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19日讯】(新唐人记者马宁综合报导）中共高层的特供由来已久。1941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从苏联带回了等级供给制，由此开始，中共领导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特供制度延续到现在。
中共高层的特供由来已久
中共文字狱中的第一个牺牲者王实味，在其《野百合花》里面对中共高层的“等级供给制”颇为不满。他在文章中称：“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1941年春，任弼时按照苏联体制健全了严格的等级供给制，同时完善了机关食堂的管理制度。
据《南都周刊》早前报导，当时的延安的伙食标准按照等级制度执行，如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工作人员伙食，分为“大中小”三“灶”：
大灶以小米为主，普通人即可享用，规定“每人每月须吃8次肉，每次4两”、“馒头每月须吃4次”、“菜内应增加油4钱到5钱”、“米要碾细，米汤中加豆子”等。
中灶的饭维持同等水平，并规定每人每月3斤肉，主要由科长级别干部或七年以上党龄者、技术工作人员享用。
小灶则要求米面各占一半比重，注意饭菜的调剂等，仅面向部长级别及以上的干部或十年以上党龄者。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王实味吃的便是“小灶”，而他并不满这种“特供”制度，于是便写了《野百合花》一文，“衣分三色、食分九等”之语，代表着其强烈情感。
“特供”之“特”
中共篡权不久，在北京玉泉山附近的“香山农场”建成，其产品专供副总理以上中央领导和部分老中央委员。
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人员，历任服务科招待员、办事员、总特灶伙食组组长等职的张宝昌，在2011年一期《文史参考》上，发表了一篇记录香山农场历史的文章，并称香山农场“开启了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
供给制年代，香山农场主要人物是保证中共高层的饮食供给，“除了保证‘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需要外，其他首长只能按照‘先来后到’、多则多给，少则少供等办法来解决。”
由于香山农场的特殊性，其规模也不断扩大，除了稻子和蔬菜外，玉泉山农场还开垦了山坡荒地，栽种果树。并按照三个级别区别果品。
据张宝昌在文章中的清晰回忆，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首长，市场价每斤两角五分；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每斤一角五分；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包括首长子女）每斤一角左右。
此外，香山农场还负责“少数首长在饮食方面的特殊需要”。如玉泉山农场还专为毛泽东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像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
这种特殊需要的特殊对待，被称为“专供中的特供”。
34号“北京食品供应处”
1956年6月1日，地处北京东华门大街34号的“北京食品供应处”正式营业。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被习惯称为“34号供应部”的食品供应机构，是一个正处级单位，也是如今由“第二商业局”股份改造成立的“北京二商集团”之前身。34号供应部是这个制度机构体系化、任务政治化的肇始。
“特供”之“特”，在于三个方面，即安全第一，高质量、高水准第二，方便第三。特供食品，要做到“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一丝不苟、绝不松懈、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所以其“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皆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
负责“特供”业务干部与职工，由商业局亲自选调，而保卫干部与化验人员，必须经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政治态度、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等，都是重点审查的因素。
大饥荒年代特供也未间断
1959年至1961年是中国的大饥荒年，但是特供制度却高度发展。
对享受“特供”待遇的干部，因权位高低和官职大小而制定标准。如“四副双高”（人 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与最高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的标准是“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之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1斤，每月供给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食油、果蔬等适量。”
而正、副部长一级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鲜菜、果蔬不等。”
凤凰卫视曾报导，由于商品匮乏、食物短缺，中央令全国各地以“政治大局”为重，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要支援北京。
此外，34号供应部管辖的专用生产基地，如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点加工厂、熟食制作车间、检测化验室等，均配备当时最先进的设施，“甚至连猪舍、养牛场都是聘请苏联专家设计和建筑的”。
