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11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附录四：不堪回首忆往年
——读《反右研究文集》有感（之一）
在普林斯顿召开的“反右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第一个、第二个十周年，是在文革大动乱和余波荡漾中，自无召开纪念会的可能；三十周年时，政治气候尚可，不料被钱伟长向当局告密，会议倡议者方励之、刘宾雁、（许良英被误认为是）王若望，被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受到开除出党的惩处，会议胎死腹中。此后，直至今天，“反右”一直是禁区，作为话题都比不上文革曾经有昙花一现的解禁，文革毕竟曾被“彻底否定”过，所以反右五十周年纪念也只能在海外召开。国内小规模、零星的纪念会，就像是“春风野火”般地跟国安打游击战。
我们这些老右派历经艰险，深知天下无易事，得来全凭费功夫！因而特别感谢会议举办人的劳神费力。对于我们这些在倒计时中生活的人，六十周年的会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不仅对此次会议的巨大意义有高度的评估，而且估计到它很有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因而，《反右研究文集》作为大会的结晶和硕果仅存，也就更加“弥足珍贵”了。我本人是，书一到手，爱不释手，时间优先，一气读完。
王若望先生生前曾说，死了的有话也不能说了，我们趁活着、就要说。现在他老先生也作古了，我们这些来日无多的老右派，如果不赶快说，恐怕就会因对不起作为历史见证人的使命、对不起自己流血、流泪、流汗的惨痛代价，而死有遗憾了。我们这班人不仅有使命感，而且有急迫感。李昌玉说：“我可以像众多退休老人一样，终日无所事事、悠游林下，或打射门球下下棋，也可以游山玩水、周游列国，还可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总之我可以非常太平、非常安全地寿终正寝，但是我在良知上觉得自己还是应当报答历史对我的恩宠，这就是把我的经历、阅历和思考还给历史，因此我被迫选择了这种在中国要冒犯政治风险、失去安全保障的生活方式。”（页十七。凡引自本书，只注明页码）
与会的每位右派都是抱着这同一想法的。张先痴说：“我不计后果，我要勇往直前，到了我这个年龄，如果我们还象胆小鬼，就对不起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后代。我们应该像李昌玉先生一样，勇敢地出来写，出来说。”（页二十九）为什么写出这些东西还需要“勇敢”呢？这，除了因为是要冒外在的政治风险外，还要经受内在的痛苦折磨。张先生写《格拉古轶事》，曾告诉我（这个也是许多右派写回忆录的共同情感经历）：多次为自己和朋友的难苦哭泣而搁笔。我在为他写的书评中，专门写了一节“受罪分类学”，简述如下：“第一步，把所受的罪、分为死罪（自杀、被杀）和活罪；第二步，把活罪分为心灵的（辱骂、批斗、花脑壳、住黑监、假枪毙）和肉体的；第三步，把肉体的罪分为刑具的和非刑具的（饥饿、超体力的劳动、毒打、武斗似的批斗会、屡被推倒跌得鼻青眼肿，头破血流）；第四步，把刑具的分为法定的和非法的……”每一类别，都有具体内容，现在，作为一斑，单单指出：“非法定的刑具中，‘捆’，俗称‘挨绳子’，也是我们的国粹之一……坦率地说，我对这种酷刑深恶痛绝，一许因为我生性顽劣，我挨过的绳子的确不少……棕绳和麻绳捆起来的感觉并不一样，粗绳子和细绳子捆起来的味道更不相同，如果用细绳子捆紧后再浇水将绳子淋湿，感受更是具体（其实何需浇水，受刑者流出的汗早已将绳子浸湿，本人深有体会）。捆的时间长短则与疼痛程度成正比（但有临界点，如受刑者已昏死倒地，则疼痛将降为零，施刑者此时用氨水置受刑者鼻下以使苏醒，顿时其疼痛度又上升为一百，本人终生难忘之体会）。而穿着厚衣服或者薄衣服乃至于打赤脚受刑者感受的麻辣汤又别具风味。在挽绳子的方法上如在胳膊上饶三圈还是两圈，从颈背后往上提升到什么高度使受刑者感到最疼、次疼和微疼又另有学问。本人对法律可谓一窍不通，只是在法律对我反复而长期的实践中得到一些感受。我见过一个姓何的成都暴牙齿在监舍门边的一棵树上被捆了一个通宵，嚎叫了一个通宵；我还见过一个姓蒋的逃跑犯被捆得上身起水疱甚至睡衣脱不下来。总之，这种强力阻止血液循环而给人的椎心刺骨，别说我辈凡夫俗子，就是李逵、鲁智深也会疼得在地上打滚，张飞、岳飞也会疼得撞墙跳岩。”（《格拉古轶事》，页一五一）这种受罪的日子不是熬一天、两天，一月、两月，一年、两年，而是二十三年！
许多人用“九死一生”，来形容右派是怎么熬过来的。其实，对常人说这是形容，说经历“九死”只是言其“多”的意思，谁能真的经历“九死”呢？可对右派受的罪来说，简直是世人难以想象的；你去读一下北大右派学生领袖陈奉孝的回忆录《梦断未名湖》，请你毫不含糊地清查一下，他历经死亡的准确数字竟是“十三”次！他是从十三次的死亡中逃生的呀！右派文彻赫恩的妻子被干部强奸，我对他写的《苦难的历程》作的书评中写道：诬说是他们夫妻合伙预谋拉干部下水。对他隔离审查、加重劳动、还要他交待问题。冬天劳动多半是平整土地，用筐抬土。每筐重五十斤，要他一次抬四筐。下班后，每晚八点开批斗会，叫他交代怎样和妻子合谋把干部拖下水，怎样陷害干部进行阶级报复。每次开会就作喷气式，被揍一顿，打得鼻青眼肿，宣称，什么时候你承认、批斗会就什么时候停止。就这样，斗了他八个月，二百四十天，一天没拉。“我争那口气，死也得顶住，决不屈服！我已经两次从死神那里夺回了生命（所谓死过两次，一次是把他当成已死的人，拉在车上去埋，由于三辆堆满尸体的车子震荡，把他甩下来，掉在河里的冰上，把他冻醒了。“我要不醒，那活埋就是我的命运。”（《苦难的历程》页九十一）另一次是得了病毒性大叶性肺炎，两个肺全感染了。医学书上记载，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五），连死都不怕还害怕什么呢！我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罪名是共产党无中生有捏造强加的。如今我是受害者，又被诬陷为拉干部下水。难道天下竟有这样的男人，让自己的老婆叫别人任意践踏蹂躏吗？” （《苦难的历程》，页一二零）共产党胡编乱造的《白毛女》悲剧，倒是自己社会的真实写照；右派不就是白毛女吗？戏剧家文彻赫恩不就是白毛女吗？你听！白毛女在剧中的控诉，不就是他这时、内心悲愤的呼喊吗？——“刀杀我！斧砍我！好不该这样糟塌我！”
有一次，在斗争会上，把他妻子也叫来旁听。“你老婆已经承认了拖干部下水，你还不回头是岸，争取宽大处理！”（页一二零） 他已被打成血人，还要不停地打，流血过多，昏厥过去了。
可见，写回忆录对他们就等于是自找地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在自己的伤口上撒盐。但他们就是要忍痛而为，文彻赫恩在会上对我说：“我活一天，就要对共产党口诛笔伐一天。”最近打电话告诉我，他见人就说，就控诉共产党的罪恶，那个小城市的人都认识他了，有的说他成了祥林嫂。让我借用一下作为反右动员令的《人民日报》社论的题目：“这是为什么？”
任众答曰：“我们写书，我希望大家都写，把自己血迹斑斑的经历写出来，我总结的话就是：凝血成文史，留给世人知。”（页二十一）
林希翎答曰：“因为中共要把这段历史抹掉，不要说后代，当代的年轻人，对这段历史也莫名其妙，不感兴趣。他们最感兴趣的就是赚钱。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幸存者，有历史使命，我们作为历史的见证者，要把历史留下来。”（页四十七）
魏紫丹答曰：“我要写，更要推广别人的成果。”
刚逝世的党治国先生，他向大会提供的论文《家天下、党天下和反右运动》，让毛泽东的“反右”，向历史上一切暴君昏君、倒行逆施的“反右”，认祖归宗，而把他们这群祖祖辈辈、徒子徒孙捆在一起，一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在此，我谨向治国先生献上沉痛的哀悼之意、诚挚的敬仰之情！让右派精神永照汗青！
吴弘达先生在开幕词中说：“我们不久就会消失了，但历史上将永远留下一九五七年。”（页九）这使我在不胜感慨之余，又一次受到历史使命感的鞭策：与其像没出息的“蜡烛”，“成灰泪始干”；何如学辛勤的“春蚕”，“到死丝方尽”？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