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8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二）
发生在我家里的悲剧同时发生在全国上千万个家庭中。
读者将会在本书的第二十三章中看到，我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确认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期间，中国饿死三千六百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四千 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人的数，共计七千六百万人。
在信阳，在通渭，在凤阳，在亳州，在罗定，在无为，在馆陶，在济宁，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正是应了毛泽东的两句诗：“千村癖藜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且不谈应该出生而没有出生的四千万人，饿死三千六百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四百五十倍。（注一）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四百五十枚原子弹。这是投向日本两棵原子弹中较大和一棵。
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注二）的一百五十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一百五十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二百万人。中国一九六零年一年就饿死一千五百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五千万之间 （注三）。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三千六百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一九二八-一九三零年全国二十二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口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一千万人。从一九二零年到一九三六年，十七年灾荒合计死亡一千八百三十六 万人（注四）。李文海等人所着《近代中国灾荒系年》和《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认为上述数字过大，他们认为，一九二八-一九三零年的死亡人数不到六百万，是最严重的一次；一九三一年长江大水死亡人数是十四万。一九五八年饿死人数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荒死人数的好几倍。
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一九九九年秋，我到信阳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七十多岁的农民余文海把我领到村外一块麦地边，他指着麦地中间的几棵树对我说：那长树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大坑，上百具尸体就成堆的埋在那里。如果不是当事人余文海指认，谁也不会知道，在绿油油的麦苗和挺拔的树木下面，深埋着惨烈的悲剧。
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甚或煤块都用来填肚子。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着观音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那时，“人相食”不是个别现象，古籍记载“易子而食”，而在大饥荒年代，吃亲生儿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阳的一些县里，在甘肃通渭，在四川，我都听到了当事人讲述的骇人听闻的吃人故事。我还见到过吃过人肉的人，听他讲述过人肉的味道。从我得到的可靠资料分析，人吃人的事件全国有数千起。（注五）这些悲剧，本书在各省章节里，有着详尽的记载。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
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一切官方文件，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对饿死人数的统计，各级干部弄虚作假，千方百计缩小死亡数字。为了永远掩盖这一事实，当局还下令销毁各省报上来的人口减少数千万的资料。
逃往香港的难民和海外侨民的国内亲属传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体据此陆续发出了一些有关中国大陆发生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是零星的，极不全面的，但中国政府一概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蔑”。为了扭转世界舆论，中国政府邀请了一些“友好人士”来华访问，希望借他们的笔“澄清事实真相”。对这些来华访问的人士，中国政府作了极其周密的准备，精心安排了各种行程，包括访问地点、接触人员以及接待外宾的台词等等。外宾访问时，与老百姓高度隔离，有的地方有意布置丰衣足食的假象。当时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的方实，曾经承担过陪外宾到安徽考察的任务。在他八十五岁的时候，曾向我谈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骗外宾的情况（见本书第四章）。受骗的外宾，回国之后，发表文章，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赞扬中国的“伟大成就”，说中国不但没有饥饿，而且人民丰衣足食。英国记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一九六五年那本谈中国的名著《无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说，一九六零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事。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受骗后再骗别人的外宾之一。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成为“出口转内销售”的产品，在《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上发表，作为统一思想，压制国内的不同看法的工具。
在事件发生二十多年以后，一些外国学者和旅居在国外的华人，才开始对这场空前的悲剧，作了一些介绍和研究。这些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由于研究者远离中国本土，又无法看到中国档案馆里的内部资料，阅读他们这些研究成果，总是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我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全国各地的有关资料，访谈经历过大饥荒的人。我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十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我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三、四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注六）一九六二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注七）可是，大饥荒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在中国国内还没有这样一本书。这不仅是历史的遗憾，也对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我花了几年时间，终于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也算是几千万饥魂亡灵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饥饿的亡灵得到安慰。
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账，“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是的，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应当立上巨碑，以警后世。我想，为了牢记历史教训，仅有我这本书是不够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纪念碑，日本广岛、长崎有了纪念碑，欧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战纪念碑。
中国也应在一切饿死人密集的县份（如信阳，通渭，罗定，亳州，凤阳，遵义，金沙，郫县，荣县，丰都，大邑，馆陶，济宁等等），在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贵州、河南、山东、甘肃、青海等省的省会城市，以及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也是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灾难，从中吸取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注解：
[注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国飞机向广岛投下了原子弹炸死七万一千人；八月九日，美国飞机向长崎投下了另一颗原子弹，炸死八万人。
[注二] 据官方报道，在唐山大地震中，唐山市死亡二十四万人。
[注三] 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卢佩文、刘幼兰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一年，下册，第四二七页。
[注四] 邓云特 ：《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三年，北京，第一四二-一四三页。
[注五] 本书第一版到第七版曾引用李锐的估计，说当时人吃人的记录全国至少上千起。二零零九年七月，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向作者提供的资料：一九六一年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的报告说，全省人吃人的事件有一千二百八十九起。青海省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三百多起。加上四川、山东、河南及全国各地，我这里说数千起应当没有夸大。
[注六]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九十页。
[注七] 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零七-一零八页。
（待续）
作者授权发表，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