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16日讯】【导读】1997年，一本后来被称为是“改变世界对中国经济改革评价”的书稿，在历经一年多，辗转中国九家出版社后，以《中国的陷阱》为名在香港出版。次年在被删去了数万被认为是敏感的文字后，这本书以《现代化的陷阱》为名在中国大陆出版。此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反响，上至官员下至工人争相阅读，使它成为学术著作中罕见的畅销书，并很快在中国大陆被列为禁书。何清涟女士在这部著作中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及改革后的社会状况做了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可以说这是一部中国的改革史，但与官方的歌颂版完全不同。2003年9月，《现代化的陷阱》的修订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由美国博大出版社在海外出版，作者结合她到海外后所获得的最新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更新了全书近三分之一的内容。2005年何清涟女士为德国版再次对《中国现代化的陷阱》进行了修改。
1998年10月8日美国《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8, 1998）亦发表长篇评论China, The Great Leap Backward，推介了这本书。随之美国《远东经济评论》、《威廉希尔体育官网周刊》、《时代周刊》等二十余家报刊杂志也予以报道。英国、法国、挪威、纽西兰、瑞典、荷兰等国的报刊杂志电视台等也都采访过本人，并对此书做过报道。该书当年被全国众多报刊列为中国畅销书榜首，亦被席殊书屋举办的一次由全国五十位著名学者担任评委的民间学术评奖活动评为1998年度中国十大好书之一。该书在2000年中国的“长江《读书》奖”读者评选中被评选为最佳书而获“读者著作奖”。 2002年11月，《现代化的陷阱》日文版一书由日本草思社出版。
2003年10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即《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由香港博大出版社出版。TaiwanNews 出版社于2004年1月以《中国的陷阱》为名出版修订版。2006年10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德文版由德国汉堡研究所出版社（Hamburger Edition）出版。 这里连载的是何清涟2005年为德国版出版而重新修订的版本。
（接上期）第五章 中国当代的资本原始积累
四、原始积累完成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
从普遍情况来看，中国当代的原始积累过程主要发生于城市经济系统里，而不是在农村经济系统里。这种情况主要是两个条件所决定：一是中国的农村并非国有资产集中之地，农村的主要财富是土地，当年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采取按人头平均的方式分配给农户，有权者能做的手脚充其量是给自己分好地，却不能直接侵吞。加之现行的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模式又阻隔了土地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使兼并者无从措手。二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流动性很小，至今仍然保持着聚族而居的生活模式，即便是在乡镇企业高度发达的农村，其人际关系也相对稳定，所谓“集体资产”和农民们的关系比较接近，公共财富的掌权者必须考虑自己及家庭成员在本乡本土的形像和生存问题，不可能大面积出现城市经济系统中那种“富了住持穷了庙”，捞得盘满钵满后走人的局面。在此情况下，农村虽也有普遍的贪污腐败行为发生，但农村基层干部掠夺农民的方式和城市有较大区别，引发的矛盾冲突表现形式也不一样。这一点将在本书第九章“社会控制类型的多元化及其发展趋势”中谈到。
城市经济系统是国有经济的重地，所谓国有资产的产权其实是完全虚置的。名义上的财产“主人”──人民其实对财产毫无处置权利。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必须采取个人负责制，这就意味着国有资产人格化，作为国有资产管理者和代表者的企业官员，手中既然持有对国有资产的支配权力，其分配的砝码自然就会向自己这方面倾斜。从中国当代原始积累的过程来看，其始点在于企业承包制的推行，这一举措无异于打开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闸门，从此以后，中国开始了国有资产萎缩和私人资本膨胀的过程。早在80年代中期，社会舆论就己忧心忡忡地指出了指出分配机制有于企业承包者这一事实。（注41）
除此之外，一些部门的政府官员拥有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权，也特别有利于他们开展各种寻租活动。中国自1949年以后，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在政府手中，所有的社会资源都由政府配置。而近年来的经济改革是变计划经济体制为市场经济体制，本质上也就是改变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但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必须有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一过渡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模式是集权政治和模拟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体，存在许多体制方面的巨大漏洞，这种情况决定了谁掌握资源或者资源的配置权，谁就能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中处于有利地位。所以从本质上来说，中国当代原始积累的特征及其掠夺对象和方式，是由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本身决定的。对于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作的各类社会管理者而言，要在市场经济中创造财富是件非常陌生和艰苦的事情，但是把手伸进“人民财产”这只自己充当看守人的口袋里获取财富，却几乎是举手之劳。在如此巨大的财富诱惑力面前，任何道德法则的作用几乎为零。中国当代原始积累过程中寻租活动之猖獗，其体制根源就在这里。
中国当代的原始积累是在短短十余年中以世界罕见的速度完成的，其积累速度之快、时间之短，全世界都极其罕见。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别国没有的特点：由于这场原始积累是以国有资产为掠夺对象，是特权阶层和贪官污吏这些社会管理者以各种方式巧取豪夺自己看守的社会财富，使之从国库“和平”转移到私囊，不是用“火和剑”完成的，因之也就少了一点赤裸裸的暴力和血腥味，至于其贪婪无耻和不道德的程度比之于世界各国却毫不逊色。
世界历史上后发展国家曾面对两次力度非常强的挑战，亦即面临两次生存危机和两次发展机遇，第一次是19世纪中叶以来欧美等国对亚、非、拉国家的入侵，这一次机遇除了日本之外，其它的国家均未抓住，因此使自己沦为欧美诸国的殖民地。第二次是“二战”以后，面对这一次百年难遇的机会，各民族国家都选择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成功程度各有不同。严格地说，中国直到1949年为止，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还处在一种未终结状态。而此后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虽说存在资源的巨大浪费和效率低下这双重毛病，但在集中社会资源的能力方面却为市场经济体制所远远不及。所以在改革前的中国，一切社会资源都集中在政府手中，全体中国人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者。长期的计划经济使人创造财富的才能严重萎缩，社会成员一无所有，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只能以国有资产私有化的形式进行原始积累，舍此之外别无他途。既然不能通过政策对国有资产进行名正言顺的瓜分──这在中国根本没有可操作性，既得不到政治上的事前认同，又得不到舆论上赞成──就只能以这种极大地消耗社会资源的方式进行。对中国来说，这是历史宿命，无可规避。
对于私营经济与中产阶级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知识界曾对他们抱有太多的美好幻想。按照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一部分集海盗式智慧与生存能力于一体的有产阶级，在获得经济地位之后，由于不满足于低下的政治地位，于是采用各种方式，通过金钱的力量对政治施加影响，最直接的举动就是要求获得政治权力。这种情况有利于打破权力一元化格局，从而造成社会权力多元化的局面。因为从本质上讲，国家的权力是政权的权力，而社会的权力是财富的权力。政权的权力体现为不平等，财富的权力体现为平等。只要政府不能控制经济资源，就不能再任意用政权的权力干预财富的权力（即用超经济权力干预经济权力）。欧美国家的历史经验确实证明一点：社会只要除了政治权力之外还有经济权力的存在，两种权力之间就会存在互相制衡和互相监督的可能。这种格局无论如何比权力一元化的格局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性的解放。但这种幻想到90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了。中国有良心的知识精英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与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这一过程相伴行的是制度性腐败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红包文化泛滥，特权经济横行，金权政治肆虐，随着基层政权的流氓化，中国社会正在迅速黑社会化。笔者认为，在没有发生中断社会发展进程的大事件（比如革命）的条件下，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形成的财富占有格局将对中国未来的权力格局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中国的原始积累过程表明，中国的私营资本无论从其生存、发展来看，都与中国政治体制、中国政府以及政府官员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两者是“皮”与“毛”的关系。伴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中国并没有产生权力多元化的格局。由于政府权力并未从经济领域退位，中国社会成员之间常利用各自掌握的资源，在违反和抵制法规的基础上，为一已私利进行权钱交换，在这种以权钱交易为主要特征的“软政权”模式下，很容易形成各种分利集团，而这种分利集团事实上于90年代中后期已经形成。政治、经济两大利益集团的成员利用自己垄断的各种资源，通过种种寻租活动获取非法利益，而这些寻租活动又必然导致国家进一步软政权化。到90年代后期，中国的经济利益集团已经有足够的能力“俘获国家”（State Capture）。不少利益集团通过腐败等方式直接影响政府决策部门，用类似于“点菜”的方式向国家购买对其产权的个人化保护。1999年以后政府政策明显向利益集团倾斜，如电讯产业、房地产、汽车等行业政策的制订，都是这些利益集团向政府部门进行了大量寻租活动的结果。中国政府虽然也时不时地提出反腐败口号，但事实上面对软政权化和分利集团这两大陷阱的相互作用而无能为力。虽然人们寄希望于中国政府能以全民利益为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事实上中国政府不可能进行人们希望的民主政治改革，因为他们不可能让自己失去攫取财富的手段与工具。失去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约束以后，中国政府只能用经济利益将官员们凝聚起来，而目前的中国政治制度正好最大限度保证了政治利益集团攫取利益的需要。
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政府作了一系列政治策略上的调整，一是迅速加强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联盟，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与让私人资本家入党，正好为这两大利益集团的结合开辟了一条制度通道，使得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们可以最大限度地依靠现行政治制度获利。二是对知识精英采取了打压与收买并行的策略。对那些对现行政治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采取严厉的打压措施，从断绝其生存来源直至动用安全部门实施监控，逮捕，或者迫使他们逃至海外，以消除其在国内的影响；对于那些愿意合作的知识精英，政府则给予各种荣衔与待遇，提高工资，发放各种津贴、补助等，以换取这些知识精英对政府的合作。
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成果已经完全被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集团所吞噬，今后中国的权力格局将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共同分享政权，依附于这两大集团的知识精英也能从中分得一小杯羹，而广大中下层人民则被排斥在这一过程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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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1：国防大学图书馆编：《教学研究资料》（政治版）1989年11月1日，“关于社会分配不公的讨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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