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杨继绳《墓碑》（七）

【新唐人2013年11月15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五）成千上万的人被活活打死

本书前面已介绍过，在反瞒产私分中打死了不少人。此外，饿得没办法的农民如果偷吃了一点东西就可能被活活打死。讲真话的，不听话的，都有可能被活活打死。

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光山县和潢川两县被打致死二千一百零四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二百五十四人。光山县被打死的一千零八人中，县委书记处书记一人，大队干部四人，小队干部四十七人，党员十一人，团员六十一人，基本群众八百四十八人，“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八十七人。（注三十六）

杨蔚屏报告说，从一九五九年十月到一九六零年六月，光山县的五十三个生产大队被打死的群众就有四百零四人（其中活埋一人），这四百零四人当中，生产队以上的干部一百九十九人。干部打社员更是家常便饭了。泼河公社陶湾大队，十一个大队干部、十六个小队干部打过社员。支部书记黄某，在正月十五这天早晨就打了社员四十七人，并把一位县人民代表活活打死。斛山公社团委书记胡某亲手打过九十二人，并用“点天灯”的残酷手段烧死二人。

我采访的当事人说，杨慰屏提供的数字比实际情况要小。中央调查组成员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三人提供的关于息县的调查报告描述了当时的惨状：

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打死、逼死社员一千零六十五人，其中，当场打死二百二十六人，打后死亡三百六十人，被逼自杀四百七十九人。其中，基层干部被打死二十九人，打残四十六人。

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三个干部打死八名社员。（注三十七）

遂平县嵖岈山公社刘宝和生产队社员赵强，饿得两腿浮肿还得赶着牛下地干活。他在地头昏了过去。醒来，他爬到收获了的玉米堆里，大口大口地吞吃已经干得发黄的玉米叶子，把嘴扎得直流血。他意外地发现一个没有收尽的玉米，如获至宝，想起家中饿得奄奄一息的小孩，他强忍饥饿，把玉米藏在怀里。谁知被队长闫某发现了，闫某把赵强捆了起来，手拿扁担没头没脑地往赵强身上打，打得鲜血直流。打了以后还让赵强干活。赵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刚走到地头，就一头栽倒地上死了。

一天夜里，遂平县嵖岈山公社李尧大队死了一头老母猪。饲养员宋和看到四下无人，就把死母猪扛回家里。用刀子一开膛，发现猪肚里还有十二只粉嫩的猪娃子。宋和十分心疼。他想，先把猪娃子吃了，把母猪埋起来以后慢慢吃。然而，他还没动手，大队长翟某带了一伙人闯进来，二话没说先劈头盖脸地给宋和一记耳光，打得宋和满嘴流血。接着把他五花大绑送到大队部，吊在大队办公室的梁上。大队委员们连夜把母猪肉吃了，宋和被吊了一夜，疼得大叫也没人理。第二天，宋和脖子上吊着猪娃子和猪头，被队干部押着游街示众，一边游一边喊：“我是贼，我偷杀了猪。”游街一天，宋和滴水未进，倒在路旁死了。（注三十八）

遂平县嵖岈山公社韩楼大队一个老头饿得没办法，偷杀了一只羊，煮到半熟时，被民兵营长发现了，当场被抓了起来，把羊肉用布包上，挂在老头的脖子上游街。游完街后，用绳子捆起来吊在树上。从上午一直吊到晚上。老头不停地惨叫求饶，没人理睬。老头惨死在树上后，民兵营长把尸体拉到河坡上，盖上麦杆，点一把火烧了。（注三十九）

嵖岈山公社袁庄大队饲养员刘志兰和袁志红，弄死了一头小猪崽，被生产队长发现后，一个人脖子上挂一块猪崽肉游街。接着开会批斗。两人在批斗会上被活活打死。（注四十）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光山县城关公社李堰大队黄西店小食堂停伙两个月了，全小队社员共同商议，把本队一头牛杀了分吃，由队里十七名社员执行。此事被大队干部发觉后，率领打手队，把十七名社员绑到大队部，一起吊起来毒打了一整天，刘太国、黄兰友、黄国孚、王申喜、王声召、王元福六人被打死。（注四十一）

乔培华根据档案写的《信阳事件》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事例：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八日，干部发现徐湾小队社员方正义家中有一小块牛肉，方正义立即遭到毒打，六天后死亡；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韩湾小队社员阮祥海，因没有听从干部的安排去捡牛粪，遭到捆绑毒打后不让吃饭。阮饿得没办法，到食堂拿点花生米吃，被当场打死。（注四十二）

河南打人的情况如此严重，是因为从中央到省里制止不力。早在一九五八年，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有一封群众来信送到了毛泽东手里。信中反映，该社的社队干部打人骂人现象十分严重，被打的不仅有普通群众，还有党、团员和队干部，许多人偷跑在外。没有打人的干部被扣上了斗争性不强的大帽子。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将这封信批给吴芝圃。在批语中，毛泽东虽然提出要处理，但态度极不坚决。怎样处理呢？他写道：“要分析原因，讲清道理，不要以使人害怕的态度去公布和处理。处理要细致，否则犯错误者，主要是那些犯了较轻微错误的同志们，会感到恐慌。”（注四十三）他这里说的“犯了错误的同志们”就是打人凶手。毛泽东怕这些人恐慌，不怕老百姓恐慌。

一九九九年秋天，信阳一些老干部向本书作者回忆说：“你不打人，别人就打你。那年头，打人是一种勇敢行为。打人打得越狠，就越证明你立场坚定，对共产党忠诚。不打人不是好人。不打人你就是右倾分子，马上就有人打你。”

（六） 各级党委都极力掩盖死人真相

农民挨饿，还向外封锁消息，不让向外面写信，所有的邮局都由公安局控制了。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一万二千多封向外求助的信，有一个党支部二十三个党员饿死了二十个，剩下三个党员给河南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里的农民。这封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扣压，并下令查处。光山县一位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结果这个医生被逮捕法办了。（注四十四）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严防死守。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按县里要求，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信阳靠近铁路，南北有两个火车站。铁路公安局两个局长，分别把车站看住了，农民只能在家里等死了。

把外流社员一律称作“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十九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

光山县白雀公社杨砦大队的干部，组织十名基干民兵拦截逃荒群众。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到一九六零年春节，共殴打来往社员四十多人，其中打死十二人，剥掉了一百九十五人的衣服。潢川县设立收容所六十七处，把外逃者抓到里面后过三关：一审讯，二搜查，三毒打，然后是强制劳动，不给饭吃。这六十七个收容所共收容外逃人员九千三百三十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致残二千一百九十五人。城关公社一位绰号叫李瞎子的人说，他在城关收容所里，就看到死了三百人，每天抬出的死人少则三人，多则十人，有的还没断气就抬出去扔了。
城关公社社员娄家绪说，一九五九年冬，省委检查团要来的时候，怕被检查团发现收容所里有死人，前一天就抬出去八十七个，其中有四个没有断气。（注四十五）

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为依据的。一九五九年三月，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这份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饥民外出“盲流”、并随意处置“盲流人员”了。

为了掩盖真相，不惜残酷打击向外面透露情况的人。一九六零年八月以前，息县全县反映没有粮食吃的人民来信五十八件，其中六件匿名信当“反动信件”交公安局侦破，有一封是写给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匿名信，经对笔迹定为汝南银行干部郑连邦，立即将他逮捕。一九六零年三月十二日卫生所的干部王启云写信给党中央，反映饿死人的严重问题，要求中央仿照“包文丞陈州放粮”，公安局侦破后，对王启云进行残酷的批判斗争。（注四十六）

信阳地区妇联主任李瑞英（专员张树藩的夫人），到西平县看到饿死人，还听说有吃死人尸体的情况，想向在华北局工作的老战友李雪峰反映。为了不被人发现，她先给李雪峰的夫人翟英写了一封简讯：“你们在家吗？如果在家请速回信，我有重要事情告诉你们。”这封信第二天就退回来了。（注四十七）李雪峰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政委，像他这样的高级干部都没有通信自由，可见极权制度的严酷。光山县邮局发现一封寄往北京的匿名信，内容是反映光山饿死人的情况，公安局就追查写这封信的人。邮局柜台的营业员回忆，发这封信的人是一个女的，脸上有麻子。公安局就在全县范围内抓女麻子，让所有的女麻子都到公安局报到，一个一个地检查，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事后才知道，写信的人是一位在郑州工作的女子，回家乡探亲看到饿死人，才写了这封信。（注四十八）

我一九九九年到河南调查时，在一些老人中传说张铁匠冒死上访的故事。后来在档案馆中我才得知这件事的详情。张铁匠即河南省民政厅办公室副主任张富，铁匠出身。他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到信阳调查生产救灾情况。他先后两次把所了解的情况向省委书记宋致和和省委常委兼省监委书记刘名榜汇报过。张富在潢川县了解了仁和、双柳两个公社。仁和公社杨楼大队有一千九百多人，当时死了三百多人，双柳公社从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到十二月二十六日死亡二千三百六十三人。张富把所了解的上述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列印后分送潢川县委、省民政厅和刘名榜，并于十二月底向宋致和与刘名榜作了口头汇报。

春节期间，张富又以拜年为名，到刘名榜家中反映信阳死人的情况。刘名榜装作打盹，只说了一句：“工作上有错误，以后写个报告吧！”张富很着急，准备向中央反映。张富找到省检察院副检察长肖剑波，表示了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意思。肖怒气冲冲地说：“下面不是你说的那个情况。谁欺上瞒下？你到中央去告谁？”第二天，张富偶尔见到了刘名榜，刘问张：“你为什么要到中央告状？你知道底下的问题没解决吗？什么事都要你过问！”张富准备去北京，受到阻止。先是民政厅的处长找他谈话，威胁他，接着民政厅党支部副书记找他谈话，并紧盯着张富一步也不离开。还对张富说：“省监委来电话，不让你去中央，已经通知了公安部门，你想走也走不了。”后来民政厅赵厅长劝张富休息。第二天，张富去火车站买票，又受到阻止。（注四十九）

饿死的人越来越多，不顾各种阻力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人也越来越多。一九六零年四月初，身为监委书记的刘名榜看到已经掩盖不住了，不得不向中央监委反映了固始县饿死人的情况。

为了掩盖饿死人的情况，农民饿得走不动了，还不能在外人面前显出饥饿的样子，有的地方（如光山县）不让走不动的饥民走路拄拐棍。捂是捂不住的，有的信件还是转到了中央。中央派人到信阳调查。

（七） 死人事件暴露后还极力捂盖子

一九六零年五月。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党委得知省委工作组即将到来的通知以后，立即召开大队电话会议，说公社党委向县委报的死亡人数是五百多人，不准多报。并连夜派人到各大队进行部署。经过部署的团结大队当即下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生产队长、会计：公社分配我们大队死亡人数三十四人，大队商量，按食堂分配下去，数字不能多，不能少。各队分配数字如下：一队四人，二队五人，三队五人，四队五人，五队二人，六队七人，七队四人，八队二人。”还下通知规定，十二岁以下的小孩不能统计。伞陂公社第一次向上报的死亡人数五百二十三人，第二次报的是三千八百八十九（后又改为二千九百零七人），后来省委工作组调查结果是六千六百六十八人。（注五十）

统计死亡数字时上级规定“七不算，一不登”：本地人死在外地的不算；外地人死在本地的不算；很小的小孩不算；不在统计时期死的不算；外逃下落不明的不算；重名的不算，可登可不登的一律不登。（注五十一）随着问题的暴露，死亡人的数字就多了起来。“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亡一万八千多人，现已初步查明已达八万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三万来人，现已增加到近十万人。嵖岈山公社过去只报死六百多人，现在查明死四千多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注五十二）

信阳地委副秘书长王秉林揭发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的材料中说：一九六零年五月，杨蔚屏到信阳检查工作。地委副秘书长王秉林接待并陪同。使王秉林感到意外的是，杨书记一直没有提到去冬今春发生的问题。王秉林主动向他汇报信阳死人的问题，杨不表态。光山县秦河公社书记讲公社死人的情况，杨书记还是不表态。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向杨书记反映光山死了三万八千八百人，杨书记指示：“弄清死人数字要心中有数，死人的原因主要是灾荒，死人问题以后不必再追究了，不必再查了……”

王秉林说，杨书记这次来信阳共十天，除在嵖岈山公社吃了一顿招待饭以外，其余都是在县以上的机关吃的，每顿都是五六个菜和一个汤，有肉有鸡蛋，还喝酒，看了一次戏和三次电影。

王秉林说，一九六零年五月，地委向省委书面报告死人的数字，省委在地委报告上加了“（包括正常死亡在内）”，以图缩小死亡人数，然后上报中央和下发各县。信阳地委在自己的检查报告中认为自己犯的是“方针政策上的错误”，杨蔚屏改为“是粮食工作中的错误，是主观主义和工作方法的问题。”杨书记这一改，就把信阳的错误性质大大减轻了。（注五十三）

一九六零年七月的地委扩大会议（即鸡公山会议）是捂盖子会议。参加过这次会议的李瑞英向本书作者介绍：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李立，省委常委、省监委书记刘名榜主持这次会议，信阳地委的领导人和各县的县委书记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继续肯定“大好形势”，其目的是缩小信阳事件的影响，掩盖省委和地委的错误，减小省委和地委在信阳事件上的责任。鸡公山位于湖北、河南交界处，是著名的避暑胜地。清朝末年外国传教士在这里建造了一些避暑的别墅，民国年间被达官贵人辟为避暑胜地。一望无边的绿色山头上掩荫着一幢一幢白色的小别墅。在饿殍遍地的夏天，省地县的官员们，一边避暑，一边为自己开脱责任。面色红润的领导干部们是面有菜色的农民用滑杆抬上山的。吃的有鸡鸭鱼肉，每天睡够了午觉，吃饱了西瓜再开会。杨蔚屏在会上讲：“信阳的工作总的是好的，省委是满意的。一般地讲，地委、县委、公社党委的干劲都很大，热情高，有力争上游的劲头。错误是暂时的，只要认真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潜力是很大的。”“至于死人数字，四十八万或者四十五万都没有关系，不是数字少三万就好，多三万就厉害。”“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如果上半年搞还搞不下去，现在可以了，可以坐下来解决问题了。因为毛泽东主席给了我们一个指头的机会。”（注五十四）这是指毛泽东讲“三面红旗”中出的问题是“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有了毛泽东这句话，不管什么问题都可以说是“一个指头了”。

由于这“一个指头”的限制，会上不让彻底揭问题，很多与会者还没有发言，会议就开始作总结了。接着，由对地委的批评转为对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等个人的批判。这时，地委党校副校长严仲儒发言，继续尖锐批评地委的错误。杨蔚屏对地委副书记王达夫说：“这个人（指严仲儒）观点不对头，要跟他谈话。”第二天，杨蔚屏在讲话中就不指名批评了严仲儒。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说：“你们党校怎么出了这么一个副校长？”在严仲儒发言之后，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也发言批评地委。杨蔚屏说：“固始的问题那么严重，他不作检讨，还抓住地委不放。叫他作检讨。”根据杨蔚屏的指示，地委决定，将严仲儒的发言交给各小组进行“讨论”，叫杨守绩在大会上作检讨。在鸡公山会议捂盖子的时候，老红军、副省长王国华上了山，他在会上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路宪文，为张树藩和李瑞英夫妇说话，张树藩回忆中说：“王国华的发言在会上震动很大，他是第一个点名批评路宪文的，也是第一个为我说话的。”在鸡公山会议上，决定逮捕马龙山，并准备将他判死刑。省委是想用杀马龙山一个人来表示省委已经对信阳事件进行了严肃处理，以减轻自己的责任。

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九日寄给我的《关于信阳事件的忆述》中是这样介绍鸡公山会议的：

信阳饿死人的问题已经掩盖不住了，李坚、李振海等花了三个月时间的调查报告中，写上了饿死一百零五万人的数字。在这种情况下，省、地委主要负责人心急如焚，从七月二十日开始，信阳地委在鸡公山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省委派杨蔚屏、李立、刘名榜参加。原来被打成右倾的干部对这次会抱着很大希望。希望能揭开盖子。但是，这次会议还是捂盖子。面对这种情况，张树藩同志连续做了三次发言（总计长达一点四万字），揭出了信阳地区的实质问题，从而打乱了会议部署。路宪文、王达夫、延炳玉、武建华等人，背着张树藩开了秘密会议，认为张树藩继续进行右倾机会主义翻案，决定将会议转向集中批张。后在杨蔚屏等的干预下，才没有进行。……会议开到八月十五日结束，最后将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拘留。

一九六零年九月底，省委派杨蔚屏、刘名榜再次到信阳。由刘名榜向地委常委传达吴芝圃的指示：“信阳地区在历史上工作是很好的，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成绩不小。发生这个问题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就一个时期来说，至多也是三七开，至于广大干部党员，全区坏人也只占百分之四-百分之五，个别严重的地方也不过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不会太多。”“信阳地区的问题是一个时期的方针政策有错误。”在这个传达会上，杨蔚屏说：“中央对这个问题是很严肃的，省委对路宪文的处理（当时路已被撤消地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是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中央没指示，省委也没有权处理他。”（注五十五）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中央派来的李先念、徐子荣、王从吾和中南局的陶铸、王任重在吴芝圃的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让张树藩在信阳步兵学校接待他们。在招待所会议室喝茶时，吴芝圃当着中央领导人的面对张树藩说：“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知道，把省委蒙在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的问题吗？”对吴芝圃这种虚伪态度，张树藩毫不客气地反驳：“芝圃同志，你真是一点情况也不知道吗？对我进行了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否则路宪文敢斗我吗？既然省委批准的，又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我在生产救灾会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计产量时我说得少，反瞒产私分时我不仅没反出粮食反而拿出了七百多万斤粮食去给群众吃吗？我说干部强迫命令、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才给我扣上了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省委批斗我的根据不就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么说一点不了解呢？对我的批斗不是你安排的吗？我还找你谈什么？”这时，吴芝圃的脸红得像一块红布，非常难堪。张树藩还要继续说，陶铸连忙阻止说：“不要再说了，我们都清楚了，过去批你批错了，我们给你平反，不要再说了。（注五十六）

注解：

[注三十六] 杨蔚屏：《关于信阳事件的调查报告》，一九六零年十月十五日。

[注三十七] 中央和省委调查组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关于息县情况的调查》，一九六零年十月九日，河南省档案馆，年代：一九六零年；期限：永久；卷号：三零一七。

[注三十八] 《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一九九八，第四五四-四五五页。

[注三十九] 同上。

[注四十] 同上。

[注四十一] 乔培华：《信阳事件》列印未刊稿，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九日。

[注四十二] 乔培华：《信阳事件》列印未刊稿，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九日，第七十页。

[注四十三]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五九四页。

[注四十四] 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百年潮》，一九九八年第十二期。

[注四十五] 乔培华：《信阳事件》列印未刊稿，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九日，第八十六页。

[注四十六] 中央和省委调查组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关于息县情况的调查》，一九六零年十月九日。

[注四十七] 李瑞英同本书作者的谈话。

[注四十八] 当年驻信阳的新华社记者鲁保国一九九九年同本书作者的谈话。

[注四十九] 《张富同志向中央反映情况受到压制的经过》，河南省档案馆，年代：一九六零年；期限：永久；卷号：二四零五。

[注五十] 省地县联合检查组伞陂寺公社小组：《关于伞陂寺人民公社人口死亡情况及调查报告》。

[注五十一] 中央工作队魏震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报告：《关于唐邑县揭发出的几个突出问题》。

[注五十二] 中共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注五十三] 《王秉林揭发杨蔚屏的材料》，一九六零年十二月。

[注五十四] 同上。

[注五十五] 同上。

[注五十六] 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载《百年潮》，一九九八年第十二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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