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25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第七章岭南风云
位于中国南部的广东省是渔米之乡，濒临港澳，经济发达。这么富饶的省份也没有幸免大跃进以后的灾难。饿死的人虽然没有四川、安徽、河南那样多，但还是给历史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一 广东创造了反瞒产私分的经验
研究中国大饥荒的学者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历史文献：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对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的报告作的长篇批示。赵紫阳的报告是反映广东省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毛泽东批示中认为“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注一）毛泽东这个批示和广东省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传遍全国。全国各地都搞起了反瞒产私分运动。
广东省这个经验是怎样产生的呢？让我们借助历史资料还历史本来面目。
一九五八年“放卫星”把粮食产量说得很高，因而粮食征购指标相应提高，加上公共食堂一天三餐干饭，三四个月时间，粮食统统吃光了。到一九五九年一月，征购任务还没有完成，要求返销粮食的告急之声四起。陶铸坚信一九五八年粮食大丰收，不信没有粮食，怀疑农村干部隐瞒了产量，把粮食收藏起来或者私分给农民了。农民出于自卫，隐瞒了或背着上级分了一点粮食是有的，但不是像陶铸想像的那样多、那样普遍。
一九五九年一月中旬，陶铸带一支工作队，到东莞县虎门公社指挥反瞒产运动。他到东莞是事出有因的。一九五八年底，就在一些地方断粮的情况下，广东省在表彰先进的“群英大会”上再次要求各县报粮食产量，并且宣布，凡是平均产量达到千斤的县，命名为“千斤县”，都奖给拖拉机、载重汽车，还有奖状、锦旗。来开会的各县代表，由县长带队。在报产量时，东莞县长拿不定主意，不敢自作主张，打电话给县委书记，问要不要报千斤县。县委书记告诉他：“先把拖拉机、载重汽车拿回来再说。”锦旗、奖状拿到手后，县长不敢明目张胆地拿回东莞，而是塞到挎包里，静悄悄地送到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里。
东莞拿回了奖品，就意味着承认自己是“千斤县”。陶铸反瞒产，就找到东莞县。陶铸一行到达东莞县城的那天晚上，县委召开了反瞒产大会。干部们看到来头不小，就采取了蒙混过关的办法。一个又一个公社书记站起来，说东莞确实丰收了，所谓没粮食是假象。有个公社书记，理直气壮地站起来，说他在某村反瞒产，生产队干部说没粮食，他不信，就去晒谷场。他在晒谷场，只见稻草不见谷。可是，他把稻草堆轻轻一拨拉，哗，大堆大堆的谷，金黄金黄，可喜人呐。另一位公社书记说，他去过好多农民家，农民屋里、仓里是谷，箩筐里是谷，床底下有谷……上百人的干部大会上，只一位老人出来唱反调，她是广东省省长陈郁的夫人袁溥之，是省里派来反瞒产的工作组成员。她心平气和地说：“陶铸同志呀！我也到了农村，看过许许多多农民的家，粮食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多。反瞒产是反不出粮食来的。”陶铸同志当场批评了她，说她是不是右了一点。
一月十一日，在东莞县反瞒产大会上，基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基层干部承认“隐瞒”了二千多万公斤粮食。县委誓言要追出七千五百万公斤到一亿公斤粮食。陶铸警告大家：“保证三餐干饭吃到底，全部粮食集中到公社，任何人不能保存粮食。”他写信给省委，宣布了他的调查结果：粮食反瞒产的矛头，要对准原来的小队干部打埋伏，而不在于反浪费和节约。（注二）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五日的《人民日报》，在显着位置刊登了陶铸的这篇调查报告。（注三）在这篇调查报告中，陶铸把公社的种种问题，归结为最重要的一条，即集中统一和本位主义的矛盾。所谓本位主义，就是生产大队隐瞒和动用了由公社统一管理的粮食和资金。有个隐瞒了粮食的生产队解释，他们这么做，是为了确保供给制突然结束时，生产队仍有必需的口粮。陶铸断言被隐瞒的资金，大概占人民公社总投资的四分之一。他在虎门开了一个星期会，从农民的米缸里，真正挖走了五百五十八万公斤粮食和一点二万元资金。
与此同时，在省委的统一部署下，赵紫阳率领另一支工作队，到位于雷州半岛最南端的雷南县调查。一月二十三日，雷南县召开四千名干部的大会。赵紫阳认定，雷南有严重的瞒产问题，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开展反瞒产运动。自动坦白的干部可以保留粮食，用来改善食堂伙食，不坦白的不准回家。
接着，赵紫阳在雷南县召开全省电话会议，把反瞒产运动，扩大到全省各地。他估计全省有二十五亿至三十亿公斤隐瞒的粮食，几乎是一九五八年公布粮食产量的百分之十。一月二十五日，他指责全省多数基层干部都卷入了瞒产活动。一场反瞒产斗争，骤然爆发了。
形形色色的辩论会、斗争会、大字报，有如狂暴的南海台风，铺天盖地而来。雷南县七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被迫承认参与瞒产。在被指控参与瞒产的基层干部中，一人自杀，一人自杀未遂，六人被拘捕，二人被监禁，一百零九人被撤职，大约有百分之五十的基层干部，受到不同形式的批判和处分。
反瞒产所到之处，风云变色。有些地方，基层干部不报瞒产，就不准回家过年；有些地方，逐家逐户搜查粮食，把农民往年的旧粮，也作为瞒产没收；有些地方，连农民家一罐半罐黄豆、花生、芝麻、菜种也搜刮一空。
雷南的反瞒产运动大有斩获。不仅查出了七千万斤粮食，还取得了解决农村粮食问题的经验。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赵紫阳给省委送上了一份报告。报告说：“自去年十二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经成为农村舆论的中心。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不正常的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召开以县为单位的生产队长、分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是解决粮食问题最主要、最好的形式。”赵紫阳在这个报告中介绍了作法：要把普遍系统深入的思想发动、阶级教育同个别突破、个别交待粮食情况相结合。要反复交待粮食政策和对瞒产干部的政策。坦白交待，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甚至法办。
一九五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广东省委转发赵紫阳的报告批语说：“许多地方的事实证明，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转批了赵紫阳这个报告。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按语中写道：
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及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各地县凡是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正确解决的，必须立即动手按照赵紫阳同志在在雷南县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注四）
其实，陶铸在《人民日报》上发的文章，赵紫阳给省委的信，都和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一九五九年广东的粮食总产量只有一百七十七点五八亿斤，比一九五八年减产百分之十五点七一。一九六零年将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由于连年减产，征购任务居高不下，农民实际比常年减少了六十一点二五零亿斤粮食，等于他们八个月的口粮（注五）；再加上公共食堂造成严重浪费，能够留给农民活命的粮食，已经见底了。农村人口，普遍一个月吃不到十公斤原粮，不少地方，一人一天只有三四两米。肉、油基本绝迹，青菜也非常罕见。到了月底，饿昏了头的人，靠吃蕉头、蕉渣、禾秆、鸡糠饼、木瓜心、番薯藤，维持着奄奄一息的生命，一些饥不择食的人甚至吃起观音土。省委派到四会县搞瞒产私分的干部汇报说，他们到了农村，看了农民的米缸，米缸是空的，没有一粒米。老农诉苦说，米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去了，连给婴儿煮糊糊的米都没有。有个工作人员，在一户农家看见热气蒸腾的锅，便急忙跑上前去，想看看锅里煮的是什么，一看，锅里煮的是野菜。（注六）
农村已无粮可购，城镇的粮食供应四面告急。省政府的应急措施是：把口粮、食肉、食油，一降再降。一九六零年初，许多地方已降至一人一月只有九-九点五公斤米，三两糠油。粮食、薯类、猪肉、家禽、食油、鱼等，已从市场上销声匿迹，货架上空空如也。偶一出现，便引起疯狂的抢购，价格贵得惊人。在韶关，一公斤高价猪肉卖二十多元（当时的计划价格每仅斤只有一元），一公斤南瓜也卖到二元多，用米糠做的小糠饼，四-五分钱一只，人们买回来当饭吃。价格是一九五七年的十多倍。（注七）
四月二十日，省民政厅一份报告指出，全省水肿病人，已从上旬的四万三千一百八十一人， 激增到十二万七千八百二十一人，增加两倍。这是骇人听闻的数字。从中山、灵山、合浦、从化、新兴、梅县、潮阳、清远、儋县、东方、乐东等县，传来一片噩耗。据省农业办公室对部分地区的“极不完全统计”，全省有八十多万水肿病人。另外还有子宫下垂、闭经、干瘦病等，成了比伤风感冒流行得还快的病症。阳山县的非正常死亡比例，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点零二。高要县有的生产大队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十三。（注八）
陶铸不是撞到南墙不回头的人。一九五九年三-四月间，省委召开了专门会议。根据各地汇报和掌握的材料，终于得出结论：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并没有原来报告的那样多。省委分析说，一是头脑发热，报产报高了。根据报产而制定的征购粮食的计划不符合实际。因此，购了过头粮。其次，农民集中到食堂吃饭，浪费了不少口粮。第三，提倡一日三餐干饭，敞开肚皮吃饱，造成了大量浪费。省委给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向农民让步，停止反瞒产。五月六日，省委发出《关于立即全面检查和采取有效措施消灭和遏止水肿病的紧急指示》，撤换了发病率和非正常死亡率最高的那几个县的领导。
不久，陶铸到潮安，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我来潮安是向全县人民做检讨的。我头脑发热，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我们要共同吸取教训。今后，不要再搞浮夸，要靠实事求是吃饭。”在省委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陶铸特地走到袁溥之面前，诚恳地道歉：“袁大姐，在东莞反瞒产，我没有听取你的意见，还说你是不是右了一点。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向你赔礼、道歉！”（注九）
但是，道歉不能补偿农民遭受的苦难。大跃进和反瞒产私分给广东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一九五七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一千零七点一五万吨。一九五八年下降到九百七十五点五五万吨，一九五九年为八百三十点三五万吨。一九六零年为八百一十四点零五万吨。一九六零年，全省农业产值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的水平，居民消费水平倒退到五十年代初期的水平。一九六零年的死亡率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七个百分点。（注十）
饿死人以后只追究农村基层干部的责任，并没有改变造成饥饿的政策和制度，所以，饥饿还在发展。
据历史资料记载，直到一九六二年三月十日，东莞县生活安排不下去的公社，还有九个之多。有些地方已经断粮，沙田公社有八十一户，二百三十四人断粮；望牛墩公社更惨，从三月开始已基本无口粮的有一千零九十六户，二千二百二十七人。据揭阳、潮阳、普宁、惠来、大埔、海丰、梅县、五华等八个县的不完全统计， 当时已经断粮的有九千四百六十八户，外出行乞、逃荒的有七百三十一人，出卖家具的有二千四百六十三宗，卖小孩的二十五宗，自杀的一宗。（注十一）
据广州市和九十三个县的官方统计，一九六二年四月，有三万五千八百三十四人患上水肿病，六万四千四百六十一患上干瘦病。仅广州市和汕头、肇庆专区， 三月份患水肿、干瘦病的共六万三千八百三十九人， 比二月份增加百分之二十点四； 海丰县四月上旬的水肿、干瘦病人有五千五百五十三人，比三月份增加了二千多人。（注十二）本书第二十三章“大饥荒年代中国的人口损失”，用《中国人口•广东分册》（注十三）中提供的数据计算结果，在大饥荒年代，广东省非正常死亡人数为四十八万人，因饥饿而少出生人口一百五十七万人。曹树基教授用他的历史地理方法计算的结果是，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广东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六十五点七万人。（注十四）
二 罗定事件
一九九八年，我的朋友、广东人民出版社何天静先生得知我在研究大饥荒，就对我说：广东有个罗定事件，你要研究大饥荒，必须了解罗定的情况。何天静是罗定人，发生罗定事件时他在上高中。当时他在郁南县看到一个法院的布告，一个老太婆把孙子的屁股割下来煮了吃了被判死刑。何天静的伯父到处找稻糠吃，吃进去拉不出来，几天就死了。何天静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看到，每隔一两百米就有一两个水肿病人趴在路边等死。新东公社整个村子不见人，都死了。不过这些都是小村子，几户或十来户人家。
何天静说，罗定饿死人的情况引起了上面的重视。到一九六零年九月就开始采取措施。供应粮食，使食堂恢复起伙；对水肿病人以公社或大队进行集中治疗；孤儿以公社为单位集中起来，成立孤儿院。对罗定县和有关公社的领导干部时行了行政和刑事处分。何天静说：在广州的黄显标比较了解情况，他建议我采访黄显标。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经何天静介绍，我采访了黄显标。黄显标，罗定人。广东省监察厅监察专员。他一见我就说：“我不想谈这些了。学得文武艺，卖给帝王家。拿它的工资就不再揭它的短了。”我听出他说的是牢骚话，他良知未泯，还是谈了一些情况。
首先是反瞒产，逼着干部多报产量。把干部集中起来报产量，不说多不让回家，逼着干部说假话，虚报粮食产量。反瞒产和反右倾结合起来，不多报就是右倾。新惠县委书记党向明没有多报产量受批判：“新惠是粮仓，单季不超千斤，别的地方怎么办？”虚报，浮夸，造成粮食多得不得了的假象。
接着是一九五八年大吃大喝，大炼钢铁。当时的口号：“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皮吃饱饭。”广东省全省一天三顿干饭吃了三个月，是在公共食堂吃的，连吃带浪费。有人问这么个吃法够不够，就要受批判。
到一九五九年初就没有粮食了。
一九五八年叫罗南县（罗定和郁南合并的），饿死人最多的是郁南。其中四个公社最为严重：榃滨公社、千官公社、桂墟公社和平台公社。其中又以千官为最。山区饿死人最多。有的人皮包骨，不敢看，有的人浮肿。有的全家死光。走不动，一般都是死在家里。有的趴在路边等死。我们生产队长全家都死光了。有的整个村子都死光了（南方村子小）。
发现死人后开始抢救。大人饿死了，留下不少孤儿，民政局收容的孤儿建立孤儿院有几栋楼。对将死未死的人集中治疗，调粮食吃稀饭。集中起来后，稀饭吃得太多了，又撑死了一批。
省委书记陶铸下命令：非正常死亡的人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这实际是让下面在统计饿死人数字时要控制。
事后，罗南县委书记傅正时被判死刑，但没有执行。一九八零年代平反后当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榃滨公社党委书记陈文被判无期徒刑。罗定事件后重新核实田亩，减轻负担。周恩来给榃滨公社发了慰问电报。
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到了罗定。
黄显标不愿详谈，第二天从广东省资料馆里看到不少关于罗定事件的历史资料：
据中共江门地委书记张进齐一九六零年九月二十日向地委的报告（注十五），从一九六零年一月到八月二十日止，占全县一半左右的公社，约二十七万人的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不正常的水肿、瘦弱死亡情况。据全县一-八月统计，死亡达一万七千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六二，其中纯水肿死亡的三千四百三十六人，水肿加其它疾病死亡的三千九百一十八人，其它病死亡的一万零五十二人。在死亡人数中，劳动力六千二百二十三人，占死亡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九。最严重的地区是原郁南县桂圩、平台、建城、千官、榃滨、泗纶六个公社，共死亡八千五百六十六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点六。桂圩公社死亡率达百分之六点九二，建城公社为百分之六点四九。另外还有因瘦弱不能劳动的有三万多人，身体健康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的有二十万人左右。从发生时间上看，这六个公社一月死亡七百一十一人，二月死亡九百三十二人，三月死亡一千一百六十二人，四月死亡一千六百二十三人，五月死亡一千零二十七人，六月死亡八百八十四人，七月死亡六百零七人，八月一日到十五日死亡三百零一人。
桂圩公社是非正常死亡较多的一个公社，据地委调查组调查，这个公社一九六零年一月到八月死亡一千二百七十八人，其中劳动力五百八十九人，占死亡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五点六。在全公社的一百二十九个生产队中，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是：百分之十五以上一个，百分之十二以上九个，百分之十以上七个，百分之八以上十四个，百分之六以上二十六个，百分之六以下七十二个。另据三个大队调查，全家死亡的有十户，因父母死亡而留下孤儿的家庭六十五个。榃滨公社留下孤儿一百八十人无人照管，情况极惨，解决罗定问题的工作组来了以后，将这些孤儿集中抚养。
建城公社永高大队社员曾北数临死前两天，躺在床上哭喊：“共产党，给我一点粮食吧！”叫了两天得不到一点粮食而死去，群众谈起来仍痛哭流涕，非常悲愤。弃儿一度极为严重。县委、县人委和各机关门口都发现被弃的小孩。半年以来，全县先后发现㓥小孩，吃死尸，吃人肉的事件七起。㓥牛腿，割猪耳朵、割猪尾巴的现象也不少。偷窃和凶杀事件增多。
由于浮肿、瘦弱、饿死等现象发生，劳动力大量死亡，清明前下秧的只有种植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五，大片田地丢荒。插下秧的田有百分之四十不中耕追肥，禾草不分。牲畜大量死亡，桂圩公社一九五七底有生猪一万一千多头，一九六零年八月只有一千多头。
当时还有食品买卖，但价格高得出奇。桂圩是一个小圩镇，每逢圩日，有一百多个扶着棍子来做小买卖的人，东西很少，价格之高是从来没有过的，鱼仔一斤达二点六元。一个鸡蛋三角，一只鸡五元，连小蛇仔、蚱蜢、小虫也有人捉来卖，有人生吃小蛇、蚂蚁、蚱蜢。肚子饿，能吃的东西都吃。农民出卖家私、衣物现象也十分突出。桂圩公社桂圩大队有百分之四十四点七的家庭出卖过家私衣物，其余是无东西可卖的（本书作者注：和其它地方比起来，广东还是比较开明的，在其它省是不允许做小买卖）。
在死亡发生的时候，县委书记傅正时在电话会议上强调“清醒头脑，科学分析，划清界限，分清水肿，不要大惊小怪。”他的界限是，死前全部断粮才叫因水肿而死。并说：“报多了水肿、死亡，你们（指公社党委书记）也有责任，不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吗？”五月三日，在罗平召开的公社第一书记战地会议上，各公社认为水肿、死人情况严重，根据傅在电话会议上提标准统计，有水肿病人八千九百四十七人，死亡九百一十五人（实际远不止此数），但傅正时认为数字太大，叫各公社再“核实”，结果，将水肿病人压缩到二千三百二十五人，死亡人数压到六百零六人，其中与营养有关的仅十四人。事后总结教训时有人说：“罗平会议是杀人不见血的罪恶会议。这个会议不是采取有力措施对饥饿进行抢救，反而千方百计地捂盖子。”
谁要说真实情况，就说谁被扣上“个人主义”、“否定大跃进”、“看成绩一团黑”、“居心不良，别有阴谋”、“想叫县委坐牢”、“想搞垮我们，叫坏人上台”等帽子。县监委书记崔德志到榃滨公社去检查，发现有几个食堂断粮停伙，情况严重，回来向县委汇报，傅正时不相信，反而批评崔德志“以后看问题要全面一些。”榃滨公社第一书记王淑宜于一九六零年二月十七日在一次会议上汇报了自己在罗圩大队调查的情况：死二十四人，水肿八十六人。话还没说完，傅正时就顶了回去，说：“王淑宜给高要七区事件吓坏了。”并说“这是阴谋”，“这是否定前任书记的成绩”。王淑宜是一九五五年高要七区死人事件受处分，一九六零年七月从高要七区调到榃滨公社当书记的。四月底，另一县委书记肖轩风去榃滨公社，发现死亡一千三百七十人，其中直接与粮食有关一百零九人，向县委汇报，又受到批评。与此同时县民政科长把同样的书面材料送给县委书记杨树槐，杨不仅不重视，反而说：“这是严重右倾，立场不稳，观点不明。”还说：“全县与粮食有关的死亡才二十个人，你榃滨公社怎么会有一百零九人？”硬要公社党委把一百零九人改为六人才接受这个报告。
傅正时在地委开会时得知省委尹书记、地委张书记要到罗定县检查工作，于七月三日打电话给县农业办公室主任刘德风交待，水肿人数、死亡人数、粮食数要上下一致，前后统一，按罗平会议的数字为准。县农业办公室按这个意思给各公社打电话，要求各公社按县委的数字向省委汇报，并把数字一致落实到大队、小队。桂圩公社接到通知后，公社党委开了四个会，按县委分配的死亡四十七人非正常死亡七人（其实当时已死亡上千人）分配到各大队。
令人不解的是，一边大量饿死人，一边大量的粮食放在仓库里不给老百姓吃。直到一九六零年六月底，罗定县粮库里仍存有一千一百万斤稻谷。但是，除了县委第一书记傅正时和分管财贸的书记杨树槐以外，其他人全不知道有这些粮食。加益公社党委书记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哭诉说，过春节有几个大队断粮，曾三次打电话给傅正时，请求每人给半斤米过春节，傅不接电话。
罗定是蔡廷楷的家乡，蔡廷楷的亲属中也有饿死的。据当地传说，是蔡廷楷的亲属把真实情况告诉蔡廷楷，蔡廷楷再告诉周恩来，事情才得以揭露，问题才得到解决。其它地方没有大人物在北京工作，或者即使有大人物在北京工作，而这些人物并不关心家乡，盖子就揭不开了。
注解：
[注一] 《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五十二页。
[注二] 林里：《向中央作检讨的陶铸》，载张湛彬等编《“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一七零-一七一页。
[注三] 陶铸：《虎门公社调查报告》，人民日报，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注四] 《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五十二页。
[注五] 鱼米之乡的大逃亡——广东三年大饥荒情况》， [新观察/xgc2000.com] 。
[注六] 林里：《向中央作检讨的陶铸》，张湛彬、刘杰辉、张国华主编：《“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中国商业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版，第一七一页。
[注七] 鱼米之乡的大逃亡——广东三年大饥荒情况》， [新观察/xgc2000.com] 。
[注八] 同上。
[注九] 林里：《向中央作检讨的陶铸》，张湛彬、刘杰辉、张国华主编：《“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中国商业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版，第一七一-一七二页。
[注十] 彭建新：《六十年代广东省经济调整概述》，载《当代中国史研究》一九九五年第三期，第三十七页。
[注十一] 鱼米之乡的大逃亡——广东三年大饥荒情况》， [新观察/xgc2000.com] 。
[注十二] 同上。
[注十三] 朱云成主编：《中国人口•广东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注十四] 曾树基：《大饥荒——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二零零五年，第一三九页。
[注十五] 张进齐：《关于罗定县出现严重水肿、死亡事件向省委的报告》，一九六零年九月二十日。本节内容除另有注明外，都是取自这个报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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