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13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三） 血腥的反瞒产私分运动
征购指标太高，征购工作就很困难。农民交不起粮，政府反而认为是生产队隐瞒了粮食产量，私分了粮食。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就在农村以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方式反瞒产私分。用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留下的口粮和种子。农民稍有不满就要挨打，甚至被打死。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六日，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在电话会议上推广了确山县召开万人大会反瞒产斗争的经验。
鸡公山现场会把反瞒产私分推向了高潮。二零零一年三月，七十七岁的李瑞英（张树藩夫人）向我介始了她亲身经历的鸡公山现场会的情况。她当时任信阳地区妇联主任。一九五九年六月，地委让妇联主任李瑞英带一个工作组去鸡公山公社总结亩产万斤水稻的经验，这是信阳县委书记徐国梁的试点。李瑞英等在那里呆了一个月，发现这个典型是假的，农民都在挨饿。她没有总结经验，以工作组的名义向地委书记路宪文写报告，要求给这个公社二十一万斤粮食。路宪文不但没给粮食，还给李瑞英扣上了右倾的帽子，又派地委副秘书长王秉林去。王秉林到鸡公山公社也发现社员挨饿，回来对路宪文说了实话。路宪文说：“王秉林也动摇了。”王秉林怕被打成右倾，按照路宪文的意见，在鸡公山公社组织了一个反瞒产私分成果的现场会。会上展示查出来的瞒产私分的粮食。在这些箔屯里，上面只有薄薄的一层粮食，下面都是稻壳。在鸡公山现场会上，地委提出，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干部要过“三关”：群众叫喊关，人口外流关，食堂停伙关。接着，又组织干部参观罗山县“四摊子反瞒产私分会”（四摊子：干部会，贫农会，统计会计会，富裕中农会），在这以后，大部分县召开了贫雇农大会、现场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谁要是说没有粮食就要被扣上“否定三面红旗”、“否定大丰收”、“右倾”等政治帽子，并进行批判斗争。还把食堂缺粮停伙说成是群众威胁干部，把群众遗弃子女、饿死路旁说成是“向党进攻”。 （注十三）
在反瞒产私分中，对干部和群众采取了种种刑罚，大批农民和基层干部被打死、打伤。乔培华根据有关档案撰写的《信阳事件》（未刊稿）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血淋淋的事例：
一九五九年九月底，汪小湾小队社员汪平贵被迫交出家里的一点粮食，还遭到扁担毒打，因伤势过重，五天后死去。汪死后不久，全家四口人相继饿死；
一九五九年十月，罗湾小队社员罗明珠无粮可交，被捆绑吊起来毒打，并用冷水淋冻，罗第二天死亡；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三日，陈湾小队社员王太书因无粮可交，捆绑后用扁担和大棒毒打，四天后死去，留下十四岁的女儿王平荣，也被饿死；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熊湾小队社员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捆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被打死后留下八岁、十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九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淋冻，陈家父子七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日，大栗湾小队队长刘太来，因家中无粮可交，被捆绑起来毒打，二十天后死去；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晏湾小队社员郑金厚、罗明英夫妇，在反瞒产中，从家中搜出银元二十八枚，遭毒打致死，留下三个小孩无人看管全被饿死；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五日，陈湾小队社员陈银厚被诬陷家有存粮，脱光了他的衣服，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用冷水淋冻，两天后死去；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八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粮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六天后死亡。徐一家六口随后全部饿死。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八日，晏湾小队社员钟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日，熊湾小队社员王其贵，因无粮可交，遭到毒打身受重伤，十天后死去；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晏湾社员徐林生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两天后死去；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晏湾小队社员余文周，因交不出粮食，余文周及其十五岁的女儿余来凤都遭到残酷毒打，因伤势过重，十天内父女二人先后死亡；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大队干部，就将冯吊在大队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六天后死亡；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徐湾小队社员张芝英，因交不出粮食，惨遭毒打后又用冷水淋冻，致使张当场死亡。张的三个小孩也先后饿死；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徐湾社员涂德芝，因无粮可交，被捆绑到食堂，毒打成重伤，十天后死去；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徐湾小队社员简明秀，因交不出粮食遭到毒刑拷打，再用冷水淋冻，十天后死亡；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熊湾小队社员郑中林，因无粮上交，遭毒打后不省人事，四天后死亡；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徐湾小队队长徐志发，因没有从村里搜出粮食，被大队干部用劈柴、棍棒毒打，十天后死亡；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徐湾小队社员涂德怀，因无粮可交，遭毒打，十天后死亡；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罗湾小队社员李良德，因无粮可交，被连续毒打五次，直至死亡；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九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捆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冷水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十七岁）声张，诬陷其宰杀耕牛，捆绑起来毒打致死；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九日，陈增厚，因无粮可交，被毒打成重伤，五天后死亡；
一九六零年一月八日，陈湾小队五十四岁的社员李陈民，在家煮饭被干部发现，以“粮食来源不明”罪，对其毒打，第二天就死亡。（注十四）
光山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四十多个农民，打死四人。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百分之九十三。关于这个槐店公社，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向吴芝圃的报告中提供了更加重要的情况，现摘抄如下：
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秋灾，全社平均亩产一百七十二斤，总产一千一百九十一万斤。公社党委报亩产六百二十六斤，总产四千六百一十万斤。县里分配征购任务是一百二十万斤。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口粮搜刮一空。征购入库一千零三十九万斤。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现象相继发生。刘文彩和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死人归于富裕中农进攻，阶级敌人的破坏，归结为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反瞒产斗争持续八个月之久。六、七十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全公社原有三万六千六百九十一人，八千零二十七户。从一九五九年九月到一九六零年六月，死亡一万二千一百三十四人（其中，男七千零一十三人，女五千一百二十一人），占原有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三。全家死绝的有七百八十户，占原有总户数的百分之九点七。姜湾一个村原有四十五人，死亡四十四人，只剩下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
全社有社、大队、小队干部一千五百一十人，打过人的就有六百二十八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一。被打的有三千五百二十八人（其中干部二百三十一名），当场打死群众五百五十八人，打后致死的六百三十六人，致残的一百四十一人，逼死十四人，打跑四十三人。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十三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冻饿而死。
公社机关食堂分三种灶别：书记吃小灶，委员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小灶顿顿有肉、鱼、鸡蛋、油炸花生仁。
这里打人有历史。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时没有一个右派不挨打的。他们别出心裁地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头上剃上“右”字，把犯错误的人集中起来用猪槽盛稀饭，让他们用手抓着吃。
广大群众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子女，抛尸路旁。全公社有三百八十一人因饥饿难当破坏尸体一百三十四具。（作者注：这里说的“破坏尸体”就是从尸体上割肉回家吃）（注十五）
在政治高压、残酷斗争的情况下，说假话成了人们的一种生存本能。潢川县委委员宿世良、农工部长徐从在伞陂寺公社搞社会主义教育，他们白天在生产队里吃不上一顿饭，被迫晚上回公社吃一顿，但不敢说生产队已经停伙的情况。伞陂寺公社党委书记莫怀光在下面工作一天半没有吃到饭，回公社不敢说下面的情况。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贾新元在信阳事件发生后对省委工作组说：“当时我不是不知道，去年报名服兵役的二百人当中，体重合格的只占百分之四十，一天死一、二百人我也知道，自己思想斗争很激烈，曾经三次到县里反映情况，但因怕戴右倾帽子，走到县委院里、门口，返回来了。回来还不得不搞反瞒产私分运动。”公社书记宋士九到伞陂大队督促征购，这个大队的队长对他说：“下面实在没有粮食了。”宋书记批评大队长：“你这是右倾思想，你看问题太简单了！”这个大队共召开了四次的反瞒产、查漏洞的大会，四个生产队长都被批判，三个队长被大会斗争，二十四个作业组长人人过关，其中十九人被斗。这个大队被迫报出藏粮二十四万斤，但验收时一颗粮也没有找到。（注十六）
一九九九年九月，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老农民余文海（他一九五八年曾任生产队会计）向本书作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把生产队干部集中到张李开会。让报粮食。不报就集训、批判、 斗争、拷打。结果说出这里有一仓库谷子，那里有一仓库黄豆。报了粮食就要上交，明天几点钟送到。为了过关，我们队也说了假话。第二天我守在队里的电话旁，十点钟，电话响了，问：粮食送来没有？我说，正在装。十二点钟又来电话；粮食为什么还没送到？我说正跑在路上呢！后来又来电话催，我说，我是会计，不知道！晚上又集中开会，不说假话就挨 打。怕挨打，多数人都说假话。”
就在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各级干部并没有想到救人，而想的还是如何完成征购任务。潢川县任务完成得不好，省委让他们写一个报告。潢川县委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日的报告认为，粮食征购困难的原因，首先是县委和公社党委领导思想不够明确，对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斗争的艰苦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对粮食问题是我们同资本主义在农村斗争的焦点缺乏深刻的理解，思想麻痹。其次，党内外一部分干部右倾思想成了粮食工作的主要危险，突出表现是不承认大丰收。第三是干部作风不够深入，抓得不具体，不细致。这个报告提出要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辩论来搞征购。（注十七）其实，写这个报告时，潢川县已经大量饿死人了，报告对此只字未提。
然而，中共河南省委很喜欢这个报告，并于十一月十七日向全省转发，提出了要组织粮食入库的新高潮。怎样掀起高潮呢？省委在转发潢川县委的报告的按语中写道：
省委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提的情况很具体，不仅找到了粮食征购完成不好的根本原因，而且以反右倾鼓干劲保卫总路线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材料准备。
潢川县桃林公社，食堂停伙、社员挨饿不仅没有放松征购，反而更加紧了。县里说，下面有粮食，就是不拿出来，别看白天食堂停伙，晚上吃干饭，让各级查漏洞、查隐瞒，见粮就往上送。吴集大队杨楼生产队留了二十五斤“泥巴苏”稻种（水稻的一个品种），也拿去顶征购任务入库了。县、公社几乎每天开电话会议，要进度，搞评比，让任务完成不好的队在大会上作检查。有的大队书记听说要开电话会议就吓得发抖。何陂大队为了查漏洞、查瞒产，搞车轮战术，大队干部轮流值班，一连开了十天十夜生产队干部会，动员，辩论，自报隐藏粮食数量，下去验收，验收没找到粮食就再动员，再辩论，再自报。最后把全大队所有的草垛都扒了一遍，才搞出了三千多斤粮食。（注十八）
县社干部这种态度是上级逼出来的，更是那种政治体制下的必然结果。信阳事件发生后，中共潢川县委在一九六零年六月三日的检查中写道：“我们的想法是，要千方百计地完成征购任务，保持连续三年潢川在征购工作中的红旗。在征购任务完成了百分之六十进展很困难时，地委召开了电话会议，我们排到了倒数第三名，省委宋致和书记在电话会上点了潢川的名。”“ 我们分不清实事求是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界限，个人主义思想严重，患得患失，不敢说实话，怕把产量报低了，说是否定大跃进、大丰收，怕受批判，怕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注十九）官员是上级任命的，上级满意，官运就亨通，上级不满意，就会丢失前程。所以，迎合上级，不顾老百姓死活，也就是必然的了。为了讨好上级，就逼下级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一级逼一级，逼到下面就不择手段了。打人，就是最常见的手段。
息县的征购工作也很残酷。十一月初，在食堂停伙、人口大量死亡的情况下，强征购、反瞒产仍在继续进行。公社代理第一书记钱庆怀，在他主持的十个大队中，每天夜里十二点开汇报会，凡是征购任务完成排在后三名的，当夜进行批斗。据这个片（编按：即负责的范围）八个大队统计，被斗的大队干部二十二人，小队干部三十九人，作业组长四十四人，当场打死一人，打后死去的七人。对讲实话的干部一律扣上“否定成绩”、“右倾分子”的帽子，进行无情斗争。叶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炳智说没有粮食，征购任务完不成，当场被斗，四个人抬起刘的四肢，像“打夯”一样往地面上摔打，鼻流血，腰被摔伤。（注二十）四十年以后，我到息县采访，这里的老农民还记得这位钱书记。老农民说，钱庆怀原来是副书记，公社书记熊永宽到县里开会去了，让钱留下来搜粮食，他带领十员大将（公社武装部长等打手），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搜，有一点粮食就弄走，搜走了上万斤粮食，因此他有“政绩”，由副书记升为代理书记。息县在反瞒产私分的斗争中，对被斗对象施行了惨无人道的刑罚：捆绑、吊打、揪头发、炒盐豆。
我在调查中发现，山东、甘肃在反瞒产中也有这种刑罚。什么叫炒盐豆？一九九九年，我问了不少河南人和山东人都说不知道。二零零零年八月，我在甘肃省通渭县找到了一位被炒过豆子的老干部，他向我介绍了这个刑罚的情况：执行者有很多人，他们站成一个圆圈，被炒的人（一个或多个）站在中间，四周的人把他们从这边推到那边，又从那边推到这边，这样不停地推来推去，被炒的人倒在地上，再命令他站起来继续“炒”，直“炒”到站不起来被抬出去。一些有心脏病的人被“炒”死了。四川省把这种刑罚称为“洗毛芋头”。
据不完全统计，在反瞒产过程中，息县全县共打死、逼死群众以前零六十五人，其中当场打死二百二十六人，打成重伤以后致死的三百六十人，自杀的四百七十九人。基层干部被打死二十九人，打残四十六人。据防胡公社九个大队统计，二十九个干部打死群众九十一人。大队支书王心月亲自打过一百五十多人。副支书朱炳堂手拿皮带见人就打，打过四十四人，打死人数未查清。大队团支书王凤才共打过三十六人，据群众反映，他打死了十六人，他自己只承认三人。（注二十一）
一九五九年冬天，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原称卫星人民公社）第二任党委书记郭书志（第一任书记陈丙寅被上级派遣组成“中国嵖岈山人民公社农业代表团”出访印度）接任时，粮食已被征购一空，他正发愁没粮食吃的时候，接到了地委书记路宪文的电话，路书记火冒三丈地吼：“当前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十分激烈，你死我活。大丰收是客观存在的，是事实，不承认是不行的。嵖岈山人民公社是闻名全国、全世界的地方，怎么也发生闹粮问题？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狠狠打击闹粮的不法分子。私分瞒产是普遍的，多数是在干部有组织有领导下进行的，他们藏粮食从天空到地下，从山坡到河沟，从村内到村外，这是造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要开展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极右派的斗争，不要手软，要狠狠地斗，狠狠地批，把粮食挖出来。明天，你们遂平县要组织一个挖粮报喜的高潮，向地委报喜。否则，以违犯党的组织原则论处。”
在路宪文的命令下，遂平县委书记蔡中田急忙赶到嵖岈山人民公社，对郭书志说：“开会，召开三级干部会，快。”很快，全公社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集中到公社办公处前的空场上。他们的讲话很严厉；“我们要下决心、下狠心把粮食挖出来，不留一点死角。该斗的斗，该捕的捕，不能手软，更不能姑息迁就。谁庇护他们，就连他一块斗。”接着分组讨论，自报粮食。
胜桥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德，在县里召开的三天反瞒产私分大会上吓病了，在家吃了几天药刚刚见好。听到通知他开会，心里就很紧张。听说要留下来讨论挖粮食，心里一急，眼前发黑，一头栽倒地上，口吐白沫，下意识地说：“没粮食……真的……没粮食……”人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抬进屋子里，仍然浑身发抖。一位叫包根的小队会计，被当作重点突破的对象，对他开展批斗。包根经不住拳打脚踢，就说生产队长朱遂平和他本人藏了粮食五百斤。朱遂平立即就成了批斗对象。他开始看不起包根的软弱，昂首挺胸地站在人群中间。一阵拳打脚踢之后，朱遂平倒在地上，又被人揪头发拉了起来。有人拿来一条凳子，让朱用一只脚站在凳子上面做“金鸡独立”。没待朱站好，就有人冲上来一脚踢翻凳子，朱遂平倒在地上。人们冲上去又是一暴打。打过，又让他做“金鸡独立”。朱被打得血流满面，还没承认藏粮食。于是，就用一根细麻绳把朱捆了个结实，麻绳勒进肌肉里，再把绳子搭到树上，使劲一拉，朱遂平就被吊在空中。不到一袋烟的功夫，朱遂平满脸豆大汗珠往下滚，脸呈猪肝色。朱遂平开始求饶：“放了我吧，我说，我全说。”参加会议的生产队干部看到这势头纷纷交待：这里藏粮食多少万斤，那里藏豆子多少万斤。三级干部会大获全胜。中共遂平县委立即向信阳地委报喜：三天挖出粮食四万五千九百多斤。会后按照大家交待的去挖粮，一两粮食也没有找到。（注二十二）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已经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了，河南省委还念念不忘征购任务。省委副书记宋致和十二月四日给省委的报告中写道：农村生产情况很好，“在逐步认清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强调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发动群众深入工作后，部分县（新蔡、上蔡、汝南）的征购进度有较快的进展，完成了任务，而有些征购进度仍然迟缓，至今完成情况很差。”他认为“没有完成任务的原因大致可分三种”，一是大丰收，征购任务不重，能够完成任务，基层干部存在思想问题；二是有思想问题，也有工作问题；三是工作努力，但生产差。他认为“凡是大队和生产队贫下中农占优势、掌握了领导权的，既能完成征购任务，也能安排社员生活；凡是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为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篡夺了领导权的，瞒产私分严重，既不肯完成征购任务，社员生活也没有很好安排，因为他们瞒产私分的真正目的是要搞垮食堂。”，不过，宋致和在这个报告中还是拐弯抹角地为农民说了两句话：“这些地区目前不应该单纯地抓粮食征购了，必须全力转为抓好分配，安排好社员生活……如果再硬突粮食征购，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注二十三）
光山县城关公社李堰湾大队，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全被征光了，食堂普遍停伙断炊。食堂停伙以后，大队干部还规定“三大纪律”：不准社员家中冒烟，不准挖野菜，不准外逃。大队组织了一个由十二个人组成的搜查队，对社员家三天搜查一次。这个大队二十五个党员中，有二十一打过人。社员称大队办公室是“阎王殿”。全大队原有三百四十六户，死绝了的有三十九户，原有人口一千四百九十六人，死亡五百五十五人，其中，饿死四百九十人，打死五十五人，逼死十人，遭受毒打的有四百三十八人。（注二十四）
中共河南省委事后报告：“全区大队以上的干部共有无万人，犯有种种违法乱纪的干部估计不下百分之五十，一时打人成风，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死、逼死、打残，绝大多数公社、队设立监狱和劳改队，乱捕、乱扣成风。”（注二十五）
注解：
[注十三] 二零零一年三月李瑞英在家中（北京前门西大街二号楼六门二零二室）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注十四] 乔培华 ：《信阳事件》，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九日打印未刊稿，第七十-七十二页。承蒙乔培华同意本文转引其中有关记载。
[注十五] 李立：向吴芝圃的报告，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注十六] 余德鸿对本书作者的谈话。
[注十七] 中共潢川县委：《关于粮食征购问题的报告》，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日，中共河南省委于十一月十七日向全省转发。
[注十八] 省委检查组桃林小组：《关于潢川县桃林公社因生活安排不当发生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一九六零年六月三日。
[注十九] 《中共潢川县委关于死人问题的再次检查》，一九六零年六月三日。
[注二十] 中共中央组织部赴河南调查组：《关于息县和防胡反瞒产私分的情况》，一九六零年十月九日。
[注二十一] 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关于息县情况的调查》，一九六零年十月九日。
[注二十二] 康健：《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四一八-四二四页。
[注二十三] 《宋致和同志关于信阳地区几个县当前几项主要工作情况的报告》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
[注二十四] 乔培华 《信阳事件》打印未刊稿，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九日，第六十九-七十页。
[注二十五]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开除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党籍，判处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死刑和对信阳地委死人事件处理几个政策问题的请示》，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一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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