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25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附录五：还原反右真相
——读《反右研究文集》有感（之二）
反右真相之所以需要还原，是因为官方居心要掩盖历史罪恶、隐藏与消灭原始资料、篡改事件本来的样子，以误导世人。又因为，“起因”关系着事件的本质，所以，难度和关键以及与会者的注意力就比较集中地表现在这个方面。遇罗文说：“我一直认为，反右运动不是偶然发生的，即不是毛泽东的一念之差，也不是他突发奇想，而是蓄谋已久的。因为前几年的镇反运动就消灭了大批有可能对毛氏政权不满意的人，反右只是这种政策的继续——方式有所区别，目的都很明确——剥夺这些人的说话权利。”他“看出这么一个规律：凡是那些为民请命的、有独立见解的、民众喜爱的人物，都难逃厄运——躲过了这次，躲不过下次。所以在毛氏政权下反右是必然的。顶多改变一下时间、名称，受害的依然还是这些人。为什么？因为你想做一个好人。邪恶政权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好人。”（页二十四-二十五）张轶东说：“我认为，不可低估赫鲁晓夫在一九五六年前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秘密报告对于毛泽东的影响。
“其实，远从一九三零年的富田事变起到一九五五年的肃反为止，毛泽东一直是依靠高压和血腥夺得和维持他在共产党内、红区和国内的统治的。但是在那一时期，他的这种统治和统治方法，是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斯大林体制为依靠的，即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斯大林这么一个上帝。而在当时所有共产党掌权的国家乃至一些西方共产党中，都有一个小斯大林。
“然而平地一声雷，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在前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彻底推翻了斯大林这一尊神。这不只是否定了斯大林个人，而是从道义上、理论上和制度上都否定了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国家内有一个至高无上，集一切大权于一身的领袖。于是在所有共产国家（主要是东欧国家）小斯大林们纷纷受到冲击，波兰的布鲁特急病交加，没回到华沙就死了。匈牙利的拉科西在该国人民十月起义中被推翻。我本人因当时身在前苏联，对赫鲁晓夫报告所引起的震撼深有体会，这是当时在国内和西方的中国人所感觉不到的。”
“其实，前苏共二十大对毛泽东的致命打击，还是从理论上否定了在任何一个共产党和一个共产国家内，必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专制领袖。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地位。”（页五十六）这最后一句话，简直太中肯綮了！而从他亲历的事实中却得出这样一个不应该得出的结论：“在中国的确有过一个民主潮的兴起。而且这个民主潮的鼓动者就是毛泽东本人。”（页五十七）毛不是说要“钓鱼”吗？“民主”之饵对知识分子最具诱惑力，这就是谜底。对此，张先生说：“我的这种分析，的确只是个人推理，而没有原始材料作证，但是，‘阳谋’和‘引蛇出洞’，不也只是毛泽东事后说的，而没有事前的原始材料作证吗？毛泽东肚皮里的东西是不可能变成文字资料的啊！”（页五十八）“阳谋”是胡说。至今虽众说纷纭，但是，无论党内外，却没有听说有人支持“阳谋”说的。赵紫阳说：“阳谋是托词”。“引蛇出洞”属于阴谋，很多人，包括李维汉、胡耀邦等都承认毛在五七年五月十五日以后实行“引蛇出洞”；争论仅在于，从一开始“毛泽东肚皮里”是否就心存“阴谋”？姚监复说：“既是阳谋，又是阴谋。”他说的“阴谋”仍是指五月十五日之后。他说的“阳谋”是指：“一九二六年，有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这篇文章有的地方打了XXX，上面有眉批。XXX 是《毛泽东选集》里删掉的，上面的眉批是《毛泽东选集》改的。这里我念一段：‘一部分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和学生乃极端的反革命派，乃民族革命运动之死敌。中产阶级右翼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大部分留洋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要成为我们的敌人……’因此，从一九二六年开始毛泽东实际上把共产党变成一个现代的、半现代的青红帮，以农民为主的一个革命造反派。到胜利以后，它就变成一个特权，在这种情况下，它必然对知识分子憎恨。李锐告诉我，三十年代的左派，内部杀了十万，四十年代的整风，有资产阶级思想就被整肃。一九五三年社会主义总路线时期，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知识分子被划到资产阶级一边去了。这就是阳谋。”（页六十二）应该说，这正好就是阴谋，或说，这就是反右的远因。毛明明是从来就敌视知识分子，这个时候却表现出空前绝后地、笑容可掬地、嬉皮笑脸地、千呼万唤地请这些“党外的朋友”、“有志于改革的志士仁人”，拿出“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帮助党整风。为解除你的顾虑，猴不上杆直敲锣，又是信誓旦旦：“言者无罪”，又是保证“参加和退出自由”。事过五十年，回头看，除了欺骗还是欺骗；出河才见两腿泥，阴谋、阳谋泾水、渭水间！
章立凡对此作了专文论述，《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的两大政治目标——“反右”动机之研究》。他说：“一九五七年的政治风潮，可分为两个阶段：先是党内‘整风’，后又全国‘反右’。只有把‘整风’研究透了，才能搞懂‘反右’。历史的内幕和人物的心态都是复杂的，从前因后果上看，整风的目的未必纯为‘引蛇出洞’，只因‘反右’的创痛太沉重，以致很多人忽略了‘整风’也是有目标的。”（页七十九）这个“纯”字，自是无可反驳的。因为“纯”者百分之百也。谁能保证整风的目的连百分之一的不是“引蛇出洞”都没有呢？如果不说“纯”而说“主要”，就好说了、并且连“兼”也排除了。这也才绝对合乎毛自己的哲学：“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的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坠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毛泽东选集》，四卷本，页二九七）这时候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遇到了大地震，波兰，特别是匈牙利，知识分子、大学生，联合工人，举行起义，纳吉提出要建立联合政府、苏联撤军、走芬兰中立化道路。这要是抹上中国特色，就是要反对“党天下”，反对“一边倒”。毛尚未号召党外、帮助党整风前，对党内说：“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三三四）随后的号召帮助党整风，就是因为“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定要“蚂蚁出洞”、“乌龟王八都出来”，要诱着他们“吭声”的吗？
“我看要准备出大事……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我们已经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请我们回延安怎么办？”（同上，页三五二）再加上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对苏联“解冻”、反对个人崇拜，现在的人都无法想象反应是何其强烈！这些我就不展开了，有兴趣的去看看毛反右前的所有对内讲话（都在毛选五卷上），再看看前后两副绝然相反的嘴脸，就不用我多置一字，事情本身就具有自明性了。
章先生说：“以致很多人忽略了‘整风’也是有目标的”。他对整风目标的叙述倒是很谨慎的。而“很多人”却相反。许良英说：“不少人，包括李维汉和陆定一，以及邓小平定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论述鸣放、反右历史时，都重复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五月以后那种自欺欺人的论调。出人意料的是，被官方斥为‘自由化分子’的阮铭，直至八十年代还持这种观点。甚至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录，竟也附和这种颠倒是非的说法，说什么毛泽东“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李医生显然不了解外界实情，轻信了毛泽东自编的由头。”（《关于反右运动的片段回忆和思考》，《北京之春》一九九七年二月号》）其实，何止阮铭！王若水说是“急转弯”（《新发现的毛泽东》第二七五页。）；赵紫阳说“阳谋”是“托词”（柳萌《邓小平是反右运动的特大刽子手！》）；胡耀邦说“引蛇出洞只是短时间。”（《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二一二页）朱正的“毛确实有消除弊端的愿望”说（《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页五四零）、凌锋的“大吃一惊”说（《中共风雨八十年》，页一二四）、余英时也信了李志绥的“毛错估”说（〈在榻上乱天下的毛泽东〉，《反叛的御医》，页九十二）等，和本书上大部分人，都是这样认识的；至于“猖狂进攻”说，就更不屑一提了。在识破这一阴谋上，有先见之明的，刘宾雁说，只有邓拓一人（刘宾雁为华民《中国大逆转——反右运动史》作序：《毛泽东一手定乾坤》），我认为吴宓教授也该算一个。有后见之明的，有李慎之，许良英，刘宾雁，王若望……就多了。
问题中有一个奇怪的共性：凡不赞成“阴谋论”的，只要据实论证下去，就必然反而导致“阴谋论”。前已屡见不鲜，谨再以王若水为例以明之。他说：“从整风以后，党外人士、知识分子批评的尖锐程度超过了毛的预料，当时干部的怨气也超过毛的预料，于是，他来了个急转弯。”（《新发现的毛泽东 》第二七五页）且看他随后在第二九三页又是怎么说的？“在这次会议（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可以看出（毛和刘、周）有不一致的地方。一，在如何吸取匈牙利的教训上，刘少奇强调搞好经济，关心人民生活，扩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毛泽东则强调阶级斗争。在经济建设的方针上，周恩来强调稳妥可靠，批判了一九五六年的冒进倾向：毛泽东则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错误难免。在第一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了来年“反右派斗争”的杀机：在第二个问题上，则为其后的批评反冒进和大跃进埋下了伏笔。”
好一个“杀机”！先一年有“杀机”，来年动手“杀”，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哪里用得着“急转弯”呢？
由“杀机”论导致“急转弯”论，在逻辑上，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而在事实上，二“论”则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只有毛先有“杀机”，后来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才会有“急转弯”，同时，这也才叫做“急转弯”。
我所以说王先生发现的这个“杀机”好！好就好在，这使我们看到，毛一九五六年怀有“杀机”后，一九五七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宣传会议上以及天安门城楼上，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所表现的态度诚恳，开放开明，温柔敦厚，谈笑风生，活泼风趣，甜而且美，脸上堆着笑迷迷……这一切，是为中国人形容阴险毒辣，阴谋诡计的词语——“口蜜腹剑，笑里藏刀”，作了一个血腥的表演。同时使人们反思到，如果不是出于阴谋，他的这番表现，与对梁漱瞑的泼妇骂街、对胡风因言定重罪相比，是极端反常的，也与他“哪个虫儿敢开口”的、不容他人置喙的一言堂恶霸作风，绝不相容的。
章先生论政的着力点有二：一是变联合政府为一党执政，一是变党的领导为个人独裁。就是章诒和说的：“中共独霸全国，毛是独霸中共”。（页四十二）也和本书二一六页之拙文《再论“反右”与“文革”》的“两个范畴”说，具有相通之处：“毛泽东自认为一生中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打倒蒋介石，党内赞成的多，反对的少；一件是发动文革，党内反对的多，赞成的少。何以如此？从‘立’讲，前者是建立共产党的‘党天下’，后者是建立毛氏的‘家天下’；从‘破’讲，前者是‘打倒反动派’，后者是‘斗党内走资派’。当然，‘家天下’绝对必须以‘党天下’为基础。”故而，反右在先，文革在后，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我对本书的内容归纳了一下，总结出，要想彻底恢复反右的本质真相，就必须认清如下的九对矛盾：一、反对斯大林主义与拥护斯大林主义——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作的秘密报告，在中国引起的反响；二、中共八大路线的建立与废除——中国的政治风向标；三、反冒进与反“反冒进”即反右倾——党内斗争的主要形式；四、双“百”方针与大鸣大放——灭资兴无与反击右派的预谋；五、波兰事件与匈牙利事件——引发毛泽东决心要开展新式肃反，彻底铲除中国的“蚂蚁”；六、毛在党内的秘密讲话与在党外的公开讲话——阴谋乎？阳谋乎？无谋乎？ 七、中共整风与邀请党外帮助整风——引蛇出洞；八、反右前与反右后的各项重大政治运动——“龙”从哪里来，“脉”向哪里去？；九、共产极权制度与毛泽东个人野心——狼狈为奸，如虎添翼。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