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6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附录十一：我划右派的全过程
日本投降后不久，我们这儿的农村里，能跑出来逃活命的地主都跑到城里来了。这些流亡地主，家家都是共匪流血斗争的受害人和见证人。满城弥漫着咬牙切齿的对共产党的愤恨。那时我十三、四岁，正在上初中，课上课下，言谈话语，三句话离不开揭露土改中血淋淋地套着牲口拖死地主，上“望蒋台”摔死地主，烧红的铁环套在地主的头上等等惨绝人寰的话题。对此，我在作文上写道：“毛泽东是国家的败类，民族的蟊贼，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不期，时至今日，六十多年过去了，验证这一结论竟用去七千多万条中国人鲜活的生命。
“解放”那年，我刚进入十六岁，求知欲之高不让食欲。我大口大口地吞食新知识，狠命地学《新民主主义论》、《人民公敌蒋介石》，甚至于啃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半懂不懂，在强烈的新奇感支配下，生吞活剥，好像在吃尽命食。再加上听报告，参加暑期青训班学习《社会发展史》等唯物史观知识。初经洗脑之后，貌似“恍然大悟”，啊！原来真理在共产党这一边。我虽信不过共产党把一切铁证如山的罪恶都归之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但说是土八路胡作非为，毛主席不知下情，我却认可。时日顺延，中毒益深，后来参加工作，当了教师，直到反右时，我都是竭诚拥护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但偏偏是，他老人家发动的反右运动 ，“锅里下了我的米”，而我又偏偏不愿意“吃不了兜着走”，这就展开了一场人家反我的右派、我反人家的反右派，在寡不敌众的情势下，垂死挣扎了八个月。虽未获胜，也未认输，算是与阵地共存亡。
一九五七年暑期，经过两天学文件，接着就是倾盆大雨，我的大字报被贴得里三层、外三层，花红柳绿，我真的陷入了灭顶之灾。幸好有我的好友、刚出大学门的王豪杰（教历史课）给我打气，说：“振作精神！锄他们的毒草！”因为他是干部子弟，有正义感，所以话说得直出直入，毫无遮拦。到底他老子是多大的干部？他没告我，只是说，他父亲曾亲自跟聂荣臻说过话。在他眼里，好像反右运动就是要锄他们的毒草。学校党支书梁乖真及其麾下的专吃政治饭的狼一群、狗一伙，统统都是邪恶、凶恶、丑恶之辈。他为他们起了别有一番趣味的绰号：熊包（狗屁不通）啦，一滩儿（鼻涕）啦，河漏（一种食品，方言谐音“何辣！”）啦，长舌妇（溜沟子）啦！……
我拿着钢笔，在别人贴给我的大字报的空白处，批上我的回答：
问：“你为什么为储安平的‘党天下’摇旗呐喊？……”
答：“我只说过他当过《观察》的主编。”写时笔尖朝上，写着写着就不下水了，我又换了一支铅笔。
问：“为什么在章乃器受到批判时，你对梁书记说他‘心安理得’，是不是要向党示威？你还说他知识分子的骨气令人佩服！”
答：“我才是道听而途说呢！是在一个象墨水一样黑的夜晚，远远地听到有人如此说。”
对贴在袁鸿儒老师办公室门前、那棵歪脖子树上的大字报，我只能腹诽了，因为铅笔无法在那上面画道道。贴在我鼻子上、正对屋门口的那个壁报架上的大字报，让我开门见山：
“魏紫丹！你为什么要为葛佩琦说‘杀共产党的头’拍—手—称—庆？”
答：“我是在读《人民日报》，不小心读出了声音。如此而已，并未拍手！”铅笔又折断了！我把它摔在地上，恨不得再跺它一脚，心中不忿，暗自嘟囔：“不是驴不拉，就是磨不转！不是钢笔不下水，就是铅笔又折断。”
……
九月二日我被宣布：“确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九月八日，在市委机关报《大众生活》上，标题赫然入目：《魏紫丹是大右派分子章乃器、储安平、葛佩琦在我市的应声虫！》尤其其中白纸黑字写着，说我猖狂已极：“魏紫丹拿着报纸，学校有五个党员就在四个（！）面前说：‘要杀你们共产党的头！’”甚至我在中国科学院出版的《数学通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也给说成是抄袭王九丹（河漏）的。为鼓舞左派的斗志，他们在斗争会上首先宣读报纸，并宣称，这是历史性文献，用以庆祝他们的胜利，打击我的狂妄气焰。报道通篇可以用三个词概括：“捏造、歪曲、夸大”。听过报上的胡说八道，我就压抑不住反驳的冲动：“即便我是特务、反革命，但我只要不是神经病，也就不会跑到你们面前去喊：‘要杀你们共产党的头’，难道我活腻歪了、要找死？我才二十四岁，还不想夭折。”我气得上气不接下气，“这样说吧，咱们对对质，我在你们哪一个面前说过这话？请举手。”结果“五个党员”面面相觑，都争当“五个党员”中（我没给他说过的）的那“一个”，而不当（据说我给他们说过的）那“四个”。我想，你们真是胆大妄为！到底要把党报当作何物？你们这样抓住鼻子不顾腮也好，越明显地违背情理越好！秃子头上的虱子反而好抓，要是似是而非，纠正起来反倒费时费事。
有梁乖真的一个狗腿子，名字叫做“卖引弟”（卖这个姓不多见，名字的意思，她曾告诉我过，是她父母希望在生她之后引出个弟弟来。她是生物学教师），她在给我提意见时，我却正在盘算着如何给《大众生活》以有力的回击，当时心不在焉地瞥了她一眼，没想到吓得她猛一抖索，随后又壮着胆，气势如牛地声称道：“你瞪我；我也不怕!”
散会后回到办公室，我模仿着列宁雄辩的风格，给报纸去了一封有根有据、得理不让人的声讨信。我的居心，就是要激怒它！有理咱就辩，反正我成竹在胸，真理在握，既然打破头就不怕扇子扇。后来我的同学（任报社文学总编辑）向我报信儿：“报社接你来信后，很被动，说：‘稿子是下面他们支部送来的。’”
我知道他们靠谣言吃饭，底气不足，我相对占精神优势。但我认为必须讲究策略，方可设法转虚胜、为实胜，否则，就有可能把好酒做酿成一缸醋。于是我把《毛选》中关于战略、策略的论述，反复学习。把心得集中到一点就是：在战争的展开中，敌人一定会犯错误的；要密切关注，抓准战机，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我又忆起《孙子兵法》上说，敌人不犯错误，你就战胜不了敌人；你不犯错误，敌人也战胜不了你。只有敌人犯错误，而你不犯错误，你才能战胜敌人。我想，也就是，一个跳蚤不犯错误你都抓不住它。由于我反击《大众生活》，旗开得胜，尝到了敌人犯错误的甜头，就故意进一步激怒敌人。对他们给我的栽脏、胡编乱造，我拍着桌子声讨他们，寸步不让，真的，不是他们跟我拍桌子。好像这也正中他们的下怀，假如我要老实交待，获得从宽处理，反倒不解他们的心恨。他们以为现在捏造的材料，已足够我吃一壶了；我却内心也在窃喜，看我把你们告到市委，你们这个弥天大谎怎么给你们的上级交待？别说违反政策就意味着破坏运动，光说你们这一副副扯谎撂炮的嘴脸公之于众，看你们今后还怎样做人？更何况，我还把材料告到了中共中央？于是乎，我们交战双方都陷入对对方的幸灾乐祸，和自个的兴高采烈中！
在这样硬碰硬的斗争中，牺牲惨重，尸体狼藉。我把笔记整理了一下，意见（即我的罪状）已经超过一百条了。上级如来调查，虽能说明他们不按政策胡乱来，但一条条落实，已经不胜落实了。如再继续恶性增长下去，更对我不利。我就又从《毛选》中搬救兵。用了许多战例说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先退一步。于是，我第一次在斗争会上逆来顺受，隐忍守志，并诚恳地检讨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骄傲自满情绪，企图对他们造谣的势头釜底抽薪。但也没忘记要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不能放弃有利形势下出击一下的机会。我检讨时还刺了狗腿子一下，说：“我对卖老师深感内疚。大鸣大放本是为了整党，人家一不党、二不团，只是在争取火线入党；大家都看不起她，我认为这不对，她好给领导汇报同志们的缺点，安的却是好心眼，她是要靠拢党和帮助同志。我曾如实告诉她，‘大家讨厌你好打小报告’，但我却未如实告诉她，别人都说她是个‘无耻的女人，溜沟子的巴结三儿’。这是由于我小资产阶级爱面皮，才帮助同志不彻底。”她脱口而出，一口否认：“你从来什么都没给我说过！”我也立即回答：“你别包庇我，我都认识到了，你又何必呢？”我看到王豪杰在下面扑哧笑了。
运动僵持了一段，领导和同志们都有点厌战了，觉得如果我接受他们的造谣污蔑，就可见好就收。因为我挡着道，打乱了运动的进程，对许多别的右派的斗争，八字都还没有一撇；特别可恶的是，我还为别人树立了一个狡猾抵赖的恶劣先例。后来他们给我归纳为十大罪状，并用许愿来进行政策攻心：只要我承认，还属于“坦白从宽”的范畴。“哼！我才不管你饭稠、饭稀；诱降？没门儿。”
“高尔基同志说：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梁乖真咋咋唬唬地宣布：“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从此隔离审查，让我单独到一边写交代去。
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在我闭门造车的两天期间，市委宣传部朱秘书驾临，好话歹话说了一箩筐，临了说：“市委认为你年轻有为，去年让你在全市向科学进军誓师大会上作典型发言；今天你头脑膨胀，恃才傲物，走向反党的道路，我警告你，你没什么了不起！你如果不接受挽救，别说你一个魏紫丹，就是十个魏紫丹，中国没有你照样建设社会主义！”
“我希望市委能研究研究我的申诉。我认为学校不实事求是，运动的方向打根儿就错了。”
“学校如果按兵不动，不搞反右，那方向就错了，只要是在搞运动，上前来说，方向就是正确的。这是本质和主流，其余都是枝节和支流。”
“理能这样讲吗？”我心里想：“完了！他一屁股坐在梁乖真一边；混球儿一个！”
第二天市监委王委员来了。一张虚糕脸，令人恶心，我立即断定来者是个吹胡子瞪眼睛之人。他坐在我的床边，说：“我的任务是说服你认识错误，知过能改，还是一位好青年。”倒是长者的口气。我硬是耐着心，装作虚心往下听。
“我经的运动多了，延安抢救运动，许多人，正在交待问题就拉到山沟给枪毙了。后来毛主席规定‘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运动才走上健康的轨道。这次反右也是这个政策。”他看我的反应，看我在纸上写什么？我把纸递到他面前：
“我思右派虽冤案，天经地义惟改造”。
接着说：“改造世界观对于我是天经地义的，问题是划右派的根据纯属子虚乌有。”
“这是群众运动呀！哪能像你教的数学二乘二等于四那样准确？认死理是要吃亏的！政治可不是闹着玩的呀！我不是吓唬你，你前面就是万丈深渊，再走一小步马上就一切都完了；于你、于小韩（我妻子）都成千古遗恨。”他还怪了解我哩！
“你说怎么办？”我为他的真诚所感动，又在他脸上扫了一眼，不觉得他恶心了。可真是，人不可貌相。荀子说：“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
“依我说，你立即承认错误，还是有前途的。”
“不合事实怎么办？”
“管它合不合事实！你就相信，反正胳膊拧不过大腿。”空气宁静了半分钟，“你是我那个老小最崇拜的老师。”
冲着这句话，我吃着劲盯着他的面庞，脑子里出现王诚清晰的画面。“是王诚——诚实的‘诚’吧！因为我还有一位学生叫王成，成功的‘成’。你的老小，他去年考取了开封师范学院。”
“正是。他暑假没回来，在学校参加运动，可能言论上也有点问题。”
“那我就更不能违心地承认‘错误’了。为了骗取从轻发落而撒谎，不合乎我对王诚关于‘老实做人’的教导。要是那样，今后我还怎样为人师表呢？”
“人各有志。”他喟然兴叹：“爱莫能助，我只好无功而返了。”
“请王同志你把这个材料带到市委替我反映一下情况！”我递给他一本五十九页的申诉书。《我的一些意见》，这个题目都是受到了储安平《给毛主席周总理提一些意见》的影响而命名的。我对他们一百多条不实之词逐条驳斥，不管言者有罪无罪，总算把他们驳了个体无完肤，该说的话，一吐为快，言无不尽。
我所以能苦撑着“豪情满怀”，是由于：一，我干板硬直，他们除了靠造谣，就无法抓到我的小辫儿；二，我不是捏个方就方、捏个圆就圆的人。在本市还小有名气，领导谈起我都说：“魏紫丹是个才子。”三，我对总的形势有个估计，确信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刚刚前一时本省处理了“宋北方事件”，省委为学生宋北方所受冤枉平反，受处分的最高领导我记得是商丘地委书记（？）纪凯夫，他自称是“几乎中央委员”。所以我说共产党就是真理的化身，事情再复杂最后总会真相大白。尤其是毛主席在莫斯科接见留学生说了“共产党最讲认真”那一番话，简直是让我抱住了真理的大腿。因为后来宋北方被安排到团省委工作，他来我校视察工作时跟我交谈过。所以我认定，今天的我就是昨天的——更准确些说是明天的宋北方；四，是毛主席亲自保证“言者无罪”，以十二万份诚恳的态度请求党外人士提意见的；别说他是我们心目中独一无二、顶顶伟大的领袖，就是随便一草芥小民，只要是正经人，也不能说话不算话呀！除非他是一个流氓无赖、死皮不要脸的畜类东西！
又轮到我到大会上去交待我的右派言行了！走到会议室门口遇见了王豪杰，多想从他的眼神里寻到一丝安慰啊！不料他偏偏扭过去了脸。开始开会，上前就给我一个出乎意外的惊喜，梁乖真说：“党中央是我们的党中央，不是右派的党中央。”我脱口而出：“是谁说的？难道你敢规定党中央是谁的不是谁的吗？党中央是全国人民共同爱戴的党中央。”他没反驳我，只是从牙齿缝里冲出两个字：“可恶！”不过，他的说法等于透露了，我写给党中央的信有了回音。他接着宣布把对我定的十大罪状，减去一半，剩下五条，并指出：在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一条是彻底清算自己的罪过，跟大家一起参加运动，揭发自己小集团的成员，争取戴罪立功；一条是继续顽抗下去，与党较量到底，不用说这是死路一条。他在等我表态，我面临最后决战的关口，一时踌躇。这时，半路闯出个程咬金，就是王豪杰，他高举着手：“报告！我揭发。”梁乖真愣了一秒钟，“也好，你先说也行。”
“魏紫丹受地主家庭出身的恶劣影响，根深蒂固，他仇视工农，丑化工农干部。他在背后给我说，我们的梁书记是‘梁菜包，一肚子青菜屎，狗屁不通’！”
原子弹爆炸了！狂飙为我从天落。沸沸扬扬，义愤填膺，是可忍孰不可忍？看谁的阶级觉悟蹿得高吧！一个个红头涨脸，愤怒声讨我对党的污蔑，都来揭破我“热爱党”的画皮！我却在警告自己：“冷静、冷静、再冷静！沉着、沉着、再沉着！”
后院失火了！连我尊敬的长者袁鸿儒先生都要与我划清界限。他是语文教研组组长，我是数学教研组组长，我俩是忘年交。只因为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我替他把被窝搭出来晒了晒，就成为我们是右派小集团的铁证。现在他要对我反戈一击，揭发我跟他说过肃反积极分子夏银河（一滩儿）“阴险”。其实我们之间还说过比这更厉害的话，看来他是“话到嘴边留半句”了。
紧迫感驱使我，更得向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请教“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了。可是找不到可以对号入座的论述。
人们为了自卫，或为了染红帽子，都向我开火了，朋友也全都背叛了，惟有妻子自始至终抱着葫芦不开瓢。
私人之间、朋友之间言者无心的随便谈话，谁会想到今天竟都能上纲上线成为大逆不道的罪状呢？我说话还比王豪杰谨慎得多。是他先说梁乖真“熊包”，我随后跟着说“菜包”的。他对我无话不谈，告诉我说：“北京大学贴出了三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是一党专政”的大字报；“林希翎在北大演讲，说肃反多杀了七十万人，胡风是冤案。她拿出事实，舌战群儒。谁也说不过她，只能无理取闹，高喊‘打倒林希翎！’底下纷纷递条子给她：‘我们坚决支持你——林希翎！’”他说得眉飞色舞，我一则佩服他消息灵通，二则为他的正义感所感召。认为，做人就要如此坦荡磊落才好。这样勇敢的人，怎给吓尿了呢？
对立面之间，说话都互相提防着，就算那样，话仍是经不起分析的。比如卖引弟，她就在我面前赞扬过流沙河的《草木篇》：“我是教生物的，都没有发现草木的性格竟是这样美！诗人独具慧眼，科学应向艺术学习。”说着就大声得意地朗诵起来。王九丹在一旁，伸出食指，右手高举，口中振振有词：“碧指蓝天！”（《草木篇》中诗句）我认为这正是他们心灵美表现的一个侧面，说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说来也奇怪，凡是合乎美、合乎良心的事，分析下来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若用此例来报复他们，就会陷我于不义，尽管他们给我造了那么多谣，我恨死了他们。但我若是这样做，就不仅是攻击他们，而且是伤害美，伤害我本人的良心。对朋友王豪杰，我就更不报复他了；我这右派是没跑的了，再拉个垫背的又有什么意思！况且共产党就是这样让你狗咬狗，他好“渔翁得利”的。虽然我受尽右派的活罪，受过牢狱之苦，苦撑苦熬到了七老八十，但回首当年在反右派运动中，我没有对任何一个人，无论好人或坏人，对他的任何一件事、任何一句话，进行过任何揭发、检举，因而在反右派运动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由于魏紫丹，而给他带来了祸殃。拂心而思，聊慰终生，终算我没有白读了《四书五经》。读孔孟书，所学何事？孟老夫子所说的人生三乐、我有其二：“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惟有父亲在剿共战场阵亡，幼年丧父而失“一乐也”。可能是由于父亲遗传给我的精神基因，使我虽在苦水中泡了一生，失败了一生，但从来也未曾精神崩溃过！
——全书完——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