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4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四 挣扎与觉醒
当潘光旦先生在死前说出四个S——SURRENDER（投降）？SUBMIT（屈服）？SURVIVE（活命）？SUCCUMB（灭亡）的时候，显示了先生不甘于四个S、愤恨四个S 的制造者，只是无可奈何而已。你说说，当时谁是有可奈何？别说断绝了你的钱源（工资），即便你有钱，没有粮票足以饿死你，没有布票足以冻死你，没有户口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没有单位证明信使你旅无舟车，住无旅馆；甚至亲人划清界限可以揭发你；群众专政就可以随时随地追查你，扭送你；更别提星罗棋布的、各种名义的公安机关了。我劳教时，有位逃跑者想远离人世，跑到寺院去当和尚，人家要他的证明信，这一下他没辙了，后被抓回，他告诉了我走投无路的绝望。在这种极权下，除非你要第四个S，决定自取灭亡，或者说，当英雄、当烈士，否则，只有取前三个S，受活罪了。所以，当潘先生其言也哀地、总结自己一生是四个S 的时候，其实这时产生了第五个“S”，是SOBRIETY（清醒）的表现了。
“败”也中共，“成”也中共。一向把别人当成“反面教员”的中共，现在自己起劲地当起了“反面教员”。知识分子被教育得大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反党觉悟，钱理群教授说：“正是劳动教养将他从一个糊糊涂涂的右派，改造成了一个有自觉意识的真正右派，这大概是改造者未曾料及的。至于本书提及的劳教时成立的‘列宁共产主义联盟’的数十个参加者，更是‘网’自身培育出来的‘冲决网罗’的战士；这是足以使‘网’的制造者胆战心惊的。”（《序》）现在的知识分子如果不反共产党，只存在于如下两种情况之一：出卖灵魂，或浑浑噩噩。
知识分子的觉悟，人民的觉悟，是“谎言起作用的一般规律”的反应；这条一般规律就是，“谎言不能欺骗大多数人于永远。”这条一般规律具体到共产党身上，又体现为一条特殊的规律：
是共产党充当了尽职尽责的“反面教员”、“把坏事做绝”，才使大多数人识破了它的“把好话说尽”——这条铁的规律已经为共产党敲响了丧钟、是致共产党于死地的规律。所谓“铁的”，意即不可抗拒之谓也。
作者每一个常识水平的觉醒，都是以鲜血为代价的。如：“终于从骗局中清醒，斗胆地说出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话：‘我不相信！’”（页四十三，过去说“相信党！”犹如老和尚张口闭口就是“阿弥陀佛”一样。）“那时我太单纯了，也把革命看得太圣洁了。”（页六，曾为革命理想而大义灭亲；曾为爱情理想，一对青年恋人同时加入革命洪流；最后，轻于鸿毛，被吞噬于革命的化身、领导者的血盆大口中。）“一九五八年秋……我悄悄地对他说：‘我相信我们挨整的事是下面的人干的，毛主席一定不知道？’而他却用斩钉截铁的口吻对我说：‘就是他！’说这话时，我忽然发现他的眼眶里竟闪着泪花。于是这怒吼般的三个字，这怨我麻木不仁的闪闪泪花，对当年幼稚天真的我，真是振聋发聩的划时代的怒吼。使我铭记至今。”（页二十三）经过这次启蒙，作者提高了觉悟，在“叛国投敌”途中，看到了全国规模的惨景，就认透那些“假话、大话或骗人的鬼话、为了掩人耳目，把自己头脑发热、超英赶美、骨子里想当地球球长而犯下的低级错误，推给了永远保持沉默的大自然，说什么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在连篇累牍的报纸宣传中，舆论一律地在‘自然灾害’四个字的前面，加上‘特大的、严重的、持续三年的、百年未有的’四个刺人耳目的定语，为无辜的大自然制造了一桩空前绝后的大冤案。”并且谴责这个“恶魔剥夺了我们几千万兄弟姊妹、至高无上的生存权。”（页四十二-四十三）这一认识是很彻底地揭示了毛“骨子里想当地球球长而犯下的低级错误”这一“骨子里”的本质。这是官方和御用学者至今讳莫如深的。
劳改（包括劳教）队里，更是把饥饿当成残酷迫害的手段。加之于犯人们的，所以了解此情的人，一提到“劳改”，浮肿得如一尊佛爷、骨瘦得像一具骷髅，这样两极的形像，就会出现于你的脑际。在反映这一题材的作品里，都少不了要说到“饥饿”。本书专辟一章《难以忘怀的吃吃喝喝》，正经八百地谈论这一课题，好像是以战胜共产党的姿态、数说自己的英雄业绩、其内容之全面、系统、详细、透彻，可以说是举世无双。而点睛之笔却在于，它反映了本能的、求生的挣扎; 合法的、半合法的、非法的斗争；“生存是他不可被褫夺的最基本的权利”（页二一八）的？社会意识的觉醒。
本书所反映出的觉醒，不仅有政治的、道德的谴责：“在回顾毁了我一生的那场运动时我要说，人的生命是那样的短促，为什么要用一些神圣的名义，让不容易来到人世的人去承受肉体和精神的折磨？”（页二十四）“我拾起脚边的一块瓦片，在泥地上写下‘惨绝人寰’四个大字给肖大哥看，他噙着泪水微微点头。”（页三十一）“改革开放后，我在一个刊物上读到一首诗，依稀记得题目叫《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如果当年这位诗人知道世界上有个地方叫做黑监，他那首诗也许就不会用这样一个题目。”（页一零五）“我永生永世地诅咒将无数善良青年置于死地的魔鬼。”（页一六七）
除愤怒声讨以外，还从法律上进行了追诉。本书对当局的无法无天，多有斥责。运动害人，无法无天；草菅人命，无法无天。即便有法，他也可以不执行，或任意执行。这里还搅着一个政策的问题，“我被依法惩处了二十三年乃至到了‘人之将死’的今天，我仍然为许多法律问题所困扰：比方说我依法判了刑，却又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策平了反，这就意味着政策能纠正法律所犯下的错误，显然政策在法律之上，能约束法律。政策是党的政策，听党的话就是执行了党的政策，党叫我帮助他整风，叫我大鸣大放，党叫我畅所欲言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那时我是个年轻的基层干部，大政方针从上级布置后照办，提点意见也不外乎鸡毛蒜皮，什么县委书记作报告要避免读错别字之类的无关宏旨。然而胆大的法律又竟敢置言者无罪的政策不顾，说我向党猖狂进攻，判处五年管制送劳动教养。从这一点看，似乎法律又在政策之上……”（页四十五）其实这个问题，在鸣放时期已经有很多人提出？当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说：“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他因此而被划了右派，至今这类问题仍是一笔糊涂账。因为这不是法律部门或法律学者所能够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共产党里有个政法委，虽然从法律观点说，他什么玩意都不是，但他却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至于在执行方面，“我国的许多政策法规，官员在制定它们时，或者简要地说只要政策法规里装配了某种神秘的仪器，因此，一旦这些政策法规妨碍它的制定者的行为时，或者简要地说只要政策法规通过神秘仪器识别了来者是一名官员时，该法规便会朝有利于官员的方向自动‘倾斜’（这是一个妙不可言的词汇，近年来十分流行）。例如周老太的侄女是一位有头衔的官员，死人不准运到外地的政策法规在她面前‘倾斜’了一下，救护车载着大块冰砖保护着的遗体，经数百公里之遥去到了朱老弟的户口所在地。”（页二九五）
中国的法律不仅残缺、虚假、残酷，而且荒唐。即以罪名而论，我敢肯定，就算是法学权威，他也难以知道，什么叫“梦奸罪”。本书中，以“梦中犯下的罪行”为小标题，写道：一七六 号（犯人代号）不过二十出头的年龄，甚至还有几分孩子气，他暗恋着家住对面的一位豆蔻年华的女郎，一天，他与女郎八、九岁的弟弟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和你姐姐抱在一起在床上睡觉。”往下他就再无其他作为。因为该地方风气极端保守落后，弟弟当趣事告诉姐姐，姐姐竟做出过激反映，三天后自杀了。法院宣判：“一七六号以梦奸罪判刑三年。”（页九十五）
任何法律也不能判疯子死刑，在中国不仅能，而且在死前还要让他受足活罪、捆绑吊打、用军犬撕咬相恫吓、冬天冷水淋头、假枪毙把人吓疯。真枪毙又是如此这般:
押到主席台前进行审判的反改造分子五花大绑，每两名士兵扭着一个现行犯快步进入会场，为首的一个背上插着死囚标牌的竟是杜疯子，他漠然的表情，说明他不知道即将发生的事对他有多么重大。他不哭不笑不吵不闹，时不时还抬起头来环视一下会场，然后嘴皮子蠕动几下似乎嘀咕着什么。扩音器吼叫着他的现行罪状……最后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按惯例，这种大会的最后一个程序是全体犯人从已被枪毙者的尸体边绕过，形式上倒和现今流行的对某些人物的遗体告别仪式大同小异。区别只是此间的目的与杀鸡给猴看异曲同工，当然这也得纳入苦口婆心的范畴。”
我从杜疯子尸体边走过时特意放慢了脚步，我看见他脑袋的右上方已变成一个巴掌大的窟窿，旁边涂洒着红色的血和白色的脑浆，还有一团团脑浆和鲜血混合的小块…… 左脚上穿着一只布鞋，右脚却赤裸着，估计是推赴刑场时跑掉的，我知道劳改队是不发布鞋的，莫非他穿的仍是那年他妻子为他送来的那双鞋。”（页一四七）
据我所知，作者写到这里再也禁不住大哭了好长时间。然而作者还将此比作“对某些人物的遗体告别仪式”，这个含意是多么深刻，而又是多么辛辣的幽默啊！这也是本书处处所包含的美学意味：以写喜剧的手法来写悲剧？使悲剧更悲，即如：“要想甜，放把盐。”
看过此书的许多朋友，如著名诗人流沙河就说过：“此书如写成小说，就是一部《日戈瓦医生》，”作者二十出头就是青年作家，他当然是会写小说的，但他考虑到小说是虚构，读者不会确信这些超出人们想象力的惨绝人寰的事实，会在时钟的具体滴答里、在具体的众多的血肉之躯上发生。本书是历史，绝对没有丝毫的虚构，这也是我在一开始就肯定了的，它的史料价值。
另外，作者本想在国内出版此书，所以在书写上分外自律，不仅言词上磨钝锋芒，而且在追究罪恶的根源上也是浅尝辄止，只保留最基本的史实，我举一例，该书在写过“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一篇国情咨文中，他的一句话引起我的警觉，他说：‘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名词正被人滥用着，他们把警察统治称之为解放……’。”在这话之后，特别又加了一句涂上保护色的话：“这话可能是对他当年的政治对手苏联（？）说的。”（页五十三）从这句“此地无‘中共’三百两”的话里，即可窥见一斑：此书决不会有“直指中共的”特别是危及现政权的、过激的东西，至多是“同着和尚骂秃驴”。就这，为在国内出版此书，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甚至有社会影响力的名流相助，也无济于事，所有出版社都以“上级通不过”而一一告吹。由此可证，某些人士散布的“国内言论尺度已经放宽”；只是自欺欺人之谈而已。更甭说，前时发生的禁书风波了。
面对现实，加以展望，中国的法治道路，中国法学的学科建设，简直让人望而却步：表现在海内外的民间方面，则是抱着幻想。企求中共建立与健全法治，而罔顾中共的命根子则是人治、党治，所以表现在官方方面，尽是欺世之谈，如俗话所说：“把孩子哄得不哭了算拉倒。”雅一点说，就是让你永远“望梅止渴”。
我们喜见右派作为一个群体，已经有了反党的自觉。更喜见，如人们说的：“若按一九五七年的标准划右派，全国就都够当右派了。”我不知，有没有一个勇士站出来，拍拍胸脯：“我就不是！”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可共产党却在五十年间就把国人“树”为右派。能说这不是大跃进吗？不过，这个大跃进的后果，不是饿死四千六百万人民，而是为共产党自己“树”了千百万个掘墓人。
我们应该记取的历史教训是，右派鸣放中的言论，不管尖锐到何种程度，大多是旨在完善党、完善社会主义，大多是补天而不是反天，结果证明，这就如同完善铐镣、完善陷阱、完善癌细胞一模一样。有了这个教训，就要认识到，你向他要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就是缘木求鱼和与虎谋皮。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患；与虎谋皮则会果腹虎皮中。从中共那一方面说，他赏赐你民主，只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我刚进入劳教农场，就有一位右派告诉我：“原来毛主席说，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后来在报上发表时，改成民主只是手段了。就是说，让我们鸣放只是耍手段。”所以，只要你听到共产党说要扩大民主，不管他说民主是个什么东西；你就认定他‘不是个东西！’是他在耍手段，他万变不离其宗的主意是：“我们就是要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说复杂是真复杂，但如果简单些说，那就是，你想一想该怎样对待铐镣、陷阱、癌细胞；也就是对“该怎么办”？（去掉？）做出的回答总之是，与虎谋皮则会后患无穷；君不见维权民众、维权律师、暴露实情的记者、上访者、法轮功、家庭教会、异见人士……前仆后继、纷纷葬身虎皮之中乎。
现在的觉悟，已经聚焦在这一点上：你是继续与虎谋皮呢，还是把毛泽东的话反其道而用之，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
“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九日）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