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20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第六章富饶的饥馑
江苏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中心，地形以平原辽阔、地势低平、河网稠密、湖荡众多为特征。江苏省因气候适宜、资源丰富，历来是中国最为富饶的省份之一。这里是鱼米之乡，历史上很少闹饥荒。和其它省份相比，这个省居民的生活水平较高。人们称江苏省为“富饶的宝地”。
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间，江苏省这个富饶的地方也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当然，和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贵州、山东等省相比，饥荒程度要轻一些，但广大农民也遭受到严重的摧残。
一 江渭清奉命行事
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是一个比较稳当的人，也是一个熟悉“党文化”的老练政治家。在毛泽东面前，他察言观色、审时度世，估计不会带来危险的情况下，有时还能挡住毛泽东某些不合理的要求。如，在反右斗争中，毛泽东曾希望在江苏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事后还派彭真到江苏传达对江渭清“打招呼”，说江“右”。江渭清还是挡住了，在省、地、县几级主要领导中一个右派也没有抓。全省抓了一万三千三百四十九名右派，约占全国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二点四。（注一）江渭清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对他的“右”，对在毛泽东面前敢讲真话的事，写得绘声绘色，对“三面红旗”危害江苏的事，也写了一些，但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淡化。从现存的档案中反映，江苏省在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大饥荒年代，问题还是相当严重的，个别地方还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件。不过，与其它省相比，江苏在大跃进中并无自己的“发明创造”。对中共中央不合理的指示，江渭清不直言顶撞，但会用婉转的作法回避极端。江苏没有兴办如甘肃引洮工程那样耗资巨大、劳民伤财且毫无效益的超级水利工程，不仅没有像有些等省那样，揪出省级主要领导干部作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靶子。反而保了上面要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省委常务书记刘顺元。江苏省在工农业中放的 “卫星”比较少、也比较小。由于江渭清和刘顺元等人的作用，再加上江苏自然条件优越，在大饥荒期间，江苏省的“非正常死亡率”比有些省份低。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在北京召开全面发动大跃进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江渭清在这次会上代表江苏省委作了发言，发言的题目是《政治挂帅，以生产为中心，带动各项工作一道前进》，他着重介绍了江苏的“跃进”形势，说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已树立起“要跳、敢跳、能跳”的跃进思想，以“苦干、实干、创造性地干”的精神，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并列举了当时的一些豪言壮语，诸如“政治挂了帅，生产飞上天”；“干部能下海，我们能擒龙”；还有一些新编的顺口溜：“志气比天高，干劲冲云霄；掏干大海水，切断荒山腰；就用这股劲，实现四十条”等，藉以说明江苏人民势如破竹、敢作敢为的精神。（注二）
五月八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通知，要求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学习和宣传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运动。五月二十三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闭幕，江渭清立即返回南京，马上部署筹备召开江苏省委三届八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现了“三大突破”：“一是大破了农业生产不能高速度发展的迷信，肯定了农业可以‘一翻再翻’；二是大破了办工业的神秘观念，地方工业可以自力更生大发展；三是大破了对科学技术和科学家、技术人员的迷信，地方也可以大办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注三）会议结束后，一场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大跃进的运动迅速在江淮大地掀起。
南京市有二十万人参加宣传大跃进的活动。所有宣传员、报告员全部出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积极配合，文艺、歌舞、曲艺、黑板报、墙报、标语、有线广播、宣传车、展览会纷纷上阵。在强有力的政治鼓动下，工农商学兵和街道居委会全都行动起来，基层细胞进入了高度亢奋状态。江苏各个城镇的职工、学生和居民纷纷上街，敲锣打鼓。四月二十七日，南京市玄武区举行“火炬歌唱大游行”，数万与会者齐声高唱《东风压倒西风》等三首指定必唱的歌曲，载歌载舞，表示热烈拥护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当时人们确信大跃进可以带来幸福，他们的这种态度是真诚的。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了“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江渭清觉得，这样的口号明显过头了，尽管在“大跃进”，还没有这个物质基础嘛！所以，当中央分管农村工作的谭震林副总理来南京视察工作时，江渭清向他说：“谭政委，光放开肚皮吃饭，不搞生产也不行，还要加一句：鼓足干劲生产。”谭震林采纳了江渭清的意见。后来的“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就是他视察江苏“大跃进”以后提出来的。（注四）在“共产风”中，有的提出“人民公社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剩余”、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分配，将社员自留地和私有林木、耕畜、大中型农具等统统收归公社所有。全省组成了一百三十二个“民兵师”，农民实行了军事化。在“生活集体化”的口号下，全省各地大办公共食堂，农村绝大多数人都到食堂吃饭。有的地方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口号下，盲目蛮干到了离奇的程度，如“农田深耕”从几尺到一两尺，“试验田”以白糖作肥料“夺高产”；密植“越密越好”发展到几亩水稻移并在一起，以“并苗移栽”制造假“卫星”等等。（注五）
江苏省的大跃进也是从兴修水利开始的。江苏省委要求实现“三年全省水利化”，在严寒刺骨的风雪中，数百万群众在全省各水利工地奋战。民工往往每天劳动长达十二-十五个小时，甚至更多。一九五八年三月，分淮入沂，淮水北调工程开工，这是当时江苏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在准军事化的管理下，一年共挖掉三十四亿土石方，如果包括农田水利部分，江苏全年共完成三十四亿土石方，相当于一九五七年的十三倍。（注六）
在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听各省省委第一书记的汇报，毛泽东一边听江渭清汇报，一边插话。当江渭清讲到江苏今冬明春水利建设准备搞三亿方时，毛插话说：“吴芝圃讲搞三百亿万，我看得死三万人；曾希圣讲稿二百亿方，我看得死二万人；渭清讲三亿方，可以一个人不死。他们那是虚夸。”（注七）看来毛泽东的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但江苏不是搞三亿方，而是搞了四十三亿方。所以还是死了人。
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发表了会议公报：“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一九五八年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即比一九五七年产量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
江渭清在参加北戴河会议期间，于八月二十日专门就大炼钢铁问题同省委通了电话，提出了三点意见，要求各地、市委立即认真研究，坚决贯彻执行：一是要把今年全省十五万吨钢的任务，按十八万-二十万吨的要求来保证完成，只准超过，一斤也不能减少。二是今年只剩下四个月了，各级领导决不能向困难低头，炼钢所需要的煤、焦，要及时加以解决。三是各地、市委第一书记，有钢铁生产任务的县委第一书记，都要亲自抓钢铁生产，农业由其他书记或常委去抓。这就是所谓“钢铁元帅升帐”。大炼钢铁运动以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推动的。
北戴河会议一结束，江渭清就赶回南京，进一步部署钢铁工作。当时，钢铁生产进展缓慢，连续几个月都没有完成预定任务。江渭清十分着急，他在九月二日召开的市委书记电话会议上强调，九月份一定要超额完成计划，保证全月完成五点五万到六万吨生铁和二万吨钢的生产任务。
当时形势逼人。全国已有六个省日产生铁一千吨以上，其中湖南达到三千吨，河南达到一点八万吨，而江苏才九百一十吨多一点。中央决定九月二十三日召开全国大炼钢铁电话会议。江渭清急得没有办法，抢先召开地、市委书记电话会议，要求全省力争在九月二十二日突破口产生铁三千吨，二十九日放出个“大卫星”。什么叫“大卫星”呢？当时，日产生铁突破五千吨是“小卫星”，八千吨是“中卫星”，如果在国庆节那一天宣布江苏日产生铁突破一万吨，这就是“大卫星”。
对于“大炼钢铁”中大放“卫星”，任务一天比一天加码，指标像天文数字一样翻了又翻，江渭清和省委的其他领导人在思想深处是不赞成的，但又不好公开反对。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日，毛主席在张治中、罗瑞卿、曾希圣陪同下来南京视察“大跃进”形势，江渭清到中山陵毛下榻的地方汇报工作。毛主席在听取汇报以后，指示他们要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提醒他们不要因为大办工业，放松了农业。同时，他又提出要江苏搞一百万吨铁，问江渭清能不能完成？江渭清说搞不到这么多。事实上，群众性“大炼钢铁”效率低，质量差，人力、物力的浪费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所以江渭清又说，像这样全民炼钢铁，说句不好听的话，叫“劳民伤财”。毛主席听江渭清这么回答，就说：“不谈了，明天再谈。”
第二天，毛主席把省委书记处的几位领导人都找去，说：“我要江苏搞一百万吨铁，渭清讲搞不到。顺元，你什么意见？”刘顺元愣了一下，回答说：“渭清同志是班长，班长怎么说，我赞成。”毛主席就问：“惠浴宇，你什么意见？”惠浴宇回答：“我同意顺元同志的意见。”毛主席又说：“江渭清不但说搞不到一百万吨铁，还说这是劳民伤财，你们也同意吗？”见大家都不开口，毛泽东就问江渭清：“渭清，你还有什么意见？” 江渭清说：“主席，我们千方百计去搞，能搞一百万吨更好，实在搞不到，就请您派人来检查我的工作。”毛主席说：“好，就这么办。”（注八）
江渭清觉得，向毛主席、党中央讲真话，讲确实存在的困难，这是应有的责任，但“大炼钢铁”是当时全党的大局。他这个第一书记不抓不行。为了争取建国九周年到来之际，放出日产万吨生铁的“大卫星”，全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都动员起来了，成千上万的干部带领群众日夜奋战，砍树挖煤，找矿炼铁，连铁门铁栏杆都拆下来炼铁了，美其名曰“找米下锅”。在所谓“小土群”齐上阵的口号下，堆起了数不清的小土高炉、小土焦炉，到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新华日报》有个报导：九月三十日“三万座土洋高炉烈火漫天，四百万钢铁大军激战炉前”。据统计，当时全省一度动员了将近七百万人炼钢铁，不仅有整劳力，而且有半劳力和未成年的孩子。国庆前夕，终于放出了日产生铁一万零七十三 吨、烧结铁四千多吨的“高产卫星”，成为全国九个“万吨省”之一。（注九）
如此不惜代价地“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事后江渭清算了一笔账，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中，全省高炉利用系数平均只有零点五左右，炼一吨铁需耗煤五六吨至七八吨，炼出的铁许多不合格，钢大部分是土钢，根本不能用。所建上万座小高炉，只有个别的保留下来。直接经济损失更是惊人。全省土法炼钢炼铁共计亏损一万四千一百零九点六万元，省里补助九千万元，其余部分均由各地从地方财政中抽钱填补。（注十）
为了实现“生活集体化”，全省一度办起三十万个食堂，在食堂吃饭的占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七。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已经发现，这样大呼隆吃食堂，管理困难，浪费甚大，弊端甚多。还在一九五九年春夏，省委就同意一些地区提出的经过群众讨论、本着自愿的原则，可以把口粮分发到户，实行社员回家自炊自吃的办法。但是，庐山会议以后，刮起新的“共产风”，把这些做法当成“右倾”，加以批判。一些停办的食堂，被迫重新开伙。一九六零年春统计，全省共有农村公共食堂十六点八万个，参加农户四十八万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五。（注十一）
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各地都找彭德怀在本地的代表人物。柯庆施在庐山会议结束时，曾向江渭清提出要批评刘顺元，暗示刘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刘顺元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被派往被苏军占领的旅大任副书记、第二书记。当时的苏军横行霸道，军纪极差，强奸妇女，抢劫财物，苏军领导人则是大国沙文主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刘顺元多次抵制了苏军的恶劣行为。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七日，旅大苏军总司令宣布将刘顺元“驱逐出境”，并被带上了“反苏”的帽子。一九四八年八月，刘顺元任济南市委书记兼济南警备区政委。斯大林得知刘顺元还担任要职，十分不满。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对他说：“你们中国有个刘顺元，在旅大时对我们苏联很不友好，据说现在还得到你们的信任，我希望在今后的合作中不要再出现刘顺元这样的人。”刘少奇回国后令刘顺元写了检讨，并降三级使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以后，刘少奇找到了刘顺元，并于一九五四年九月，任命他为中共江苏省委常务书记。（注十二）
刘顺元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积极并充满热情的。后来，他感到从合作化到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工作中的问题越来越多，风气越来越坏，很有意见，曾经公开批评过“三六九干部”、“风马牛干部”。“三六九干部”是指不干实事，只会在嘴上卖弄“三面红旗”、“六亿人民”、“九个指头”，以势压人的干部；“风马牛干部”是指见风使舵、吹牛拍马的干部。这些话传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那里，所以柯想批判刘顺元。江渭清没有按照柯庆施的意见办，他向柯解释，说要看通篇文章、报告讲的是什么，不能凭一句两句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如果省委常委里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批先批我，我是班长嘛！我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怎么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呢？就这样应付过去了。当年秋天，毛主席乘坐专列路过南京，在列车上召见江渭清和省委其他负责人，并询问了“反右倾”情况。江渭清向毛汇报说：我们有“右倾”思想，但没有“分子”。譬如对一九五八年放农业”高产卫星”、“钢铁卫星”，我和其他常委同志都说过那是“吹牛”，但不是否定总路线、大跃进，而是反对浮夸虚假。这样，从江苏省委到由省委管理的各地、市、县委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不归省委管理的基层党员干部，被划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是有的。全省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党员、干部等二百五十四人，占参加运动的党员总数百分之零点二，比当时中央所作的全国大约占百分之二的估计少得多。（注十三）
但是，大势所趋，全省从上到下还是层层搞了“反右倾”运动，进入大跃进第三年，即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零年春夏，在煞“五风”时开始制止的“左”的错误做法、浮夸不实的口号，又重新出现。一些地方提出在三五年内实现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已在实践中证明行不通的农村公共食堂又被视作“有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生事物”而大加提倡；还有的提出要建立“城市人民公社”。与此同时，工业方面一度下调过高的指标，被批为“右倾”；农业指标则由下调变为上调，一些地方重新提出要像一九五八年那样，“争上游，创奇迹”，“竞赛评比打擂台，现场会议插红旗”，不顾实际，盲目蛮干。
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的实际结果是，一九六零年农业全面减产。全省原计划一九六零年粮食总产三百八十亿至四百亿斤，实际只完成一百九十一点九六亿斤，比上年减少六点五八亿斤，还低于一九五二年一百九十九点五亿斤的水平；棉花六百万担，实际只完成二百四十八点五万担，比上年减少九十三点一万担，低于一九五三年二百九十四万担的水平；钢铁、原煤等，均远未达到计划指标。（注十四）
由于高估产、高征购，从一九五九年秋冬开始，各地农村就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浮肿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现象。一九六零年春夏，情况更加严重。这年二月，省委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者共有十二点六万人。另据镇江、扬州、徐州、淮阴四专区和南京市不完全统计，农村外流人口达十四点八万余人。到六月份，省卫生厅统计，全省共有八十九点二万余人次患上了浮肿病和消瘦病。一些地区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以宝应县为例。从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零年四月，该县先后死亡三万五千三百九十一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点二。在这些死亡人口中，除一部分属于正常死亡，大多数是因为缺粮而饿死的。多年没有出现的弃婴现象也出现了，而且为数不少。宝应城内拾到的弃婴就有九百二十七名，其中死婴一百五十三名。（注十五）
注解：
[注一]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四一五-四一七页。
[注二] 江渭清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政治挂帅，以生产为中心，带动各项工作一道前进》。
[注三] 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学习和宣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和决议的通知》，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
[注四]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四三一页。
[注五]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四三一-四三二页。
[注六] 高华：《“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为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八年第八期（总第四十八期）。
[注七] 在武汉召集的华东和中南地区省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插话摘要》，一九五八年四月一-九日。
[注八]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四二六-四二七页。
[注九] 同上。
[注十] 同上，第四二七-四二八页。
[注十一] 同上，第四五四页。
[注十二] 潘祝平：《刘顺元事件与中苏关系》，《炎黄春秋》，二零零四年第六期。
[注十三]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四四六-四四七页。
[注十四] 同上，第四四八页。
[注十五] 同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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