一月到一九六零年五月，共死亡四百四十人（其中一九五九年死亡二百一十七人，一九六零年死亡二百二十三人），占原有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其中全家死绝的有五户，父母双亡留下孤儿的九户。罗坡小队四十二户人家死亡四十人，占原有总人口二百二十九人的百分之十七点五其中全家死绝的二户，父母双亡留下孤儿的二户。这十个大队除了上述死亡以外，还有水肿病人五百七十人，妇女闭经四百九十五人，子宫下垂三百七十九人。
此外，未经地委工作组调查、而在六月二十六日始兴片（原始兴公社）总结三反整社会上揭发出来的死人情况也十分严重。全公社统计（上述十个大队在内）一九五九年一月到一九六零年五月共死亡五千零七十人（一九五九年死亡三千零七十五人，一九六零年死亡二千零三十五人），占全社原有人口八万三千九百七十七人的百分之五点九一。其中男二千五百九十一人，女二千四百七十九人。按阶级成分分：贫农三千一百五十四人，中农一千四百人，富农三百零五人，地主二百一十一人。从年龄结构看，一-十五岁一千三百九十四人，十六-四十岁六百六十八人，四十一-五十岁六百二十九人，五十一-六十岁九百零一人，六十以上一千四百七十八人。
死亡原因：据被调查的六个大队死亡的一千五百八十人分析，被打成重伤死亡四十二人，被斗、打罚而被迫死亡的十七人，水肿病死的五百五十三人，干瘦死的一百二十九人，老弱死亡一百九十九人， 婴儿死亡三十二人，麻疹病死亡七十八人，心脏病死亡一百二十人，痢疾死亡四十人。
死亡时间：一九五九年一月一百四十人，二月一百九十二人，三月三百二十八人，四月三百一十六人，五月二百五十七人，六月二百四十五人，七月二百四十人，八月三百四十二人，九月二百四十人，十月二百二十四人，十一月二百三十七人，十二月二百七十四人；一九六零年一月三百一十八人，二月四百人，三月六百人，四月三百七十九人，五月三百三十八人。
由于饥饿，一九五九年很少出生人，一九六零年几乎没有出生。
始兴公社干部打骂刑罚群众成风。上至公社党委，下至包产队，上级打下级，干部打群众，处罚的形式无奇不有，残忍至极，如：捆绑、罚跪、罚立正、吊打、电刑、上雷公尖、削手指、灌屎尿、泼冷水、拔胡子、扯眼皮、假枪毙、戴高帽游街示众、设劳改队、罚劳役、罚款、没收财产等。
据六月下旬南雄县委召开的始兴公社三级干部会上揭发，犯有违法乱纪、打骂群众的干部，一九五九年有五百零八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十七点六。受捆绑吊打等恶刑折磨的群众一千一百一十八人；一九六零年一-五月违法乱纪干部有七百二十五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受捆绑吊打的群众二千零三十八人，其中有名字登记当场打死的一人，被打伤后死的有五十三人，被迫死亡的二十人，被连续扣粮食指标而饿死的二十一人，共九十五人。其中贫农六十人，中农十九人，富农三人，地主十三人。
另据地委工作组对黄所、石下、周所、南山、上升、寨头、千家、东风、高留、丰村等十个大队调查，自一九五九年以来，这十个大队殴打、捆绑过群众的干部有三百二十八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三，受摧残的群众一千零六十九人，占这十个大队社员总数一万八千八百零三人的百分之五点九，其中当场被打死的一人，打成重伤后死亡的四十九人，被打罚被迫致死的二十人，共七十人。
地委工作组对南山、寨头、周所、石下、黄所、上升六个大队被打死、逼死的五十九人进行了分析，其中有五保户、十岁小孩，也有七十多岁的老人。有的当场被打死，有的被捆绑丢入河中活活淹死，有的丈夫被打死妻子改嫁，有的父母或儿子被打死剩下孤老或孤儿无依无靠。一九六零年三月，上升打队现役军人家属陈美伦因饥饿偷了一些青菜，被大队总支副书记郑某和队长李某打成重伤后拖入黑屋锁上，当晚死亡。这个大队的东头坪小队贫农军属刘宏富因患水肿病要求队长配点花生煲药治疗，队长不准，他就去田里挖了一点花生。被治保主任发现，捉去打成重伤吐血死亡。高昌大队刘庆辉，七十多岁，队长张某怀疑他偷鸡，将他的胡子拔了一半并且打成重伤，然后两餐不给饭吃，又罚他挑塘泥，开夜工，两天后自杀身亡。该队社员林志弟夫妇被大队长怀疑偷鸡，打成重伤致死，留下一个十一岁小孩和八十一岁老母。东风大队中农社员曾顺霞，十九岁，因饥饿有点小偷行为，被大队长曾某多次召开群众会斗争、拷打，又扣口粮，被迫偷青菜。一九六零年三月一个晚上，曾某将曾顺霞用绳子捆绑丢到河里活活淹死。黄所大队贫农小孩丘生俚，十二岁，因被扣口粮，被迫偷了一点花生芽，被包产队长丘某严刑拷打，用木棍打断左手，用石头砸破十个手指，还用刀割去一个指头，打成重伤后几天内死亡。该大队黄屋小队队长芦某，全队社员几乎全被她打过，连她叔父也被她扭着耳朵让其跪下，直接被她打成重伤致死的有四人。南山大队队长张某，自一九五九年以来，亲手殴打群众三十六人，其中被打成重伤而致死的四人，被迫致死一人。寨头大队女社员龚富园，一九六零年春天在队里插秧，因急着回家给孩子喂奶，收工时跑在前头，在这个队工作的供锁社干部林某说她迟到早归，对她拳打脚踢，当场被打倒在地，滚下水圳，湿透全身，不久死亡，致使出生不到数月的小孩因没奶吃不久也死了。良原大队党支部书记谭某仅一九六零年一-三月，就殴打群众七十人，其中，打死一人，被迫致死一人。为什么这个公社的干部这么残酷地打人呢？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朱某说：“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他认为能打人的干部立场稳，干劲大。
毁民房，建新村。一九五九年十月，以朱某为首的公社党委决定拆除县城内的上围街建新村。共拆民房一百零五户、九百三十二间、粮仓一座、大祠堂十八座，总面积二万平方米。上围是过去地主集中地，是始兴县城最好的房子，大部分是火砖、石墙。朱某要求群众一天搬完，四天拆完，没搬完的封闭门户不准再搬。他们用一百八十斤炸药、三百六十个雷管爆炸坚固的围墙。由于天气寒冷，防寒烤火，焚毁了大量的木材，大量物品被毁。被拆掉住房的群众，有的住牛栏，有的住粪寮，有的住烂屋。在建新村的过程中，规定每天评出下游队。下游队的人被罚做通宵，派民兵看守。评不出下游队就由队长顶替。不下班不准社员回家，不开工的不开饭，不积极的扣饭。病号不准请病假，只吃二两米。吃饭只准五分钟，吃不完的不准吃。对不积极的社员“抽三筋”：打瞌睡的抽眼筋，不卖力气的抽腰筋，听报告不站起来的抽脚筋。公社党委书记邓某公开号召：“懒婆懒汉，不积极不听话的，可以罚跪，可以打，打死由我负责，打死他当掉了一片树叶。”他亲手打了十四人。
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以来，多数大队主要劳动力一餐吃二两米，二、三等劳动力一餐吃二两、一两半米，少的只吃七-八钱米。很多食堂长期“盐水挂帅”（饥饿无奈时喝淡盐水），公社党委会上有的委员提出请求县委拨粮食，朱某说：“谁不要脸谁去县委要粮食！” 一九五九冬和一九六零春之间，粮食最紧张时，朱某擅自决定全公社停发口粮一个月，公社留下八万担粮食不下发，要社员自己解决。本来粮食和食油指标很低，又层层克扣，一九五九年九月，县委发给这个公社口粮一千担，公社全部扣下作“工业用粮”。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全公社口粮四万一千六百一十九担，到十二月底只发下四万一千二百担，扣下四百一十九担，一九六零年二月，县里发下粮食四万三千三百三十七担，公社又扣下三千六百四十六担，先后扣下社员口粮五千零六十五担。公社党委还把一九五九年各大队卖粮款六十多万元全部扣下，一文不发，致使全公社一年没有发工资，社员有病也没钱治。
在南雄县始兴公社，社员饿死，干部却大吃大喝。上至公社党委书记，下至小队干部，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公社和大队食堂都为干部设小灶，白天吃，晚上吃，公社书记、委员、大队干部要鱼，要肉，要油，随便挂上某某书记的名字就可以拿。饿死人最多的石下大队，专门指定几个最好的鱼塘为干部吃鱼之用。这个大队群众说：“大队干部是老虎，小队干部是老鼠，社员挨饿成瘦猴。”公社党委书记魏某在深水渡工作，餐餐要通讯员端饭，还嫌牛肉煮鱼不好吃，骂社员不尊重领导。
广东省的饥荒不仅发生在罗定、南雄、高要等县，在其它地方也有发生。一九六零年底，广东省各县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从各县的会议报告中都透露了“三面红旗”带来的灾难。
注解：
[注十六] 此节内容除另有注明外，都取自黄东文：《我亲历高要县三年困难时期》，《炎黄春秋》，二零零二年第九期及作者的原稿被删部分。
[注十七] 地委调查组：《高要县四甲大队组织不纯、坏人当道的情况调查报告》，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二日。
[注十八] 郑群、成家英、张乐民：《关于南雄县始兴公社严重违法乱纪和大量死人事件的调查报告》，成家英为地委监委书记，张乐民为公安局长，此节资料除另有注明外，都是取自这个报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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