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杨继绳《墓碑》（六）

【新唐人2013年11月14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四） 恐怖的饥饿和死亡

粮食强行收走了，一九五九年九月份就出现食堂缺粮现象。当时就多吃菜，少吃粮，劳动力吃粮，非劳动力吃菜，一天吃一顿或两顿，后来有的食堂几天吃一顿。到了十月和十一月，食堂普遍停伙。十一月中旬，潢川县桃林公社十二个大队一百二十二个生产队的二百九十一个食堂，缺粮的为百分之百，断粮八十多天。吴集大队在九月中旬（农历八月十三，离中秋节两天）就停止向食堂拨粮食，十月中旬全大队所有食堂全部停伙。全公社连一棵活的榆树也没有，全被吃光。桃林公社从一九五九年九月有七千六百四十五户，三万四千八百九十七人，其中男一万五千三百四十九人，女一万九千五百四十八人。一九六零年五月剩下六千九百五十三户，二万九千四百三十八人，其中，男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九人，女一万五千零四十四人。人口死亡五千四百五十九人，死亡率为百分之十五点六四，绝户六百九十二户，绝户率为百分之九点二七。何陂大队死亡率为百分之二十四点九，其中劳动力死亡率为百分之四十九。断粮八十多天，断粮后社员先瘦，后浮肿，再瘦，直到死亡。瘦弱死亡者临死时吐水。两种死亡的特点是死时不发烧，反而体温下降，临死时都能吃东西，有的甚至大喊要吃饭。吴集大队马路生产队社员杨春山，怕儿子没人管，在自己即将死去的时候，把两个三四岁小孩扔到坑里淹死，以后自己死去。（注二十六）

在断粮以后，公共食堂寻找了各种代食品：

吃稻草。稻草是喂牛喂马盖房搓绳的材料。现在，人们先用铡刀把稻草铡碎，放在大锅里炒干焦，再放在石碾上碾成碎末，再用石磨磨，磨完再过箩成面状，再掺上百分之三十红薯干面再做成窝窝头。

吃玉米杆。玉米杆是农民烧火做饭的燃料，平常年景连牲畜也不吃，现在也成了食品。吃的办法是，去掉外皮，放进锅里炒干切碎，磨成面，掺上红薯干，做成窝窝头。

吃白鹭屎。白鹭是一种水鸟，以鱼为食。屎呈青白色，不臭。饥饿的人们把白鹭屎挖回家，用水洗洗，放在锅里蒸熟了吃。

野菜、花生芽、老鼠、麻雀、草根、树皮、蚌壳、棉絮等都是很好的代食品。（注二十七）

一九九九年九月，当年新华社常驻信阳记者鲁保国陪我到信阳了解当年情况，他回忆“一九五九年下半年我乘长途汽车从信阳经罗山到固始，从车窗向外望去，看到路旁的沟里一具一具的尸体。车上的乘客谁也不敢谈论饿死人的事。在罗山县城西门外我看到一具尸体，就给罗山县委打电话反映了情况。光山县饿死人最多，死了三分之一，整家整家地被饿死，成了绝户。虽然到处有饿死人，但领导干部还是大吃大喝。我住在固始县委招待所，县委书记杨守绩请人吃饭，喝皮丝汤。”

我问鲁保国：“作为新华社记者有责任向中央反映情况，你为什么不写‘内参’呢？”他回答说：“亲眼看到说真话的人受那么多的摧残，我哪敢写‘内参’？”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日，在信阳狮河宾馆，七十一的余德鸿（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任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的秘书）向本书的作者回忆说：

粮食被征购走了，秋收刚过农民就没粮食吃。我们到遂平县石寨铺检查农业生产，路经青石桥大队，想住在这个大队里。大队长慌得不得了，我们说：“简单一点，随便弄点吃的就行。”一直到晚上九点半他才端上吃的来，是几块南瓜做的糊糊。大队长说：“瞒也瞒不住了，你们不来我们南瓜糊也喝不上了。食堂停伙几天了，我找遍了全村才找到这两个小南瓜纽纽。”我们到息县东岳庙公社王庙大队，已经下午五点半了还没有人下地。为什么不下地？农民说：“今天的饭还没吃呢！”我们还看到两棵榆树被砍倒，树皮被剥光，有人还一边剥一边吃。第二天到唐坡，高梁还没有打苞，就把秫杆青的吃了。这还是秋收过后不到一个月的情况。以后的情况更惨了。不久，食堂基本都停了。到了农历十月草根树皮吃光了。以后就大量饿死人。我家在淮滨县防胡，回去两次。阴历年前从包信到防胡几公里路边看到六具尸体，回到离我家五公里的防胡两边死人一片，一百多具尸体在野外没人埋，走到河塘两边的苇塘里，又看到一百多具尸体。外面传说尸体被狗吃了，还说狗吃人吃红了眼。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狗早被人吃完了，那时哪有狗？

信阳到底死了多少人？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上写的是三十八万多人（本书作者注：信阳地方志上写的是四十八点三万人）。据中央调查组李坚、李正海两位处长在这里调查，向中央报告是一百零五万人。我认为，一百零五万这个数字不算多，我是淮滨人，这个县四十多万人死了十八万，防胡公社（我家所在地）五万人死了二万多，死了百分之四十二，我家所在大队吴寨大队死了百分之五十二，我家所在的生产队共七十五人，一九五九年冬天两三个月就死了三十八人，我家里死了六口：我父、二伯父、二伯母、三伯父、三伯母、三伯父的继子。

我采访余德鸿两年以后，他给我寄来一份他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回忆，其中写道：

在全地区十八个县市中虽然有好有坏，灾情有轻有重，饿死人有多有少，但悬殊不是很大的，没有饿死人的社队是没有的，没有饿死人的农户比例也不是很大。我对淮滨县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些，因为我不仅是淮滨县人，五十年代初期,我还在那里担任过土改工作队的大队长、区团委书记、县委秘书、县委委员、副县长等职。记得当时淮滨县有五十万人左右，有人说死了十八万，也有人说死了十六万或十七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但从我家住的防胡公社来看，说全县的死亡百分之三十不算大。据原防胡公社党委书记熊任宽回忆，防胡公社五万人左右，共饿死了二点二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多。其中吴砦大队（我家那个大队）死亡人数占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二。小余庄生产队（我的祖居之地）共十二户、七十五口人，共饿死三十八人。冯庄大队小李生产队十三户人家死绝了九户。黄岗大队马楼村原有四百多人，饿死了三百人左右。杨围孜大队王庄生产队二百零七人，饿死一百零七人，其中死绝了六户。原地委党校副校长李心龙在老家的共有六口人，死了四口。总之，凡是我所了解的村庄，死亡人数差不多都占半数左右……我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份在回家的路上，仅包信到防胡的九公里的路旁，见到尸体约十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感到极其难过。从防胡回家的四公里的路旁，发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在防胡西的幸福河沿岸，发现大片尸体，可能有百具左右。走到何砦村西的苇塘附近又发现一片，数量也很多。……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村村有之，很多典型的悲惨事例，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了。（注二十八）

一九九九年秋，我到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见到了七十多岁的老农民余文海和他的两个儿子余海龙、余海滨。家里空空的，余海滨在北京打工，刚回来秋收。余文海当年是小队会计。他回忆说：

我爷、我娘、大爷、大娘、奶奶、两个妹妹、一个娃子全都饿死了。村西头一个坑里埋了上百人。那时四个庄一个食堂。余庄、高庄、蔡庄、徐庄都集中在余庄吃饭。锅拿走了，家里不让做吃的，连烧开水的东西也没有，只好用搪瓷缸烧开水喝。在家里想弄点野菜吃也难。有的家饿死人不抬出去，放在家里用被子盖起来。为什么放在家里？一是没有力气抬，二是想留个名额还可以在食堂领一份吃的。尸体在家里放一个冬天，鼻子眼睛被老鼠啃了。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我也吃过人。那是在大队姚庄，我找生产队长姚登举开会，在生产队办公室我闻到肉香。他说：“吃肉吧。”我问：“啥肉？”他说：“死猪肉。”我揭开锅夹一块放在嘴里，软软的。我说：“这不是猪肉。”他说这是别人割的死人肉，是从地里死人身上片下来的，他拿来一块煮着吃。（谈到这里，送我来采访的司机小陈问：人肉好吃吗？余文海回答说：蛮好吃的！就是软一点。）高庄生产队的高鸿文有三个孩子，高鸿文到光明港修铁路去了，他老婆把三个小孩都煮了吃了。在外面片死人肉吃的人不少，片大腿和屁股上的肉，饿死的人很瘦，肉不多。片来片去，外面的死尸有的只剩下骨头架子了。那时吃人大多是吃死人，吃活人是个别的。那是冬天，死尸放在外面没有坏。

余文海说，冬天过后，将死人都埋在村边的一个大坑里（这个坑是一九五八年挖的，原来是作别的用途）他领我到这个大坑边，指给我看。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是一大片长满了庄稼的土地，看不到任何痕迹。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一片令人悦目的绿色下面，竟有几百具饿殍的尸骨！不过，在原来的大坑附近，人们种了几棵树，已经长得很高了。只有这几棵吸收了饿殍营养的大树留下了历史的记忆。

河南省的档案资料留下了很多饿死人的记录。

中央工作组一九六零年六月十八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注二十九）称，据地委六月八日统计，从一九五九年十月到一九六零年四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四十三万六千八百八十二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八百零四万二千零九十七人的百分之五点九二，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十五万五千六百九十八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点九六。据工作组调查，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要多一些。

报告称，死亡人数中男多女少。据一九五九年九月底统计，全区共有人口八百零四万二千零九十七人，其中男八百零四万一千七百一十七人，女三百九十六万零三百八十人，到一九六零 年四月统计，全区实有人口七百六十四万七千八百七十四人，其中男三百七十六万九千四百九十九人，女三百八十七万八千三百七十九人，改变了原来的男多女少的情况。固始县死亡的人数当中，男的占百分之七十二点三，女的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七。另据平舆、汝南等八个县死亡人数统计，男的占百分之五十六点六，女的占百分之四十三点四。

报告称，壮年劳动力死亡多。潢川县死亡人数中，青壮年占百分之五十四点七，固始县青壮年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九，淮滨县六大队死亡的一千四百六十四人当中，劳动力占百分之五十四点二。与此相关的是造成很多孤儿。仅固始县七一公社就有三百七十多名孤儿，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就有二百多名孤儿。

报告称，各地有一些死绝户。据潢川县仁和公社的陈湾、杨集、彭店等五个大队统计，死绝户为二百三十八户，占原有二千三百七十三户的百分之十。陈湾大队因死亡人数过多，把原有的五十一个村庄合并为四十一个村庄。

报告称，社员比基层干部及其家属死亡率高。据淮滨县桥沟公社的万围、左围大队统计，万围大队、生产队干部死亡占百分之八点八（二百零四人，死亡十八人），社员一千五百一十五人，死亡四百零四人，占百分之二十六点七；左围干部死亡占百分之十一点八，社员死亡占百分之十五点二四。该县城郊公社杨波大队共有一百五十六户，没有死人的三十一户，其中干部十三户，炊事员四户，磨面的一户。该大队前店生产队共三十一户，没有死人的六户中就有干部五户，炊事员一户。

“五类分子”（即历次政治运动中定的地、富、反、坏、右）比劳动群众死亡多。据上述左围大队统计，该大队贫农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三，地主富农死亡占其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一，坏分子二百一十四人，死亡八人。

信阳饿死人最多的时间是一九五九年十月到一九六零年一月这四个月。一月后还在继续饿死人。

省地县联合调查组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小组一九六零年六月三日提供的报告（注三十）称：

从一九五九年十月到一九六零年四月，全公社共死亡人口六千六百六十八人，占该公社总人口的比例为百分之十四点五，谈店大队黄营生产小队小黄营食堂原是四个村庄二十一户、九十六人，死五十人，占原有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三，死绝了两户，现在这四个村庄并为一个村庄。徐营子一家四口人，大人先死，没人埋，后来两个小孩也死了，四具尸体整整放了十几天。伞陂寺大队陈寨生产队杨大围子小队原有二十三户、一百一十九人，死五十一人，死绝三户。由于死人太多，没死的人没有力气，死人没有人埋。杨有兰一个小孩死在食堂里整整放了十几天。后来还是支书程林德找人在一个坑里埋了三十六具尸体。

朱岗食堂，三十七户，共一百三十八人，死亡四十七人，死绝五户。没死人的户是干部、会计和劳动力多（挖野菜的人多），死绝户是劳动力少，没人挖野菜。

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写道：

信阳五里店村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将其四、五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母都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这个案子送到我这里我很难办。法办吧，是生活所逼。我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是把这个小女孩抓起来了。我的想法是，不抓起来也是饿死，不如让她进派出所，还有口吃的。

（注：《百年潮》发表张树藩这篇回忆时，删去了这一段。本书作者依据张树藩夫人李瑞英提供的原稿补上这一段。）

信阳死人数量最多的是光山县，死人比例最大的是淮滨县。信阳的老干部对本书作者说，省监委书记刘名榜、地委书记路宪文的小车是从死人的尸体旁边开过去的，但他们却没有向上反映情况。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调查报告说：“光山县死亡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以上。槐店公社大梨树大队死亡百分之六十以上，潢川县双柳公社新华大队死亡百分之六十五以上，十三个村庄没有人烟。”（注三十一）

饿死这么多人，没有人哭。死尸冬天没处理。一直到春节发粮食，公社出面组织人，一人发一副手套往土井（一九八五年挖了不少这样的井）里拖，尸体都变形了也分不清谁是谁，拖到一个土井里集体埋了，一般是一个土井埋一百多人。

中央和省委调查组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三人在一九六零年十月九日写的关于息县的报告中说：

据县委的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五九年十月到一九六零年四月，息县共死亡十万四千五百二十三人，占全县原有人口的百分之十四，……实际上死亡人数不只此数。这是因为，第一，时间上卡头去尾，实际上十月以前就死了不少，一九六零年三季度还在饿死人。第二，正常死亡人数界限定得过高，不少非正常死亡纳入了正常死亡。我们估计息县死亡人口在十二万到十四万之间。县公安局统计数是十三万。人死了，就合并村，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村庄五千四百八十九个，现在只有四千八百零五个，减少了六百三十九个。…..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社员张文儒于去年十一月间到野外剜尸体当牛肉卖，每斤三角，被发现后遭毒打致死。贫农李世平和其子李心泉、其女李小妮三人夜间到坟地扒尸体，因与中农社员王振宇争夺尸体，李世平父子将王振宇打死，并将王的尸体抬回家煮吃，被干部发现，用刀背对着李的头部狠打，当即致死。…..陈登常，三十八岁，息县项店公社人，中农成分。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将他病重的六岁亲生女儿掐死煮吃，五月二日，又将队里的两岁男孩尸体吃掉，被捕后判二十年，已死于狱中。（注三十二）

在群众大量饿死的时候，干部多吃多占的情况比较普遍，淮滨县汤坡大队前店生产队的社员说：“我们饿肿了，干部吃胖了。”就是这个汤坡大队，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上旬，每人每天半斤红薯，另加红薯叶大人一碗，小孩半碗；十月二十一日到十一月二十五日，每人每天四两红薯和少量的红薯叶，十一月二十六日到十二月上旬，全吃青菜，大人一碗，小孩半碗；十二月中旬，五天时间每人一天只吃一顿菜，在这以后连续停伙五天。就在这种情况下，抗旱二十天，每天只睡两三小时。（注三十三）省委检查中心桃林小组《关于潢川县桃林公社因生活安排不当发生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潢川县何陂大队死亡率百分之二十四点九，其中劳动力死亡率为百分之四十九。全大队六十个生产队干部只死两个人（群众反映这两人是好干部，没有多吃多占）。二十三个大队干部不仅没有一个死亡，而且连浮肿病都没有（后来查明，大队干部自去秋以来，到一九六零年五月十三日，多吃和往家里拿，计牛猪肉三千斤，鸭子三百余只，鱼一百五十斤，羊十五只，香油五百七十斤，粮食五千多斤）。

由于反右倾，干部们都不敢说真话。信阳专署机关党委书记李文耀，其妻姓文，回老家看到煮人肉吃，她没有吃，带给孩子吃。李文耀的父亲饿得走不动了饿死在街头。但李文耀还是说形势大好，还积极批判张树藩、余德鸿。余德鸿说：“你老婆吃过人肉，你爹饿死了，你还批我，你有人性没有？”

信阳地委副书记王达夫分管反右倾运动，态度很坚决，整人很厉害。他是新蔡县人，新蔡饿死人不少，他家不少亲戚到他家，他是知道真实情况的，但他反右倾越反越有劲。信阳事件以后他还是当地委副书记。余德鸿等到省委告他，说他在信阳事件中有责任，省委才给他记过处分并调动工作。

就在信阳大量饿死人、人相食普遍发生的时候，《河南日报》还宣传形势一派大好，连续发表七篇“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文章。

余鸿德说：当年信阳库里有粮十亿多斤，当年产量二十九多亿斤，共四十亿斤。守着这么多粮食还饿死人，真不应该。如果开仓放粮，就不会饿死人。后来还是信阳自己库里的粮食解决的，没有从外面调粮食。饥民看着粮库里有粮，也没有人想到抢粮食。有的农民坐在旁边等着政府开仓放粮，他们坐在粮库旁边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

尤太忠将军是光山县人，他老家饿死人最多。他回家探亲后回部队说了真话，挨了批评。湖北省长张体学是新县八里畈人，他家有亲戚饿死了，他回家看过，回去反映过情况没起作用。在那种体制下，连这样的高官说真话都没人听，老百姓就更没有地方说话了。

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一九六零年六月的统计数是四十三万六千八百八十二人，十月的统计数是五十四万九千一百七十一人，十二月的统计数是一百万人：

中央调查组引用的地委六月八日统计，从一九五九年十月到一九六零年四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四十三万六千八百八十二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八百零四万二千零九十七人的百分之五点九二，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十五万五千六百九十八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点九六。

河南省委在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中是这样写的：“据今年十月分统计，信阳全区去冬今春死亡五十四万九千一百七十一人，占全区总人口八百四十万人的百分之六点五四。死人最多的是光山、固始、息县潢川、商城、正阳、罗山等七个县。在全区四千四百七十三个生产大队中，人口死亡占总人数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有五百二十个大队，其中有些大队死亡人数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光山死亡九万七千一百五十四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九点八七，死绝户五千六百三十九户。”（注三十四）

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六日在中共河南省委常委会上说：“整个死亡数字还在增加，破坏实在严重，八百万人死了八分之一的样子。”（注三十五）

一九九九年以后，我在信阳、郑州、北京访问了当年信阳事件的当事人，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信阳事件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是一百万人，可能更多。

注解：

[注二十六] 省委检查中心组桃林小组：《关于潢川县桃林公社因生活安排不当发生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一九六零年六月三日。

[注二十七] 康健：《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四六三-四六五页。

[注二十八] 余德鸿：《关于信阳事件的忆述》，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七日，十一月九日寄给本书作者。

[注二十九] 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河南省委工作组于桑、武人文：《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一九六零年六月十八日。

[注三十] 省地委联合检查组伞陂寺公社小组：《关于潢川县伞陂寺公社人口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一九六零年六月三日。

[注三十一] 杨蔚屏：《关于信阳事件的调查报告》，一九六零年十月十五日。

[注三十二] 中央和省委调查组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关于息县情况的调查》，一九六零年十月九日。

[注三十三] 中共淮滨县委：《关于发生浮肿病和其他疫病造成死人情况的再次检查》，一九六零年六月七日。

[注三十四]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一日。

[注三十五] 徐子荣同志在省委常委会上的讲话，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六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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